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回到家中，换上浴衣，匆匆到临时露天淋浴处去洗澡。如果时间掌握得好，晒了一天的水还会是温热的。
洗完澡回来，她会紧挨着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着键盘，狂热地弹奏着。没有乐声，她无法知道我弹的是哪只曲子，所以我解释给她听。
“这是贝多芬所谓的《月光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给了这首奏鸣曲这个愚蠢的名字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部分——它确实十分激越，路德维希①实实在在是宣泄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风。”
①路德维希，贝多芬的名字。
然后，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弹奏那疯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弦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她说，一面吻着我的颈背，“我一看你的脸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着，“有时候我也能听见音乐声。”
这时我就会停下来，我们会谈谈一天的情况。因为我们不能不谈。这是保持神志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尔维亚总要责备自己。有一天午后不久，一对双生婴儿死产，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严厉的自责。
我用尽自己全部的说服力才使她相信，这个国家的产前检查不仅是质量低的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不少临产妇在步行许多英里往诊所走来时，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就失去了婴儿。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严肃地说道：“有的时候我痛恨这个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驳道，一面把她搂进了怀里。
由于食堂是唯一有电的“娱乐”室，晚餐后大家都留在那里，看一个星期前的旧报纸，写信，聊业务或——是的——吸烟。压力确实极为残酷，我们有一两个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烟来。
我们常常用短波无线电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节目中的新闻。当提到厄立特里亚的起义者为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所进行的战斗时，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在伦敦，但对于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们要多。
其他的医生简直谈不到有什么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鸟当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独自坐着看书或发呆。然而，他似乎并不愿意这样。我总是努力让他参加到我们之中来，他显得很勉强。
“这种闲谈总是落到谈个人过去的话题上。”他阴沉地评论道。
“那又怎么样？也许会很有趣呢。”
“对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过去。”
我那助人为乐的本性使我不肯放弃。
“你总可以编出些细节来的。我相信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想像力。”
到这个分上，我那牧师般的宽宏也到了头。
当最后的读书人交换过了最后的平装书以后，直到上床睡觉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没有别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了。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彼此过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种各样导致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块充满厌倦、无聊的绿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过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个倾吐一切的人，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从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结了婚，从佩尔捷夫人的从不出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无比幸福的——我们上飞机前她都没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我听见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真的吗？”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热烈辩论。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说，“我们一起20年了，有3个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时间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用量来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从你呆在国外的时间来看，你短暂的家庭生活经历必定是惊人地热烈。”
这时，莫里斯·赫尔曼斯提出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特别想问的问题。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弗朗索瓦，请问你的妻子从这样的安排中能得到什么呢？”
“哦，”他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她结了婚，却不必忍受老有个丈夫在旁边碍手碍脚的不便。当然，她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她本人是我们资金筹措办公室的主任，而且是个好母亲。”
我心中暗想，这不是占上风的一招。不过事情还没有完。
“每年8月在诺曼底我们的小别墅里，我们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优质香槟酒——一开始时冒泡的话，20年后就会更好。我们使短暂的相聚充满了温文尔雅的谈话，这样我们会暂时忘记我们已经不再相爱。”
毋庸多说，没有人再提出任何问题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后”之类的话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谈话里。我们时常需要提醒自己当初将我们带到这片遥远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来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变成萨特①的《别无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结果发现，地狱中并不是“别的人”，而是同样的人。
①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创者。
在我们这一漫长的冒险历程之初，当莫里斯·赫尔曼斯要吹口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门廊上吹，以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但是渐渐地，他不仅把表演移到了室内，并且还开始和英国广播公司竞争起来。
从原则上讲，即使如此也还是可以忍受的。遗憾的是，他的保留节目只有《红河谷》和《我亲爱的克莱门坦》。可以听到有人要对他施以私刑的传说。
5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左翼恐怖主义分子绑架并杀害的消息。西尔维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勾起了她对自己母亲命运的可怕记忆，而且莫罗还和她父亲有私交。
我力图安慰她。“至少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不会遇见那种事情。”
我让她答应不再听新闻广播。“干脆就利用咱们在穷乡僻壤这一点。咱们的病人就够咱们愁的了。”
她点点头抓住了我的手。“你说得对。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时刻。”对于我来说，这些话笼罩着哀伤的阴影。它们提醒我，田园牧歌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偶尔我也大着胆子考虑一下将来，但总感到充满了痛苦，所以联想一想未来那不可避免的分离都受不了。
然而，尽管我理性的头脑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仍会幻想和西尔维亚结婚。有天夜里，一个助产士碰上臀位产，无法应付。我给产妇做了紧急剖腹产。当我把婴儿用毯子包好交给那个母亲时，我成功地想像出了我和西尔维亚可能有的孩子的模样。这是短暂的、充满了纯真的快乐的一刻，以后如何，我就无法想像了。
我绝对设想不出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能够在一起的生活。我是说，她会和我一起回到迪尔本去行医吗？不太可能。我会去意大利吗？也不怎么可行。我无法想像自己会受到欢迎，进入她在米兰的社交圈子。
我开始相信，我们是被残酷的命运作弄的玩偶，把我们带到一起只是为了拆散我们，造成我们更大的痛苦。这样的想法我必然无法向西尔维亚隐瞒。她毫不犹豫地承认，同样的别离的幽灵也盘踞在她自己的脑子里。
“我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幸福，”我坚持说，“为什么不能永远像这样生活下去呢？”
“我同意。”
起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一切都那么完美，”她分析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就在非洲呆下去？这里的工作一辈子也做不完。”
“你这话当真，西尔维亚？你是说你真要放弃你世界中所有那些别的东西？”
“重要的只有爱情和工作，马修。我的世界一切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啊，我愿意与你共度此生，如果你能肯定这是你真正希望的生活。”
“这是我真正希望的生活。”
“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回答是3个词：‘是的’，‘是的’，还是‘是的’。”她黑眼睛闪着光，扑上来抱住了我。
“咱们干吗不去找一个神父？”
“行啊，我没意见。”只要我们能结婚，以什么形式结婚并不重要。
我提出由我给阿斯马拉天主教大教堂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她想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她说。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说，你没有怀孕吧，是吗？”
“没有，不过我对这个想法突然感起兴趣来了。”接着她用较为严肃的声音承认道，“说实话，实际上，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如果给我父亲一个既成事实要更好些。我无法解释，这只是个直觉。”
我明白她是对的。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消息就越有可能传到这个极有势力的人的耳朵里。他会搬天动地——肯定无疑会搬动厄立特里亚——把女儿从我身边夺走。
我们去找弗朗索瓦，没有解释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该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马拉。
“没问题。”他和善地同意了。“别忘了去试一试尼亚拉饭店6层楼上的餐厅。他们把桌子布置得像小帐篷一样。很有意思。”
两天以后，我们早上7点从阿迪苏玛出发，不到中午就来到了厄立特里亚首府的郊外。这里的海拔比阿迪苏玛整整高出一英里。气候的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我们把地狱般的夏季抛在了身后，进入了春天。
开车进城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很像米兰郊区的地方。我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城里的大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从那以后，这儿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国的中心。
阿斯马拉没有辜负它的名字：花林，到处都是九重葛和兰花楹属的花木。街道一尘不染，两旁有露天咖啡馆和真正的商店，而不是逢集时放在毯子上的商品。然而即便在这里，我们这辆破旧的半履带式汽车也并非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里几乎一半的交通工具是马拉的。
既然不是去观光的，我们便径直开上了自由大道，在天主教大教堂附近停下车。这是一所俯视周围的意大利式建筑。我们早了几分钟，于是就在教堂里面闲逛起来，看看那些冒充哥特式杰作的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
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件神奇的东西吸引住了，我许多个星期的渴望意外地获得了满足。我没有停下来去征求同意，却发现自己在迅速地拔下大教堂管风琴上的桂子。我已经有很多个星期没弹过琴了。
当然要弹的只会是巴赫那伟大的（小调赋格曲》。开头的部分只弹了一半，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压过了有力的音乐。
“可以请问你是什么人吗？”
能够再一次弹琴使我得意忘形了，我的回答可能有点不够尊敬。
“目前我只不过是巴赫的一名恭顺仆人。我们约好要和教区代理主教伊夫特见面。你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吗？”
“你已经找到他了。”那人答道，然后他夸张地补充道：“你们来早了，孩子们，很显然你们是借爱情的翅膀飞来的。”
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伊夫特先生非常结实，但穿得比阿迪苏玛一带的人要好得多。他已开始歇顶，出现了双下巴，眼镜的金属丝架紧贴在脸上，赋予他一副机灵的神情。他已经严厉地瞪了我多时，认为我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最后不得不说：“希勒先生，你弹得已经很够了。请你们二位这边走。”
3份咖啡已经等好在他四壁放满书的办公室里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许多是拉丁文的。
“请用，”他指指咖啡说，“咖啡豆是我们嘉布遣会的一些会友在这里种的。”
“啊，”我克制不住地说道，“这样说来，这是真正的咖啡了。”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尽了我认为是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
“好了，孩子们，你们现在离家很远。你们是在非洲认识的吗？”
“不是的，先生，我们是3个月前在巴黎参加这次任务的集训时认识的。”
“啊，”教士评论道，“这么说，你们相识的时间不长？”
这只是我的想像，还是我真的感觉到了他问题中暗含的怀疑？
“我想，如果仅从年月上看，时间是不长，”我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可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是指日夜一起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和人是会变得非常密切的。”
“是的，”伊夫特先生同意道，“有关你们出色工作的消息连我们这里都听到了。应该祝贺你们。好，现在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呢？”
呃，我心里想，你可以从表现得友好一点开始。我想像他的买卖不见得好到能拒绝像我这样的可能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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