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几乎忘了，咖啡还能够如此美妙。朱莉亚把面包涂好果酱拿在手上，另一只手插在衣袋里，满屋走个不停。只见她大剌剌瞥一眼书架，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试试舒服不舒服，指手画脚说两句怎样修理折叠桌，无可奈何瞧几下座钟十二小时的怪钟面。她把那玻璃镇纸拿到床边，凑着光线看。他把镇纸从她手里接过来，像往常一样，那雨水般柔和的玻璃又令他陶醉不已。
〃这是个啥，你觉着？〃朱莉亚问道。
〃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恐怕它从来没给人派什么用场。我喜欢的就是这一点。这小块历史，他们忘了改掉啦。这是条一百年前传来的消息……问题是我们得知道怎样读得懂。〃
〃还有那张画儿，〃她朝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点头，〃也有一百年那么老？〃
〃还要老哩。我敢说，有两百年啦。谁也说不出来。如今什么东西，说得出哪年哪月呀。〃
她走过去看了看。〃那鬼东西就从这儿伸出鼻子来，〃她把画片下面的板壁踢了一脚。〃这画的是哪儿？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个教堂，起码从前是教堂。叫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于是，他想起查林顿先生教他那支歌的只言片语，便依依地加上一句：〃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叫他吃惊的是，她居然接了下去：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老贝莱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还？……
〃下面怎么唱，我忘啦。我倒记得最后两句，一支蜡烛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头！〃
这倒像个接头暗号分成了两半。在〃老贝莱的钟声〃后面，准保还有一句。或许提示得对了头，他便能从查林顿先生的脑袋里面挖出来哩。
〃谁教你的？〃他问。
〃我爷。我还是个小姑娘，那会儿他老是跟我唱。我八岁那年，他给蒸发啦……总之是失踪啦。我不知道柠檬，〃她没头没脑加了一句，〃橘子么我倒见过……圆圆的，黄色的水果，皮儿挺厚。〃
〃我还记得柠檬呢，〃温斯顿说。〃五十年代那会儿，还到处都是。那东西酸得很，闻一闻就能倒了牙！〃
〃那画片后面准有臭虫，〃朱莉亚说。〃哪天我把它取下来，弄弄干净。咱该走啦。我得把脸上的粉擦干净……真烦！呆会儿，我把你脸上的唇膏擦下来。〃
温斯顿又在床上耽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发暗，他转身凑着光亮，盯着玻璃镇纸看。让他兴趣盎然的，倒不是那块珊瑚，而是那玻璃的内部。它，那般深邃，然而却如同空气一样轻盈透明。那玻璃的表面，恰便如同拱形的天宇，包藏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同它完整的空气。他觉得自己走得进这个世界里；事实上他已经走了进去，还有那红木大床，还有那折叠桌，座钟，钢板蚀刻画，和那镇纸本身。镇纸便是他呆的屋子，珊瑚便是他跟朱莉亚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在这水晶球的中心，也分享了一种永恒。
五
赛姆消失了。一天早晨他旷了工；几个糊涂蛋还说，他怎么没上班。第二天，就再没有人提到他。到了第三天，温斯顿到记录总局的门厅去看布告板，有张布告，列出的是象棋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赛姆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名单看上去差不多跟从前一模一样，谁的名字也没给划掉……然而，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便足够啦。赛姆已经不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天气热得要命，简直烤得慌。迷宫一样的部里没有窗户，房间装了空调，还算凉爽；可到了外边，人行道烫得烤人脚，高峰时地铁臭得熏死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撒了欢儿疯跑，各部的工作人员一律加班加点玩命干。游行，集会，阅兵，报告，蜡像，展览，电影片儿，电幕节目……所有这些全都得准备停当；立起了看台，建起了雕像，编出了口号，谱出了歌曲，传出了谣言，造出了照片。小说总局里朱莉亚那个部门连小说也不再生产，改行赶制一系列敌人暴行小册子。温斯顿除去日常的工作，每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翻找《泰晤士报》的过期档案，修改伪饰演讲时引用的新闻。到半夜，大群粗暴的无产者在街头闲荡，整个城市癫狂躁动，奇怪兮兮。火箭弹比从前落得更频繁，有时远处就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只剩下谣言满天飞。
仇恨周的主题歌名叫仇恨之歌，它的新曲子作了出来，在电幕上没完没了唱个不停。那歌曲的节奏活像野兽在蛮叫，根本算不上音乐，倒更像拼命捶大鼓。几百条嗓子，配着进军的步伐大声吼，听起来真有点吓死人。无产者挺喜欢这支歌，半夜里在街上，它就跟依然流行的〃只是些没有希望胡乱想〃争相媲美。帕森斯家的孩子拿张大便纸夹木梳，把这曲子没日没夜价吹，简直就让人受不了。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从前排得还要满。帕森斯组织了一群志愿者，替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他们缝旗帜，画海报，屋顶竖旗杆，街头系铁丝，好把横幅挂上去。帕森斯夸口说，单是胜利大厦，挂出的旗子就有四百米那么长。他兴趣盎然，自得其乐。天气热，加上尽是体力活，给了他个借口，可以在晚间穿上衬衫加短裤。他有本事同时在所有地方忙，推推拉拉，敲敲打打，唠唠叨叨，浑身散发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恶浊汗臭。
一张新海报，突然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巷尾。那海报没有文字说明，只画了个顶天立地的欧亚国士兵，足有三四米高，踩着大军靴子往前走，腰间挎着轻机枪，蒙古脸冷漠没表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枪口都像直冲着你，由于透视的关系，枪口给画得老大老大。所有墙壁的所有空档，这海报都得贴一张，比老大哥那张海报还要多。无产者本来对战争漠不关心，一时间也给激发起爱国主义热情来。仿佛要跟这普遍的情绪相协调，火箭弹也比平时炸死了更多的人。斯泰尼的一家影院，人山人海地看电影；一颗火箭弹偏偏落下来，几百人给埋在了废墟里。附近的居民全都走出来，排着长队给死难者送葬，一走走了几小时，活脱脱演成了大示威。还有枚炸弹，正落在一块空地上……这里本来是个游戏区，结果好几十孩子炸了个粉身碎骨。这便又引发了一次怒气冲天的示威，焚烧了戈德斯坦的模拟像，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大海报撕下来添进了火里。那一阵骚动下，不少店铺遭了抢劫。后来传出了谣言，说有间谍使无线电指挥火箭弹，有一对老夫妇，给人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便被付之一炬，他们俩也被熏死在里面。
查林顿先生小店的楼上，温斯顿跟朱莉亚只要还能去，便打开窗户，并排躺在窗下光溜溜的床上，浑身精赤光光，好凉快一点。老鼠倒是没再来，可天一热，臭虫猛可里多得惊死人。可这算得了什么。干净也罢脏也罢，这房间不啻是天堂。他们一进屋，便把黑市买的胡椒粉撒满一屋子，脱光衣服，大汗淋漓地做爱；然后他们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已经卷土重来，聚集力量大反攻。
六月里，他们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哩。温斯顿戒掉了杜松子酒不离口的老毛病。他觉得不再有喝酒的必要。他胖了起来，静脉曲张开始消褪，只是脚脖子的皮肤上还剩了块褐斑，早晨的咳嗽也好了。生活再不是无法忍受，也没有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开嗓门破口大骂。如今他们有了个隐蔽的好去处，几乎就像他们的家，纵然只能偶然见上面，每次又只有一两个小时，这也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旧货铺楼上的屋子居然还存在。知道它毫发无损，平平安安，那感觉就和呆在屋里差不多。这房间便是个孤立的世界，过去岁月的保留地，绝种的动物在这里自由漫步。温斯顿觉得，查林顿先生也算个绝种的动物呢。上楼时他经常停下脚，跟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分钟。那老头儿绝少出门，甚至足不出户，也几乎没有顾客来光顾。在黑暗的小店跟更狭更窄的后厨房之间，他活像个幽灵在活动。在厨房他自己做饭；在杂什中间，那厨房还有台老态龙钟的留声机，带个硕大无朋的大喇叭。有机会聊天，他显得挺高兴。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穿件丝绒夹克，弯腰伛背在那堆不值钱的旧货当中踱来踱去，那神情不像旧货商，倒像个收藏家。他带着种平静的热情，在那些废物里面摸这摸那……这里一个瓷瓶塞儿，那里一个破鼻烟盒的釉漆盖儿，要么就是个镀金小盒，装了一撮早夭折的孩子留下的头发。这些东西，他从来不求温斯顿买，只是请他来欣赏。跟他说话，犹如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子丁冬响。温斯顿从他记忆的角落，还真给些早忘到脑后的老歌，挖出了只言片语。有一首说的是二十四只乌鸦，有一首说的是断了犄角的母牛，还有一首说的是可怜的柯克·罗宾之死。他想起一个句子，便带着讨饶的微笑说，〃我想你会有兴趣罢。〃不过任什么歌曲，他记得的从不超过三两行。
他们全知道，这样的境况绝不会长久。其实，这想法无时不萦绕在他们的心头。有时逼近的死亡，仿佛比躺在身下的床榻还真切，他们便只好以一种绝望的肉欲，紧紧搂抱在一起，如同濒死的人在最后五分钟，拼命抓住他仅有的一点点乐趣。不过也有些时候，他们却幻想着安全，幻想着持久。他们想，只消耽在这间屋子里，便没有危险奈何他们。到屋里的路程困难又危险，可那屋子却是避难所。温斯顿凝视那块镇纸的中心，总觉得能走进这平静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时间也可以凝滞不动。他们常沉溺进这种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他们会永远交好运，他们会这样子私通下去，一辈子不给人发现。要么凯瑟琳会死掉，想个巧妙的花招，温斯顿跟朱莉亚就能结上婚。要么他们一块去自杀。要么他们消失了踪影，化装整容，学无产者口音，在工厂里做工，找个穷街陋巷安然过一生。然而他们知道，这一切根本就毫无意义。实际上，他们无路可逃。即便是自杀，这想法仿佛倒还行得通，他们也压根儿不想做。他们得过且过，一天天混下去，拼着命延长没前途的生活，仿佛一种无法压抑的本能，一如有了空气，肺便总要呼吸一个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做点事情来反党，可是闹不清首先需要做什么。就算那虚无缥缈的兄弟会真存在，找个道儿加入进去也是难上难。他跟她说，他和奥勃良之间，有种奇特的亲近感，起码仿佛是这样。他说，有时他真有种冲动，就到奥勃良的面前去，跟他说自己是党的敌人，请求他的帮助。怪得很，朱莉亚并不觉得，这不切实际的想法太冒失。她习惯根据长相判断人，温斯顿单凭眼光一闪便信任奥勃良，她觉得天经地义。她也假定每个人，或者差不多每个人，内心里全都仇恨党；只要觉得安全无虞，准想法去破党的规矩。不过她不相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普遍存在，也不认为能够存在。按她讲，戈德斯坦跟他的地下部队的故事，全是党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只好假装相信就是啦。在党的集会上，在自发示威中，她无数次扯着嗓门大喊大叫，要把个什么人处死刑，其实这人的名字她听也没听过，他犯的罪行她也根本不相信。公审时她站在青年团的队伍里，没日没夜包围着法庭，时不时嚷上一句：〃打倒卖国贼！〃两分钟仇恨时她骂起戈德斯坦，总比旁人做得更漂亮。然而戈德斯坦是个什么人，他主张的原则是什么，她却知道得极少极少。她是在革命后才长起来，她太年轻，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思想战线的斗争。独立的政治运动，根本就超乎她的想象；无论如何，党就是战无不胜。党永远存在，党永远这个样。反抗只能是私底下的不服从，至多是孤立的恐怖活动……杀个把人，炸个把地方，仅此而已。
在某些方面，她却比温斯顿更锐敏，更不轻信党的宣传。有一次他说到正跟欧亚国打着仗，她漫不经心回一句，她觉得根本没打仗……这好叫温斯顿吃一惊。每天落在伦敦城的火箭弹，没准儿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好吓唬老百姓〃。这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跟他说，两分钟仇恨时顶难的事情，是强忍着不要笑出来，这叫他心里好不嫉妒。可只有党的教导影响到她的生活，她才会怀疑。当局编造的神话她总会接受，只因为在她眼里，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又有什么意义？比方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她在学校里面学来的。（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的时候，党还只说它发明了直升机；过了十几年，到朱莉亚上学的时候，党便说它发明飞机啦。再过一代人，它会说它发明了蒸汽机的。）他对她说，在他出生之前飞机就存在，那时革命还是老晚以后的事情，她对这事实丝毫打不起兴趣。说到底，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