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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①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①梅塔（1936…），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第六章
1953年9月，米兰
他们按地位的高低站在那里。“上帝”在先，“圣母”马利亚，然后是婴儿。
到米兰大教堂来的重要客人和前面两位已经很熟了，但婴儿才刚刚出生。
她是意大利最大的集团公司法玛公司的老板吉安·巴第斯塔·达历山德罗的女儿。这是她首次公开露面。
当总理抱着孩子，红衣主教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着拉丁文的洗礼词，命名她为西尔维亚·马利亚·达历山德罗时，她的母亲卡泰丽娜对丈夫轻声说道：“我真希望自己相信上帝，这样我就可以向他表示感谢了。”
他咧开嘴笑了，拥抱着妻子。
“上帝是存在的，卡丽娜①，不然我们怎么会相遇的呢？”
①卡丽娜，卡泰丽娜之爱称。
尽管达官贵人们都是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但从某个意义上讲，走的路最远的是马里奥·里纳尔迪，因为这个吉安·巴第斯塔的对手和最好的朋友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落后的小地方，长到10岁才有了一双鞋。现在，他已是密特罗公司（都灵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意大利第二位最富有的人。他的公司生产从吹头发的吹风机到直升飞机等各种产品——更不用说从法玛公司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辆汽车上的轮胎了。
尽管这一时刻再一次属于吉安·巴第斯塔，工业界的巨头全都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转，马里奥却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使有了两次婚姻，吉安·巴第斯塔以自己的巨富却买不来一个儿子。而这正是他所拥有的。
教长在往婴儿头上洒水的时候，马里奥对身边那个肤色微黑的英俊少年轻声说：“她将要成为你的妻子。”
16岁的尼科不知道这是命令还是预言。
密特罗公司财富的继承人进入了成年。他一天活儿也没有干过——而且也不打算干。
为了让父亲高兴，尼科走完了大学教育的过场，给贫困同学钱代他写论文，甚至替他考试。他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从童年起他就爱上了速度：地面上、天空里、水中。这种广泛的爱好为他一年到头提供了冒险的机会。
夏天，他把赛艇停在尼斯港，把父母产业上招待宾客用的宫殿般的房子据为己用，身后跟着不断变化的人群。
尽管父亲力图培养西尔维亚对陌生人产生本能的警惕，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在里维埃拉①的邻居的儿子是个外人。而且尼科还是吉安·巴第斯塔最喜欢的网球球友，每年两人都要进行持续整个夏天之久的马拉松式的比赛。谁也不愿意输。
①里维埃拉，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
西尔维亚总是坐在球场边，不时地站起身来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宣布”比分。
尼科最新的公主，绚丽多姿的西蒙娜·加托帕多迷上了她。
“你愿意什么时候和我一起打打网球吗？”她问道。
“打多少钱的？”小姑娘天真地问道，“尼科和爸爸输赢可大着呢！”
“她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想打。”尼科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你的侄女太可爱了。”
“她不是我的侄女，她是我的伙伴。”他说道，一面搂着西蒙娜向平台走去。
西尔维亚痛苦地看着他们离去，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嫉妒。
而尼科自然是忙于自己的活动，根本没有注意到小姑娘在爱慕着他。
一年冬天，马里奥和西尔维亚的父亲带她去看尼科在科第纳丹佩住比赛双连雪橇。看着她的英雄和队员一起沿着滑道飞驰，她感到自己平时被困住、被保镖窒息住的那部分自我也飞了起来，因为尼科非常真实地实现了她自己对自由的幻想。
那天下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雪橇碰上了一片水，失去了控制，旋转着翻了几个个儿。司闸员也掉了出来，但显然没有受伤。
西尔维亚放声大哭。吉安·巴第斯塔把她抱了起来，安慰她。
在急救站里，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尼科骨头断裂的情况，做好准备使他能乘直升飞机到米兰去。
“你能行吗？”西尔维亚担心地问道。
“没问题，”他做出勇敢的样子说，“我是不可摧毁的。”
吉安·巴第斯塔到医院顶层小里纳尔迪那宽敞的病房去看他，回来后对妻子和女儿说：
“我看他得在那儿呆上好几个月了。”
“也许这回医生能移植点理智到他的脑子里去，”卡泰丽娜不以为然地说，“那样他也许会找到点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我想他已经在找了。去看他的人的名单就像一本工商界的《名人录》。我想此后他将要在这个地方竞争金牌了。”
“好，他今后也该安定下来了。他到底在等什么？”
这时，一直安安静静在一边玩儿的西尔维亚尖声说：“等我呀！”
1964年春，卡泰丽娜·达历山德罗被一个恐怖组织绑架。他们索要了一笔大得不像话的赎金。
意大利警方这次以极快的速度，以极高的、从未有过的效率冻结了达历山德罗家所有的银行账户，以免他们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屈服。
这时，里纳尔迪父子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友谊。
在马里奥飞到伦敦去筹美元时，尼科飞速赶往瑞士的卢加诺，带回瑞士法郎，使吉安·巴第斯塔能满足绑架者的要求。
不幸的是，一直在窃听电话的宪兵先于赎金到达了恐怖分子那里。
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卡泰丽娜中弹死去。
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吉安·巴第斯塔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他无法再面对这个世界。
尽管他知道女儿需要他，但他缺乏这份情感强度去做出反应。就仿佛生活在一堵玻璃墙的后面，他能够看得见，却无法接触到别人。
安慰西尔维亚的任务落到了尼科的身上。
葬礼的前一天，当他的父亲独自和吉安·巴第斯塔在书房里的时候，小里纳尔迪溜达到了游戏室里。
尽管玩具和娃娃扔得到处都是，房间里却没有人。
于是他又转到楼下，走进花园，经过毫无生气的游泳池和同样渺无人迹的网球场。
终于，在向前面喷泉的方向看去时，他看见西尔维亚坐在一张长凳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她的女家庭教师特纳小姐正在给她朗读，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这个10岁孩子的脸上一副凄凉孤独的神情。
即使在她终于注意到他以后，她也既没有笑，也没有扑到他的怀里来。
他向女教师点了点头，在小姑娘身旁坐下，开始轻轻说道：
“西尔维亚，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难过。我是说，为你妈妈——也为你。”
片刻的沉默后，她开口了，声音空空的。
“世界好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是的，我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刻，生活一定是难以忍受的。但你不能放弃，你知道你妈妈对你的希望会是什么。”
她摇摇头，脸上的神情表现出了痛苦，也同样表现出了困惑。
“尼科，爸爸不愿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在尽他所能地应付着这一切。”
她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你相信上帝吗？”
“难道他们在学校里不教这个吗？”
“教，可我是在问你。你信上帝吗？”
“呃，有时候信。”
“我只是想问问他，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坏到他要惩罚她。”
是的，尼科暗自想道，这毫无疑问是我不信上帝的时刻之一。
他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用尽可能随便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觉得冷了。咱们都回屋子里去吧，弄点暖和的好东西喝喝。”
起初她没有回答。
“来吧，朋友，”他把手伸向她，“看在我的面子上。”
她慢慢站起身来，三个人走回宅子里去。
葬礼不对外公开，但这一悲剧却被无情地四处传播。
一群瘟疫般的专门报导上流社会新闻的摄影记者站在公墓墙外匆忙搭起的台子上，照相机像黑兀鹰一样，贪婪地吸食着受害者的悲痛。
参加葬礼的人们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行进，尼科拉着西尔维亚的手跟在吉安·巴第斯塔和马里奥·里纳尔迪的身后走着。
葬礼结束后，当达官贵人们开始离去时，西尔维亚国在墓坑旁轻声说道：“再见，妈妈。”
然后她转过身子，重又握住尼科的手，走了开去。
第七章
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减少到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
在班上，我们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饭馆一起吃饭。在完成规定的第二天课程的准备后，我们就会合起书本来聊天。
如果西尔维亚有着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充满激情。
她致力于做个好医生，热爱歌剧，疯狂地迷恋职业篮球，热情地拥抱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欢乐，上帝的光辉，极乐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财富的重担和童年痛苦的伤痕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妨碍。
至少起初似乎是这样。
显然她一直过着极受保护的生活，没有什么亲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饰存在于她无瑕外表下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她经常提到她的母亲。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妈妈是《晨报》，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报的编辑。但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办公室，在大胆冒失的摩托车通信员、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响亮的说话声——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挥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顾事业。没有时间给孩子的女人。无论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那里。”
经历了痛苦和岁月的间隔，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理想化了的回忆。
“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呃，有我的父亲在。”她柔声说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声承认道：“尽管他更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能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