别闹了,费曼先生- 第39部分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

“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了！”

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成果都没有！

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

“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呢？

伪装的笨蛋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Ｌ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电是不是火？

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

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

“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

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

“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

“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

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

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命转呀！扭呀！——记不得他们说些什么——便挣脱了！

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

“噢？”他们说。

“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

“啊哈！”他们说。

“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

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

“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

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犹太人的学习传统

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

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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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6

。^生。网
你们就这样选书？

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

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

“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

“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６０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为学生选书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