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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第十六章
显然我无法逃避。新闻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关掉寻呼机，钻进电影院去躲起来。
或者去音乐厅。当我翻阅《纽约时报》周日版时，我仔细看着上面提供的大量音乐娱乐节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个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维的大提琴手丈夫罗杰·约瑟夫森要在卡内基厅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兰克①的作品。她无疑会在听众之中。我不仅能够了解到她别后的情况，还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
①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
票几乎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搞到了一张第一排最边上的票。从婚礼上见到他以后，约瑟夫森胖了一些，头发开始出现缕缕灰白色。他突出的特点和他更为成熟的音乐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曾经给人做过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钢琴伴奏者的技巧。这是一个名叫卡门·德拉罗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从他们老练的表达方式和充满想像力的、节奏自由的演奏风格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显然经常在一起演出。
中间休息时我寻找着埃维，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妻子：她们觉得紧张，不愿在人前坐着，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妆室去。
罗杰和搭档演奏了激动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个乐章，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他们确实受之无愧。
其实我并不真正有胆子去做这类事情，但在极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门口，说明自己是约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进了门。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妆室里挤满了拍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管理人员、新闻发布人员等等。我有点犹豫，没有一头扎进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脚尖站在那儿，看看能不能从远处发现埃维。正在这时，弹钢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来，非常妩媚地一笑，问道：“我能帮助你吗？”
“谢谢，”我答道，“我是约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约瑟夫森太太。”她的反应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约过了一秒钟我才反应过来。
“可是——埃维怎么了？”我笨拙地问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闪闪发光，“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难道你不看报吗？”
“噢，实际上我有一阵子不在国内，”我带着因不了解音乐界近期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气解释道，“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离开吧。”
“你干吗不等一等？她马上就应该来接女儿了。”
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个一度亲密难分的朋友重逢了，但与此同时，我得知这些年里，生活并没有善待她。她离了婚，是个单身母亲。
“不，我简直没法相信。”声音是女中音，语气是快活的，音色像铃裆一样清脆。是埃维，第一眼看上去和将近20年前没有不同。棕色的短头发，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样明亮。由于三月天的风吹，由于惊喜，或两者兼而有之，她的双颊鲜红。
我们没去注意周围的旁观者，冲上前拥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气。
“过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面质问我，一面继续毫不在乎地拥抱着我。
“说来话长，埃维。”然后我调整了话题。“我刚到纽约，看来你的生活里有了一两个变化。”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过来见一见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
她走近两个女孩子，她们每人都在白衬衫外面穿了一件蓝色套头衫。她们正在和一个拉美妇女聊天，原来那是暂时照顾她们的保姆。一看便知她们是谁，决不会错。把她们的妈妈缩小就是她们的样子，而且无疑都有着妈妈迷人的外貌。
埃维把我介绍给她们时，13岁的莉莉和11岁的戴比表现得很热情。
“这是我的老朋友，那个我常告诉你们的天才的钢琴家。”
“你是说后来变成了医生的那个人吗？”莉莉问道。
“而且到了丛林里再也没有回来？”妹妹问。
“差不多吧。”她们的妈妈笑了。
“你是怎么听说我在非洲的？”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了起来，便问道。
“我有自己的途径，”埃维开玩笑地说，“其实我对你的关心了解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我有一个秘密来源。”
“什么？”
“它叫做《密执安校友通讯》。你弟弟在使老同学了解你的活动近况方面非常出色。你家里人一定非常为你骄傲。”
只有这时她才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左额。
“几乎看不出来，”她同情地说，“我猜你还算幸运，是吧？”
“你可以这么说。”我答道，希望听起来模棱两可。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纽约来的？”
我立刻意识到，我那位给我做编年史的弟弟在关于我最近的活动方面信息提供得不很及时。
“哦，我想我得说是康奈尔医学院。我是那儿的教授。”
“真的吗？”她高兴地问道，“做医生是不是一切都如你所希望的那样？”
“你是想要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回答呢，还是可以让我请你和孩子们到什么地方去吃一顿早晚餐呢？”
“太好了。”她的女儿们高兴地说。
“你肯定没有别的更重要的安排吗？”埃维眼含笑意地问道。
“绝对肯定。”
然后，我对两个女孩说：“你们喜欢俄国茶室吗？”她们渴切地点点头。
埃维设法引起了前夫的注意。他们互相招了几下手，显然是表示对孩子责任的交接，然后我们就走了。
一走到街上，孩子们本能地蹦蹦跳跳跑到了前面，给了我对她们的妈妈说出我心里最想说的话的机会。
“很遗憾你们的婚姻失败了。”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马修。我们有了两个非常好的女儿，这是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换的。”
“不过，独自把她们带大——你是独自一人，是吗？”
“这里是纽约，”她答道，“你很难说比例对单身女子有利。”
她情绪很好。我感觉得出来，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会听到她和罗杰婚姻破裂的黑暗的一面。
但此时我们已来到了俄国茶室，我们的注意力会转到夹鱼子酱和酸奶酪的烤薄饼，当然还有用俄国式茶炊煮的茶上去了。
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需要互通许多基本信息。她选择女儿们作为叙述的高潮，罗杰弃她而娶了火暴的墨西哥女人作为低潮，这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她当着孩子们的面坦率地诉说一切，显然她们是亲身经历了这一个又一个打击的。
我自己的自豪之处是厄立特里亚的诊所，低潮不可避免的是中弹。我随便地将此一带而过，免得让孩子们不安。这样一来，就留下了一个在将来讨论西尔维亚的机会——这个题目绝对不适合孩子的耳朵。
埃维看来和以前一样不屈不挠。即使在我们初次见面2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么东西使我改变当初对她的印象。她坚强、开朗、乐观，随时都准备好了以感激的心清接受好事，也不带任何自艾自怜地接受坏事，如果坏事找上门来的话。
离婚后显然她调整了自己事业方面的计划，不过罗杰慷慨地帮她得到了朱利厄德学院的任命，在那儿做私人辅导，教大提琴硕士班。她仍然在纽约市范围内和各个室内乐小组一起演出。
尽管我有正当的借口，但当她生活中出现危机、我的友谊可能会对她有所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这仍然使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内疚。
“你夏天都做些什么？”我问道，极力把第一次谈话局限在中性话题范围之内。
“噢，孩子们到罗杰和……”——可以看得出来她说这名字仍有困难——“卡门那里去住回个月。近来我总是去参加阿斯朋音乐节。好啦，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隐瞒着什么？”
我感到困惑。“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的名字，她做什么工作，你们有几个孩子？”
“你在说些什么呀，埃维？”
“你觉得我在说什么？你的妻子。”
“什么妻子？”
“纽约每一个像样点的男人似乎都有的妻子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没有妻子。”
她停下来考虑了片刻，显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对付这个对她说来实在反常的现象。我知道她的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感觉到她在拼命努力地小心措词。
“哦，没有成功？”
“噢，”我含糊地答道，“我以后再告诉你。”
“如果不使你太痛苦的话。”
“啊，不痛苦。”我的回答使人难以相信，至少对埃维是如此，她仍和从前一样能看透我的心思。
这时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孩子们。我希望多了解她们，我明显地感觉到她们下午和父亲在一起过得并不开心。
她们非常可爱，就我所见，已经平安度过并很好地适应了当今过多发生的家庭之舟触礁事件。很显然，她们的母亲为照顾她们肯定度过了几年艰辛的岁月，因为她们刚刚才到不必每时每刻都要有父母之一在身边、可以自己生活的阶段。埃维真不简单。
晚饭已经结束，孩子们几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们回家。我高兴地发现，她们就住在离我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博尚巷里。
“你们这所房子很有名，”我对孩子们说，“人们给了它一个外号，叫它‘东卡内基厅’，说这是纽约唯一的一所每一个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柜、炉子和斯坦韦牌钢琴的住宅楼。”
“是的，”戴比说，“妈妈喜欢叫它‘交响乐巷’。”
我看着埃维，她笑了。
“我是孩子们唯一的监护人，这是好处之一。不存在谁得到这套房子的问题。我不仅很高兴有这么多酷爱音乐的邻居，”她顽皮地一笑，“而且还特别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