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桔者言- 第10部分

1983年1月27日　　个人行为对社会的贡献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却不是利害参半。要是害大于利，人类早已灭亡。

经济学是以自私作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究竟自私是否人类的本性，是生物学上的问题，与经济学无关——虽然几年前“生物经济学”曾流行过一阵子。在科学上，任何能有效地帮助解释现象的假设都是有用的；只要这个“自私假设”能有效地解释人类行为，用之也就无伤大雅。

几年前生物学界出过几本重要的书，用了很多推理及实证，指出自私是由因子遗传，是所有动物的天生本性，是改不了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因素。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一向认为人的本性是可在后天改造。但假若自私能带来的利是大于害的话，又为什么要改呢，就算人是真的可以被任意改造，那个“理想模型”不恐怖？

假如我说自私是对社会有益的，很多读者可能会不同意。假如我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对人类有莫大的贡献，绝大部分的读者是会同意的。殊不知在现有纪录中爱迪生是个极其自私的人。

1974－77年间，我从事研究有关发明专利权的经济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有关爱迪生的我比较留意，因为自小老师就告诉我爱迪生的伟大、无私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谎话。爱迪生的自私、世间少有。他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之极。他对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促下属工作。他对发明后专利权的重视，也是少见。

每次觉得外人可能是偷用了他的发明，他就诉之于法。所以爱迪生的发明虽然有些是价值连城，但他死时并不富有；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打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过估计，认为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是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一个典型的自私的人，对社会竟有那么大的贡献！

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于1776年所发表的“原富”（又译“国富论”，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论调，就是指出人以自私为出发点所能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要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可不是因为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200多年后的今天，理论与实证不仅有力地支持史密斯的论调，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可体会到自私图利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实在是要比史密斯所想像的大得多。

我坐在书桌前，环顾四周找证据，欣赏一下自己的“财富资源”，不需几秒钟，好的证据就数之不尽。原子笔一枝，市价港币2元、石英表一个，港币百多元；小型电子计算机一个，港币40元；用原油做成的免烫裤一条，港币35元，假皮带一条，港币8元……，这些商品，在香港是任何人都能全部买得起。若这些东西每样都要自己发明、自己制造，那么就算你是绝顶天才，刻苦耐劳，穷终生之力，也不可能造出其中任何一件。一个天才的终生劳力自我生产，不能得到一个普通工人半小时薪酬所能买到的，不是奇迹是甚么？爱迪生死而有知，恐怕也难以相信在手表上可以看电视这一回事。

解释这些奇迹的基本原理，在香港选读经济学的中学生都是知道的。这就是李嘉图所创的“比较优胜定律”（the　law　of　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的主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天赋或才干各有不同；就算是最庸碌的人，一无所长，也必定有较为可取或成本较低的本能。为了赚钱的缘故，每个人就会实行专业，选取自己能以成本较低生产的工作，然后在市场上与其他专业者换取自己所需。中学的同学们可能想不到他们学得的定律，竟然有上文所述的惊人效果。

当然，经济学老师是不会告诉中学生这效果是人类自私而达致的——“自私”

一词实在是不好听。这些老师会跟着传统，采用了一个较深奥而又较有学术性的字眼来代替，叫作个人利益“极大化”（maximization）。

在中学里，甚至是很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内，老师们往往忽略了要收到“比较优胜定律”的效能的最重要条件。这就是私有产权是必定要存在的。一般经济学课本都含义着私产的存在，但却没有明显地提及产权问题的重要。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也没有以消费者的喜好而定的市价。缺乏了市价这个重要讯息，要专业又凭甚么准则选择？

中国近年来要大量引进外国的科技，其志可嘉。但若没有自由市场推行专业化，不让人民自由选择工作。科技的适当运用谈何容易。不要以为苏联科技颇有可观，制度就有可取之处。苏联的科技就只限于武器的制造，在商品上却是乏善可陈。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乐观”的角度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自私会带来近乎奇迹的利益，而私有产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一篇文章我将会以“悲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私对社会的损害，强调市场之所不能。

1984年2月14日假若人是不自私的“自私”在经济学上是称为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这些代词其实不是因为比较好听或较有学术味道而起的。19世纪末期开始，数学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上。“极大化”、“极小化”是微积分学里面的重要项目，对经济分析的推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微积分是有效地将自私的行为带到边际上。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大化”、“极小化”不免显得不伦不类。既然我们要向浅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

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第一个角度就是利己的行为也可以利他人。这是我上一篇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的文章的内容。基于史密斯及李嘉图的理论，再经过无数高手的改进，我们知道自私图利是鼓励了每个人尽量用低成本去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交易，结果大家得益。这角度的经济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实证多而有力，是错不了的。产权的问题是有着间接的重要性——没有私产就发挥不到市场的效能。但因为这重要性只是间接的，产权的关键就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自私是会利己损人的。例如开工厂生产图利可能会污染邻近的物业。利己损人的行为跟产权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无可避免的产权分析要到1960年高斯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高斯定律我已向读者介绍过了，不必在此重述。套入自私的角度里，高斯的主旨就是利己损人对社会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问题是损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过他人蒙受的损失；或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总净值是否会被提高或减少。高斯的结论。就是若私产有了清楚界定，只要交易费用不过高，损人利己的行为会因为合约的安排而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净值。

今天我要谈的是第三个自私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我们反问，假若人是不自私，社会会得到些甚么利益？我们的答案是，人若不自私，社会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会大为减少。那就是说，自私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

且让我从杜洛克（c。tullock）的一篇文章说起，杜洛克问：“盗窃的行为对社会有甚么损害？”盗窃会使财富分配有所改变，但一得一失，何害之有？他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有盗窃的行为，防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就会有所耗费。这些非生产的费用若没有盗窃的行为是不会引起的。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

这个观点在基本上是有矛盾的。盗窃是自利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也不能要求人不自私，而又希望自私的贡献仍然存在。

在最近10年来的公司原理的发展中，有不少论调是基于自私所引起的交易费用过大，使市场难以运行，因而有公司的形成。在市场买卖，各种欺骗或不忠实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承诺难有保障，合约也能反悔。若每个人都言而有信，律师的生意会大量减少。雇请工人，偷懒的行为也会增加交易费用；若工人不偷懒，管工的费用可大为减少。不忠实是自私的行为，跟制造货品出售的行为是有着同一的假设。我们是不能接受或反对自私的假设，而不容许这两种行为的并存。

假如我们能用一个“人生下来就会遵守圣经十诫”的假设，社会是会更富有的——有益的自私行为存在，有害的自私行为除去。但这个假设对解释行为一无是处。

但我们倒可以问，圣经为甚么会有十戒？中国为甚么会有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为甚么会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偷懒，不要说谎，要言而有信，究其因，就是社会要减低交易费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忠厚的声望，能够获得多人信任，因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并不等于不忠实的行为就会除掉。

在这个自私有利也有害的世界中，经济发展的快慢，生活水准的高低，就是要藉一个制度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利益“极大化”，同时又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损害“极小化”。问题就真的是这么简单。在分析高斯定律的文章里，我解释了私有产权为甚么会将损人利己的行为带来最高的总净值。在“自私对社会的贡献”一文内，我解释了因为有了私产，“比较优胜定律”鼓励以低成本去专业，使自私的行为带来奇迹。

这篇文章里，我强调了因自私而增加的交易费用是有害的。但因自私而起的交易费用，虽然不能除去，却可因自利的企图而减少。私有产权容许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因素。这是近代经济学的可以肯定的结论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人若是自私的，废除私产的效果就是民不聊生。在这一点上，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自私问题，结果是相同的。

1984年2月17日

．co



四、知识资产（8篇）

：
新劳力经济学

一位新相识的朋友，见我屡次为文谈及产权的问题，认为我过于着重物质资产，忽略了人类知识资产的重要。但屈指一算，我起码已有五篇用中文写的文章是提及了知识资产的。我也曾指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起文革期间中国对知识的破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可相提并论。可能因为我从来未用“知识资产”为主题，我要强调的就不够明显了。

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本小书里，我指出知识贫乏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指出目前在中国，人力资源——包括知识资产——并非私有。

但舒尔兹（t。w。schultz）阅读这论文后，竟来信说：“为甚么你不提及那最重要的知识资产？为甚么你说中国没有多量的私有产权，人力在中国就不是私产吗？”这指责令我莫名其妙！

舒尔兹是因鼓吹知识资产（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而获诺贝尔奖的。我若在文章内不是每段都提及这种资产，他就可能认为我轻视了它！但舒尔兹怎可以认为人力资产——这包括知识——在中国是私有的资产呢？他曾到中国讲学，怎会连中国人民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没有自由转换工作的权利也不知道？私有产权的定义，是包括自由转让，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在人力及知识的资产上，这些权利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些资产在中国不能算是私产。

缺乏了人力资产的自由转让或自由买卖的权利，知识的发展或增长就一定有极大的障碍。单就是这一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言之过早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会稍后向读者详加解释。

马歇尔（a。marshall）是第一个经济学名家认为知识是资产中最重要的。我同意这观点，且准备在下一篇文章以自己的见解加以分析。人力及知识到了费沙的手上，就被一般性地归纳为资产。以费沙之见，任何可以引致有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市值就是资本。这个一般性的概念，比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去甚远。

而马克思的各种矛盾，到费沙以后就渐变成为历史了。可惜费沙的经典之作“利率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至今还未见有中译本。

近20年来，劳力经济学（labour　economics）渐被称为新劳力经济学。究竟“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