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剧场里就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提起窸窣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后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将军眼睛里一直含着笑意，嘴里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心平气和而又莫测高深地不再吭声。
“我本来今天要走，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您要是不愿来看我，那么您就看看那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爱特针对他话中的话说。“她在最后一幕里演得太漂亮了，是吗？”她转身对丈夫说。
丈夫点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太多不幸的事……”
“您坐下来，讲一讲。”
她丈夫留神听着，眼睛里含着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了。
“我去看过那个长期坐牢、刚刚放出来的女人。她完全垮了。”
“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爱特对丈夫说。
“是啊，她获得了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摇摇头，在小胡子底下露出聂赫留朵夫认为显然是嘲讽的微笑。
“我出去吸吸烟。”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待玛丽爱特对他讲她要告诉他的一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甚至没有要讲的意思，老是开着玩笑，谈着那个戏，说它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①。
……………………
①这里指《茶花女》中男主角同一个妓女的恋爱故事，以此影射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无非是要让他看看自己穿着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迷人罢了。
他感到又愉快又嫌恶。
她那娇艳的外表原来遮盖了一切，如今在聂赫留朵夫面前虽不能说已经揭开，但毕竟让他看到了里面隐藏着的货色。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着她的姿色，但心里知道她是个虚伪的女人，她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猎取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完全无动于衷。他还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她一味要把他迷往。至于为了什么，他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对她又迷恋又嫌恶。他几次拿起帽子想走，却又留下了。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浓密的小胡子散发着烟味，他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门关上，就来到走廊里，找到大衣，走出剧场。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发现有个女人在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悄悄地走着。这女人个儿很高，身段优美，装束妖冶。从她的脸上和整个体态上都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具有一种淫荡的魅力。凡是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后面赶上去的人，个个都要瞧她一眼。聂赫留朵夫走得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向她的脸上打量了一下。她的脸擦过脂粉，很好看。她眼睛闪闪发亮，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说也奇怪，聂赫留朵夫顿时又想到了玛丽爱特，因为他又象在剧场里那样产生了又迷恋又嫌恶的感觉。聂赫留朵夫匆匆赶到她的前头，不由得生自己的气。他转身拐到海军街，然后又来到滨河街，在那里来回踱步，引起警察的注意。
“刚才我走进剧场包厢的时候，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嫣然一笑，”他心里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根本没想到这种事而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这个女人至少老实些，那个女人却一味装假。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那个女人却是放纵这种又可爱又可恶又可怕的情欲，寻欢作乐。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肮脏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那个女人却是一剂毒药，谁接触她，谁就会不知不觉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跌进它的陷阱，分不清好歹。这才可怕呢。”
这一层聂赫留朵夫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象他看见前面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天夜里地面上没有让人静心休息、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朦朦胧胧的奇怪亮光①。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同样不再存在愚昧的黑暗，使他昏然入睡。一切都是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卑鄙龌龊，不值一提的。而所有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司空见惯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风靡一时，被人们费尽心机加以美化。
……………………
①指彼得堡白夜的光。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这些事忘掉，避开，但他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还没有看到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象他不知道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光显得朦胧，暗淡，古怪，他却不能不看见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又快乐又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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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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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决定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很难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①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
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写过许多文章，支持废奴运动。一八四九年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到哪里去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他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他感到难受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的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还有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
既然她有这样的行为，我不是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向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她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他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象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多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很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睛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见一见这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干脆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一封给薇拉的信，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企图犯罪的人，他的企图被揭穿了。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象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冷冰冰，气呼呼，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垂下眼睛。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象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不能象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光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对她更加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又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到医院去过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那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来已平息了去，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象他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急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士调情，”他恼火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摆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理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恶与善，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起首先产生的是哪种感情：是先从心底里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就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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