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配合着甜蜜优美的三和弦听起来亲切悦耳，克乃西特蓦然回忆起华尔采尔年代曾和好朋友费罗蒙梯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这类乐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赏着，直至乐曲奏毕。琴音在黝暗寂静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脱俗，又那么勇敢、纯真，同时既十分童稚气，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优秀乐曲在尚未得救的缄默人世间所发出的音调一样。
克乃西特敲敲门，约可布斯神父高声应道，“进来吧！”老人以自己谦逊的庄严态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钢琴上还燃着两支蜡烛。是的，约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说，他每天晚上弹琴半小时，或者整整一小时，天黑以后他就结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他不读书不写作。
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读神明的仿效。是的j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
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现在轮到克乃西特开心大笑起来。“好吧，”他接着说，“您若回忆一下本格尔曾多年从事的圣约翰启示录研究工作，以及他对这部书的预言内容所作的体系性阐释，那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恰是严肃的对立面呢。”
“这话不错，”约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认说，随后他又问道：“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如果您允许我开玩笑，那么我就要说：本格尔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游戏。事实上我已把他列为我们玻璃球游戏的秘密先驱者和老前辈了。”
约可布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态度，谨慎地问道：“这似乎有点胆大妄为，竟然把本格尔归入贵会的谱系。不知您对我的见解评价如何？”
“我说过这是一个玩笑，却也是一个有理可据的玩笑。本格尔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他从事那项重大《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规划。他说他希望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即是说他想把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以综合和对称方式排列组合在一种中心思想之下。这个想法正是玻璃球游戏在做的事呢。”
“归根结蒂这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进行的百科全书式思想游戏。”老人反驳说。
一事实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一但是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现在我还想进一步说说我的看法：倘若本格尔当年曾建立类似我们玻璃球游戏的思想体系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去换算什么预言数字，不会宣称自己反对基督和反对千年王国了。本格尔未能完全寻找到能够引导自己趋向他所渴求的联合目标之道，却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加上哲学才能创造了一种兼具细致缜密和美丽幻想的‘时代秩序论’，花费了多年好时光。“
“就说到这里吧，”老人说，“好在您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您实在太过于依据幻想了。不过我懂得您想说的东西。我却只在自己专门领域里卖弄学问。”
这是一场互相获益非浅的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
在这位本笃会学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因为他们两人——他在本笃会，那位青年在卡斯塔里——各自作着本领域的工作，却发现了这同一位在符腾堡修道院执教的可怜教师，发掘出了这位既温顺又坚硬，既热情又冷静的人物。老人认为，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连接两人的东西，因为这同一望不见的磁石的吸力实在太强大了。那个以普赛尔奏鸣曲开场的傍晚之后，两人间的无形桥梁已实实在在架起来了。约可布斯觉得和这位颇有修养却柔顺好学的青年交换思想很愉快，这种乐趣对他而言是难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则觉得自己在与这位历史学家的交往中，在领受教导的过程中，似乎在成长觉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是视成长觉悟为自己生命之道的。简而言之，克乃西特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中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更一步学会了如何把现实和自己当前生活作为史实来观察的本领。
他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发展成一种道地的辩论，有抨击，也有辩护，而且开始时自然总是约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对方发难。老人对自己年轻朋友相知越深，就越为对方感到惋惜，这个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培养，反而受到了一种虚假美学思想的熏陶。每当他发现克乃西特思维方式上某些可资非议之处，就将之归罪于卡斯塔里的“时髦”精神，归罪于它的不切实际，以及那种偏爱游戏式抽象化的倾向。而每当克乃西特令人惊异地以近乎自己思维方式的健康观念与见解和他辩论时，老人就不禁狂喜万分，因为自己年轻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御卡斯塔里的教育影响。克乃西特十分平静坦然地承受他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批评，只在这位老先生对自己过分激昂慷慨时，才冷静地加以反驳。应当说，这位学者卑薄卡斯塔里的种种贬词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须承认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点在他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已使他的观点有了彻底改变。这一点便是卡斯塔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对此，约可布斯神父认为，卡斯塔里人“完全欠缺历史意识”。
“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悄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
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
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
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于，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