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抢先， 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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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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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 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 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 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 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 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 行的。
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 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
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 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 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 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 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 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 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 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 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 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 清洁的必要性了。
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 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 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 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这一点在 1897 年和 1899 年的可怕 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济饥荒，1899 年的捐献 比 1897 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连印度 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 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 的新含义。真理象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 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 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
第十二章 返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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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 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 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 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 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 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 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 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 系在我的身上， 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 坚韧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 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 着我，到处为我安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 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 常隆重的。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 己为侨团服务是不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 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 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有一样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五十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 然而就是这件礼品也是为我的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礼品 分开。
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 深为激动，但是想不出办法。叫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是有困难的，叫我保 存这些礼品更加困难。
就算我能够收下，我的孩子们又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妻子呢？他们正 在受着训练去过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并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家里并没有值钱的首饰。我们很快就简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 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和钻石戒指呢？当时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 现在珠宝跑到这儿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我决定不承受这些东西。我起草一封信，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并 为之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 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终于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累。
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不会有什 么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从他们入手。
孩子们马上就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必须 转送侨团，而且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便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一定是为留给我们用的，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丢开这些东西？” 然而说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东西，”我的妻子说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着。 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从了。我可以谅解你不准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媳妇怎 么办？她们是一定要用的。况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这么好情 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
争辩就这样汹涌澎湃地展开了，最后竟以眼泪助威。但是孩子们是坚 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 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 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有我在，到时候 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你剥夺了我的首饰，我有了首饰， 你就弄得我不得安宁。还指望你给媳妇们买首饰！你从今天起，就想叫我们 儿子们当沙陀①！不，这些首饰不能退回去。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 项链？”
①沙陀（sadhus），泛指刻苦修行的人——译者注。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为了答谢你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的服务 而送的？”
“我同意。但是你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的服务，我日日夜夜为你操劳， 难道不算是服务吗？你使唤大家来逼我，使我痛哭流涕，而我却为他们当牛 马！”
这倒是一语道破，有些话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决定退还这些首饰。 我总算取得了她勉强的同意。自 1898 年至 1901 年所得到的礼品全部退还。 我们准备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首饰便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的意愿或托 管人的意愿，供侨团服务使用。
当我为公众目的需要基金，并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的时候，我常常设 法另行募集，尽量不去动用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里，需要的时候也 用过，但是经常是有所积累的。
我采取这个步骤，从来没有懊悔过，而且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 也看到了这样做是有见地的。为使我们免除了很多诱惑。
我断然认定，一个公众工作者不应当接受贵重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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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重归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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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较久，我上岸观光， 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看看。当时是 1901 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开会，由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 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我离开孟买时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乘着同一列火车，因为我打算 把南非的情况告诉他。我知道他的高贵生活方式。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 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 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似乎 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 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 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 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 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 我谢谢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 被接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 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 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 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 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 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 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 诿工作。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 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 们多少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 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 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 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大觉了。 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 差不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 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 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 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 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 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厨房、餐室、洗衣 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梵尔纳羯摩”
①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 可接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 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①“梵纳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会四大基本种姓的职责。 不卫生的情况坏到了极点。水沟到处都有。厕所只有几个。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