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爱- 第15部分

“快，西尔维亚！”我再一次喊道。半履带式汽车中仍然毫无动静。　

那人的眼中冒出了怒火，很明显，他要杀人。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不惜一切保护配偶的本能动物。　

突然，一颗子弹呼啸着从我耳边飞过，切断了我和文明间的联系的最后一环。我狂怒地瞄准着向他的胸口开了一枪。我差一点命中了他，但他往下一跪，躲过了子弹。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前，我已跳上了汽车踏脚板。突然，我发现了在大路另一边的第三个枪手。他正把步枪举到齐肩高，瞄准西尔维亚。　

我本能地毫不犹豫地开了枪。他向后反跳出去。天哪，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然而我没有时间再去想它。我很快倾过身去，摇着西尔维亚，使劲喊她的名字。她惊醒过来，立刻机警地换挡。汽车扬起一团灰尘驰去。　

但这时，一阵弹雨从大路两侧倾泻而来。在汽车逐渐加速之际，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将手枪里的子弹全部射向了敌人。四周一片混乱。子弹在到处开花。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撕扯着我的太阳穴，脑袋里面突然像国庆夜那样一片闪亮。　

然后是一片黑暗。　

。。。！



第二部

，小，说，网
1978年夏　

第十二章　

柔和的阳光从窗子里射了进来，爱抚着我的脸。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张病床上，脑袋很疼，胳膊上打着吊针。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视着我、脸上布满倦容和焦虑的是母亲。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什么地方？　

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妈妈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马修，能听懂我说的话吗？”她担忧地问道。　

虽然刚刚才清醒过来，我马上的反应却是：“西尔维亚呢？”　

我拼命想说话，大口吸着气，可是发不出声音来。　

我感到有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我的手。我听到了弟弟的声音：　

“别急，马修，”他说，“你经历了不少事。我是说，你真的能够对孙子们吹嘘说你脑袋中了弹，却活了下来亲自把这事讲给人听。”　

我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　

“蔡兹，她没事吧？她跑出来了吗？”　

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安慰我说：“放松点，最重要的是你没事。”　

“不，不是。”我抗议道，越来越激动。　

一个矮胖结实、头发灰白、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了我的视线，抢过了话头。他的英语口“音很怪。　

“希勒医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　

此时此刻，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准。　

这位先生继续用这奇怪的口音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你现在是在苏黎世的大学医院里。”　

瑞士！这消息并没有使我明白什么。我于吗在这儿？　

“我是塔木兹教授。5天前我们收你进院，一颗子弹嵌在你的蝶骨中，离大脑非常近。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刻给你做了手术。很高兴看到你脱离了危险。”　

母亲进一步解释道：“马尔科姆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飞过来，整个手术过程中他都和塔木兹教授在一起。他说手术棒极了。可惜他自己有紧急病人，不得不赶回迪尔本去。”　

我脑袋昏沉沉的，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也丝毫不能帮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显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飞机送来的。”蔡兹说。　

我急切地看着教授。“有谁和我在一起？”　

“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家和一个护士。”　

“难道没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吗？”我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是说，不可能没有。西尔维亚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头发，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　

“恐怕飞机上没有别人了。”塔木兹断言道。　

我一定还在药力的强大作用之下，因为我无法让家人明白这事有多么紧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尔维亚是否还活着。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灵魂就痛苦无比。　

“蔡兹，”我抬眼看着弟弟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们接到米兰一个医生的电话，他没有多说细节，只是告诉我们你受了伤，正在飞往苏黎世，将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从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教授又一次插了进来。　

“你还记得中弹前的事吗？”他问道。　

我拼命回忆。然而，要记起最近发生的事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地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记忆的堡垒发起进攻，要在这面石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有这么两个家伙——三个，带着步枪。他们想俘虏我们。他们开了枪。我也开了枪。我想我打中了一个。”即便在那个时刻，我仍无法面对我真的杀了一个人的可能性。我更关心的是我所爱的女人，所以我对他们喊了起来：　

“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是和我在一起的。请你们哪位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好不好？”　

母亲说话了，流露出了担心。　

“马修，我们只知道医生告诉你的这些。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有一小段报道，说有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厄立特里亚被击伤，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补充道：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个大标题，女继承人遭绑架什么的，对不对？”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我的绝望情绪影响了大家。家人对我的健康越来越担心。每个人都想找到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也许佩尔捷大夫会了解点情况，”蔡兹建议说，“实际上他昨天刚来过电话，我们答应他你一醒过来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亚，但是我终于听见了弗朗索瓦的声音，好像是穿过了厚厚一层静电干扰传来的。　

“欢迎你恢复知觉，马修。很高兴你重回人间。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纵容自己表现出这种廉价的英雄主义？”　

“别废话了，行不行？西尔维亚究竟是死是活？”　

刹那间的犹豫后他平板地说：“当然活着，那得感谢你。是她把你弄回来的。”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马修。”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还活着，很安全。可是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在这里呢？　

“谁安排飞机把我送来的？”我问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连只是在半清醒状态下的我也能感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那西尔维亚去了什么地方？”　

“我以为她在苏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们把你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她握着你的手。”　

“什么直升飞机？”　

“帮我们从飞机场把药品运来的红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飞机。你还记得吗？你上了飞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说，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吗？”　

“有的，不过我怀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他知道些什么事，但没有告诉我。　

“不管怎样还是给我吧。”　

我把电话递给蔡兹，他记下了弗朗索瓦告诉他的一串数字。然后，我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命令弟弟立刻给我往米兰打电话。　

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接了电话。“请找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讲话。”我用意大利语客气地说。　

“对不起，先生。”他简短地说。　

见鬼，我甚至无法逼他说出西尔维亚在不在那里。作为最后手段，我决定孤注一掷。　

“我可以和达历山德罗先生说话吗？”　

“请讲吧。”　

“听着，别装傻，让你的老板接电话。是关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个女儿。”　

不知何故，这倒起了作用。他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久，一位英语说得像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一样的绅士接了电话。　

“晚上好，希勒医生。我是达历山德罗。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非常高兴听说你身体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况。”　

上帝。这就是说，这家伙实际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从来没有想到给我打个电话，说声谢谢？直觉告诉我，我的时间很少，因此我决定单刀直入。　

“西尔维亚在哪儿？”　

他的应对——只能叫应对，因为这实在不是个回答——光溜得像丝绸一样：“她现在心情很不好，马修。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我能和她说话吗？”　

“我看现在不是时候。”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杂种。　

“那你究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了，”他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坚决地说，“再见，医生。”　

我强烈地预感到，这将是我和达历山德罗家族的最后一次联系，因此我决心把要说的全说出来。“见鬼，达历山德罗先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为了她，我可能杀了一个人吗？”　

就连这样强烈的情感宣泄也未能感动他，他仍镇静地——显然十分真诚地说道：“马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将永远感谢你。”　

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我无比痛苦地倒在了枕头上。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头骨的那粒子弹当时就把我打死。　

第十三章　

意大利，将两个王朝联结起来的“皇族婚礼”　

米兰，1978年8月4日——当代意大利所能见到的最接近皇家婚礼的仪　

式今天在米兰举行。它将该国最理想的单身汉、41岁的尼科洛·里纳尔迪，　

密特罗跨国公司总裁之子及继承人和25岁的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医生，　

更为庞大的法玛联合公司总裁之女结合在了一起。　

观察家们已经在预言，这一事件必将导致意大利工业史上最大的公司　

合并。　

仪式不公开举行，只有家庭成员参加。　

新娘是本市人，曾在英国威尔特郡圣巴塞洛缪天主教学院受教育，获　

剑桥大学医学学位。新婚夫妇将在米兰居住。　

妈妈和蔡兹一开始天真地想把这消息瞒着我。他们没有意识到，全世界都喜欢这种神话故事般的事件。医院里每一个电视频道都在播，因此我无数次地用天知道多少种语言看了播出。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我的感情在拒绝相信和偏执妄想间摆动。有时，我祈祷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我最终会从中醒来，宽慰地发现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　

在我狂想的高峰，我想像那些暴徒实际是受雇于西尔维亚的父亲，来杀死我，并偷偷把她弄回去的。　

但大多数的时间里，我觉得一片茫然。我不知道对西尔维亚，对这个世界，对我自己应该相信些什么。　

痛苦持续着，因为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没有一份报纸、一本杂志上面没有他们度蜜月的照片。　

“马修，”蔡兹尽可能温和地说，“她已经走了。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你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应该欣慰的是你还活着，而且会完全恢复健康。”　

这不是什么安慰，我心里想，这是惩罚。　

出院前三天，傍晚时分我正坐在开着的阳台门旁，想看点书，透透气。护士突然进来，说有个意外而至的客人要见我，一个自称“莎拉·康拉德，朋友的朋友”的年轻女人。　

不可否认，她很漂亮，富有光泽的栗色短发，温柔的眼睛，悦耳的声音。她那有教养的英国口音使我立刻就知道她是谁了。我意识到她此行的目的，因此要求单独见她。她看着我——我觉得她稍稍有点不安——最后终于问道：　

“你好吗？”　

“那要看是谁在问了，”我怀疑地答道，“是她让你来的吗？”　

莎拉点了点头。　

“你参加婚礼了吗？”　

“参加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莎拉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知道。想来这事始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她说话时似乎非常谨慎，字斟句酌。　

“可那是在巴黎之前——非洲之前。”　

起初她没有回答。她像个古板的中学生那样坐在椅子边上，紧捏着拳头。她无法直视我的眼睛，但最后拿出了一封信。她站起身来，把信递给我，开始往外走。　

“别走，等一等，”我大声说道，然后抱歉地补充道，“劳驾了。”　

她不安地坐下，我撕开了信封。　

我最亲爱的朋友，　

你救了我的命，我应该向你解释。能和你这样一个出色的人一起度过　

即使是短暂的时光，我也将终生感激不尽。我唯一的希望是，结局不是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