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第11部分

“怎么回事！你大概以为我在撒谎？我告诉你，再告诉你一次：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是个傻瓜，沉湎在绝望中不能自拔！”

铃声响了，它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大挑都结束了。

我拼全力朝36号楼跑去，半路上遇到父亲。他朝我走来：“怎么样？通过了吗？”

“过了！你呢？”

“也过了。”

我们俩大大松了一口气。父亲给我带来一件礼物：半份涂了黄油的面包，他在仓库里找到一块橡胶皮，可以修鞋，面包是用橡胶皮换的。

铃声又响了。该分手了，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铃声统治一切，铃声就是命令，我只能无条件服从。我憎恨铃声！每当我在梦中看见一个较好的世界时，就会想到一个没有铃声的宇宙。

几天过去了，我们已不再回想大挑，我们像往常一样，往货车上装载沉重的石头。惟一的变化是，每天配给的食物越来越少。

像往常一样，我们日出而作。我们领了苦咖啡和一份面包，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工。楼长跑过来：“大家安静一会儿，我这儿有一个编号名单要读给你们。凡是读到编号的，今天早晨不必上班了，留在集中营。”

他语气平和，读了十个号码。我们明白，这些就是“大挑”时选中的号码。蒙格尔博士没有忘记它们。

楼长转身要回自己的房间。十个囚徒围着他，扯住他的衣服。

“救救我们！你答应过……我们要到仓库去，我们很健康，能干活，我们是好工人。我们行……我们一定要……”

他想叫他们安静，让他们别担心自己的命运，还解释说留在集中营里没有别的意思，留下来并不意味着悲剧：“我毕竟天天呆在这儿……”

他明白，所有争论都没有价值。他不再说话，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

铃声响了。

“站队！”

现在，工作是否繁重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才能远离楼房，远离死亡的折磨，远离地狱的中心。

我看见父亲朝我跑来，突然感到一阵惊惶。

“出事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无张不开嘴。

“我，还有我……他们让我也留在集中营。”

他们记下了他的号码，他却没发现。

“咱们怎么办？”我焦切地问道。

但是，他反倒来安慰我：

“还好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有机会。今天，他们还要再挑一次……然后才做决定……”

我什么都没说。

他觉得时间不多了，讲话的速度极快，好像有很多事要告诉我。他词不达意，声音哽咽。他知道我很快就得走，他将孑然一身，独自留下……

“给你，拿着这把餐刀，”他说，“我不需要它了，它对你有用。还有这把勺子，千万别卖了。快，走吧，拿着！”

这就是父亲的遗产……

“别这么说，爸爸。”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不要您这样说！您把餐刀和勺子留下，您和我都需要它们。晚上咱们会再见的，下班后。”

他看着我，满眼疲色，目光绝望。但依然坚持道：“我要求这样做……接着！按我说的做，儿子！时间不多了，听爸爸的话……”

囚头发出齐步走的命令。

劳工队朝集中营大门走去。一二一！我咬着嘴唇。父亲留在集中营里，斜靠着墙。而后，他开始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但是，队伍走得太快了。一二一！

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

“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解放——我们，或者其他寓言……我们经常信以为真……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次，传言似乎不再是空穴来风，一连几个夜晚，我们能听见远处有大炮的轰鸣声。那个没有面孔的邻居说：“别抱幻想。希特勒讲得很清楚，时钟敲响十二点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斩尽杀绝。”

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