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凸头上缠了条丝巾。在她永远消失前我最后拥抱了她一回。我跟她说她活像个海盗，她笑了。我本人，在我去沙滩时，我坐下时总是把右脚压在身体底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么就把它埋在沙子里头。我怕的是别人看到我的脚会以为我快死了。我没得的那种癌如今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也没跟玛拉说这个。
对于我们爱的人，他们有很多事儿我们都不想知道。
为了让玛拉暖和起来，逗她开心，我跟她讲了个在“亲爱的艾比” 专栏读到的段子。一个女人写信说她嫁了个英俊而且成功的殡葬从业者，新婚夜，他把她浸在一个盛满冰水的浴缸里，直到她的皮肤触手冰冷为止，然后他要她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好，跟她那冰冷僵硬的肉体行房。
滑稽的是这个女人不但新婚之夜是这么做的，婚后的十年间也一直这么干，如今她才写信给“亲爱的艾比”，问艾比是不是觉得这有什么欠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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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击俱乐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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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热爱癌症互助组的原因，大家如果认为你快死了，就会给你全副的关心。
如果这次也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你，他们就会真正把你看到眼里。别的操心事，支票簿的收支、电台的歌曲和糟心的头发等等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你就会拥有他们全副的关心。
大家就会认真听你讲话，而不是单等着轮到自己发言。
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当你们俩交谈时，你们就是在建设某种东西，谈完之后你们俩都会觉得变了个人。
玛拉是在发现她长了第一个肿块后开始去癌症互助组的。
我们发现了她第二个肿块的那天上午，玛拉两条腿套进连裤袜的一条腿里，跳进厨房说，“看，我是个美人鱼。”
玛拉说，“这可不是一帮男人在马桶上朝后坐假装开摩托车。这是个真正的意外。”
就在我们俩在“男人携手”碰到之前，有了第一个肿块，如今又有了第二个。
你一定得知道的是玛拉仍然还活着。玛拉的人生哲学，她跟我说，是她可以在任何时刻死去。她人生的悲剧就在于她还没死。
玛拉发现第一个肿块后，她去了家诊所，候诊室三面靠墙的塑料椅子上坐满了衣衫褴褛的母亲，没精打采的小娃娃蜷在她们膝盖上或者躺在她们脚边。那些孩子眼圈乌黑而且深陷进去，就像是腐坏了的橙子或香蕉，那些母亲们因为没法控制的酵母菌感染，从头皮上一把把地往下抓头皮屑。诊所里每个人的牙齿在瘦削的脸上都显得特别巨大，在那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牙齿不过是碎骨头，它们从你皮肤底下鼓出来，要把一切都碾碎。
你如果没有健康保险，最后就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在大家没有清楚的认识之前，一大帮男同性恋就要了小孩，而如今这些孩子都病怏怏的，母亲们快死了，做父亲的已经死了，坐在医院里散发出尿味和醋味儿的呕吐物里，一个护士则一个个地问每位母亲她病了多久了，掉了多少体重了，她的孩子是否还有活着的父母或监护人，玛拉于是决定，绝对不成。
就算是快要死了，玛拉也宁肯全作不知。
玛拉绕过诊所的街角，进了“城市洗衣店”，把干衣机里所有的牛仔裤偷了个精光，然后以每条十五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个二倒贩子。然后玛拉给自己买了几条上好的连裤袜，不会抽丝的那种。
“好的虽说不抽丝，”玛拉道，“也会钩破。”
没有一样东西是牢固不变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
自打玛拉发觉能轻易地接近别的傻逼之后，她就开始去那些癌症互助组。谁都有自己的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心真像是死了。
玛拉开始为一家殡仪馆做些预付费的葬礼规划工作，有时一些真正大块头的男人，不过通常是肥胖的女人，会从殡仪馆的样品陈列室选一个蛋杯那么小的骨灰盒抱出来，坐在门厅桌子后面的玛拉——黑头发扎好，穿着钩破的连裤袜，带着胸部的肿块和她的宿命——就会说，“夫人，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个小东西单单装你火化的脑袋都不够。回去找个保龄球大小的吧。”
玛拉的心看起来就像是我的脸。这个世界的粪便和垃圾。是消费过后剩下的人形手纸，没人肯费那个劲儿再去循环利用。
在互助组和诊所之间，玛拉告诉我，她碰上了很多死人。这些人虽说已经死了，可到了晚上却会给你打电话。玛拉去酒吧的时候听到酒保叫她的名字，可等她接起电话的时候，电话又是挂断的。
那时，她以为她算是万劫不复了。
“你二十四岁时，”玛拉道，“你对你真能跌得多远并没概念，不过我学东西很快。”
玛拉第一次装骨灰盒时没戴面罩，后来擤鼻子时发现纸巾上有一小块污物，正是那位某某先生的一部分。
在造纸街上那幢房子里，电话铃如果只响一次，你拿起听筒的时候又是挂断的，你就知道那是有人想跟玛拉取得接触。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在造纸街上那幢房子里，一位警探开始就我的公寓爆炸案给我打电话，泰勒就站在我身后，前胸贴着我的肩膀，对着我空出来的那个耳朵切切低语，那位警探问我是否认识会自制炸药的什么人。
“灾难是我的进化论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泰勒悄声道，“通往悲剧和分裂。”
我跟那个警探说我的公寓是因为里面的冰箱爆炸的。
“我正在打碎我跟物质权力和财产的一切羁绊，”泰勒悄声道，“因为只有通过毁灭自己，我才能发掘出我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说到炸药，那警探道，之所以怀疑是有人自制的，是因为现场发现了些杂质，一些草酸氨和高氯酸钾的残留，而且门锁的保险锁舌遭到了破坏。
我说那天晚上我在华盛顿。
那警探在电话上解释有人怎么将一小罐氟里昂喷入保险锁里，然后用一把冷錾敲打锁面，把保险锁舌弄断。偷自行车的就是这么干的。
“那些破坏我财产的解放者，”泰勒道，“是在拼命拯救我的精神。那位将所有的羁绊从我的道路上清理干净的导师将使我获得自由。”
那警探说，不管是谁安放的自制炸弹，他定是在爆炸的前几天就把煤气打开并且把煤气灶上常燃的小火吹灭。煤气不过起到扣动扳机的作用。要有好几天时间煤气才能充满整个公寓，到达冰箱底座上的压缩机，再由压缩机的电动马达引发爆炸。
“告诉他，”泰勒悄声道。“没错，就是你干的。你把它炸了个干净。他就想听这个。”
我跟那警探说，没有，我出差前根本没让煤气灶开着。我爱我的生活。我爱那套公寓。我爱我的每一样家具。那就是我整个的人生。所有的一切，那些灯具，那些椅子，那些地毯就是我。餐具橱里的那些盘子就是我。那些植物就是我。那台电视就是我。被炸了个干净的就是我。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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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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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海因大厦任务那晚，你可以想象一队律师助理和簿记员或邮递员潜行进入他们每天上班就坐的办公室。他们也许有些微醺，虽说这违背了破坏工程的章程，在能使用万能钥匙的地方就用万能钥匙，要么就用一罐氟里昂喷剂破坏保险锁芯，以便能从大厦的砖石立面上悬垂下来，荡在空中，相互把性命交托给抓住绳索的对方，荡来荡去，在他们每天感觉他们的生命一小时一小时逝去的办公室里冒随时丧命的险。
那警探告诉我不要离开本城。
。。！
搏击俱乐部十五
会长大人，全国联合电影放映员与独立影院管理人协会本地分会的会长大人刚刚落座。
在这个人想当然的所有事物的下面、后面和里面，已经有某种可怕的苗头在暗自孳生。
没有一样东西是牢固不变的。
所有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
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泰勒知道。
泰勒已经为一系列联号影院干了三年的胶片接合和分解工作。一部影片要分成六七个小卷装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四处轮映。泰勒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小卷接合到一起，成为单个五英尺规格的胶片卷，可直接放映或者倒带，一般放映员都能操作。三年了，七家影院，每家至少三块银幕，每周上映新片，泰勒至少已经处理过几百卷拷贝。
太糟了，不过因为有了更多自动放映和倒带的放映机，协会不再需要泰勒了。于是本地分会的会长先生就把泰勒叫去谈谈。
工作既枯燥乏味，报酬又不值一提，所以独立放映员协会与联合影院协会同盟的会长说，给他泰勒？德顿这么委婉的处理实在是分会在帮他一个忙。
别把这个当作裁员，把它当作是精简好了。
屁股以上部分的分会会长先生本人道，“我们很赞赏你对我们的成功所做的贡献。”
哦，那算不了什么，泰勒道，而且咧嘴一笑。只要协会继续支付薪水，他保证守口如瓶。
泰勒说，“就当是提前退休好了，还带养老金。”
泰勒已处理过几百卷拷贝。
那些影片早已经回到发行商手里。然后又经过了再次发行。喜剧片。正剧片。音乐片。爱情片。动作片。历险片。
都带着泰勒剪接上去的单帧色情镜头。
肛交。口交。舔阴。性虐。
泰勒没什么可失去的。
泰勒是这个世界的抵押，每个人的垃圾。
这也是泰勒预先排演，让我去告诉普里斯曼酒店经理的话。
泰勒的另一份工，在普里斯曼酒店的工作，泰勒说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没人关心他是死是活，而且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这就是泰勒让我在酒店经理办公室说的话，保安就坐在门外。
在一切都结束之后，泰勒和我一直待到很晚，交换各自的故事。
泰勒去放映员协会一回来，就让我去对付普里斯曼酒店的经理。
泰勒跟我是越来越像一对双胞胎了。我们俩的颧骨都高高戳起，我们的皮肤都患了失忆症，在被狠揍一顿后都忘了该回到何处。
我的青肿是得自搏击俱乐部，泰勒的脸却是被放映员协会的会长给揍得失了形。泰勒从协会的办公室爬出来后，我起身去见普里斯曼酒店的经理。
我在普里斯曼酒店经理的办公室坐下。
我是乔嘿嘿假笑着的复仇。
酒店经理说的头一件事就是我有三分钟时间。我用最初的三十秒讲了我如何往汤里撒尿，往焦糖奶油上放屁，往炖菊苣里打喷嚏，现在我希望酒店每周给我张支票，数额跟我每周的平均薪水外加小费持平。作为回报，我将不再回来工作，而且我也不会去某家报社或公共健康部分来一番语无伦次、满含热泪的供认。
报上的大幅标题：
苦恼的侍应承认污染食物。
自然，我说，我可能会有牢狱之灾。他们会把我吊起来，把我的蛋蛋拽下来，把我在街上拖来拖去，会剥了我的皮，拿碱烧我，可是普里斯曼酒店也就出了名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主儿跑到酒店里吃尿去了。
泰勒的话从我嘴里冒出来。
而我原本是个多么彬彬有礼的人。
在放映员协会的办公室，协会会长一拳揍下去后泰勒哈哈大笑。这一拳把泰勒从椅子上掀了下去，泰勒就靠墙坐着，嘿嘿直笑。
“来呀，你打不死我，”泰勒嘿嘿直笑。“你个蠢鸟。你能把屎揍出来，可你打不死我。”
你有太多可以失去。
我呢，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