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 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 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 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 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译注。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 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 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 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 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 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 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 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 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 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 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 1948 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 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 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 印度另建国家。1947 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 父——译注。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 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第二章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 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 他说道：“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 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 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 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 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 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 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 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 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 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 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 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 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 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 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 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 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 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 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 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 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 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 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 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 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 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三章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 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 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 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 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 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 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 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 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 问话结束这次谈话：“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 有特别的权利。
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 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 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 15 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 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 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 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 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 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 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 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 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 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 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 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 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 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 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 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 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 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 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 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 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 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 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 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 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 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 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 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 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 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 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 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 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 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 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第四章圣提尼克坦
我从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热烈地欢迎我。欢迎会 是朴素、艺术和爱的美丽的结合。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卡卡萨希布·柯列 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我在 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巴洛达邦举办一所叫做“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 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了给他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 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 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到“安纳”（意 即兄弟）的称呼，别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名称。阿难达南（史华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且一 个一个地成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 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他 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卡卡萨希布到各个院校去吸取经验，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 也在那里。金大满·萨斯特立原是同他们一起的，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帮助 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别分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 是他们的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叫人严守凤凰村学院所有的规矩。我看到由于 他兼有爱、知识和忍耐，使他在圣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贾格丹 南德巴布，尼巴尔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 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 问题。我向教员们提出来：如果他们和学生都不雇用厨子而自己做饭，他们 便可以根据学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厨房，并且可以给学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