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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旁听生虽然也得与其他学生一般遵守同样的校规，但可不必常年疏离家庭和故乡，这样也便在学生中形成了一个颇为特别的集团。他们每逢假期就回转家庭，因而始终保留着自己出生地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同学们眼里也便始终只是客人和外人。期待着他们的是双亲的家庭、世俗的前程、职业和婚姻。这类贵宾学生中也有人受到学校精神感召，征得家庭同意后最终留在卡斯塔里，还进人了宗教团体，但是这种情况少而又少。多数人则相反，但是历史证明，不论在哪一时期，每当公开舆论因种种原因转而抨击反对精英学校和宗教团体时，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政界要人曾挺身而出强硬卫护两者，其中不少人青年时代曾是这类贵宾学生。
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就是这样一位旁听生，他是较年轻的克乃西特一进华尔采尔就结识的朋友。特西格诺利天赋很高，他口才出众，擅长辩论；他性格刚烈，但脾气有点儿暴躁，他的出现常使校长十分恼怒，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简直无可挑剔，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忘却自己旁听生的特殊地位，反倒尽量设法引人注意，甚至以挑战姿态直言不讳地宣扬自己是一个持世俗观点的非卡斯塔里人。
两位学生出人意外地建立了特殊的友谊。两人都极有天分，都感受了精神召唤，这使他们成为兄弟，尽管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反。也许需要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师，具有超人智慧和高度技巧，才能够沙里淘金，运用辩证法则不断在矛盾对立中求得综合。切宾顿校长倒是不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和愿望，他不属于那类讨厌天才的教师，但要解决目前这个实例，他却缺少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两个学生对他的信任。
自封为外人和革新派的普林尼奥，一贯对校长保持敬而远之的警惕态度。更不幸的是切宾顿校长和约瑟夫因课余学习问题发生冲突，约瑟夫当然也不会转而向他征询教导指点了。
幸好还有一位音乐大师。克乃西特请求他的帮助和指点，这位富有睿智的老音乐家认真考虑后，以极巧妙的手法把他的玻璃球游戏课程引上了正道，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青年克乃西特遭逢的这场巨大危机和歧途，在大师的手下化险为夷，并转化为克乃西特的一个光荣使命，年轻人也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约瑟夫和普林尼奥之间又友好又敌对的交情发展史，或者也可称为一部两大主题并进的乐曲，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精神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一段历史大致情况如下。
最先引起对方注意，又受其吸引的当然是特西格诺利。这不仅由于他年龄较大，又漂亮潇洒，能言善道，而且主要由于他不属卡斯塔里，而是一个“外人”，一个来自世俗世界的外人，一个有父母、有叔伯姑姨、有兄弟姐妹的人，对这个人来说，卡斯塔里王国连同其一切规章、传统和理想统统不过是一段路程，一个中转站，一次短暂的逗留而已。在这位外人眼里，卡斯塔里不算整个世界，而华尔采尔也和普通学校没什么两样，在他看来，返回“凡俗世界”既不羞耻也非受罚，等待着他的不是宗教团体，而是功成名就之路，是职业、婚姻、政治，总之，是每一个卡斯塔里人私下里渴望知道得越多越好的“真实生活”。因为，对卡斯塔里人就如同对古代那些修行的僧侣一样，“凡俗世界”一词便意味着某种卑下而不可接触、因而显得神秘、富于诱惑力和魅力的东西。如今这个普林尼奥居然毫不隐讳自己的依恋之情，他不以属于世俗世界为耻，反倒引以为荣。他如此强调自己的不同观点，一半出自孩子气和开玩笑，也有一半确是出于自觉的宣传热忱。凡是有机会，他就搬出自己那套世俗观点和尺度来对照比较卡斯塔里的标准，并宣称自己的观点更好、更正确、更符合自然，也更合乎人性。他日若悬河地一再提出“符合自然”，“健康的人类常识”等等，借以批判禁欲的不合人情的学校精神。他不惜大量搬弄口号和夸张字眼，圭而他聪明机智、趣味不俗，没有让自己的言论沦为低级谩骂，而且多少运用了华尔采尔通常辩论时惯用的手法。他要替“世俗世界”及其平常生活辩护，反对卡斯塔里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经院哲学精神”，他还要向人证明，即便让他运用敌人的武器来作战，他也照赢不误。他绝不愿人们把他视作盲目践踏精神文化花园的粗野愚人。
约瑟夫·克乃西特经常站停在一小群以演说家特西格诺利为中心的学生附近，他默不作声，只是聚精会神地谛听。演说家的言辞使他觉得又奇怪又吃惊，甚至有点恐惧，普林尼奥贬抑否定所有在卡斯塔里被奉为权威和神圣的东西，在他那里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都是成问题或者可笑的，而这一切却是克乃西特深信不疑的。不久，他注意到并非人人都在认真谛听演说，许多人显然仅仅为了消遣取乐，如同人们在市场里听人叫卖商品。此外，他也不时听见有人用嘲讽或者严肃的日吻回敬普林尼奥对学校的攻击。虽然如此，总有几个同学一直聚在这个普林尼奥身边，他永远是中心，不论哪个场合，恰巧没有对手或者出现了对手，他永远具有吸引力，一种近似引诱的吸力。
约瑟夫和聚在这位活跃演说家周围的人群一样，总是怀着惊讶或者嘲笑的神情倾听着他那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论。克乃西特虽然感到演说常让他产生不安甚至恐惧，但仍被其巨大的诱惑力所吸引，这并不是因为其语言精彩有趣，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与自己具有某种极严肃的关系。这倒不是他在内心与那位大胆演说家起了共鸣，而是一旦知晓那些怀疑确乎存在或者确有存在可能性。它们便会让你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开始时还不太糟糕，只是感到有一点困惑和有一点不安，这是一种混杂着强烈的冲动和良心上的负疚感的东西。
终于到了他们结交的时刻。特西格诺利注意到听众里有一个认真思考自己言论的人，没有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嬉笑怒骂，他见到的是一位静默寡言的金发少年，该少年英俊文雅，有点儿害羞，当他回答这位普林尼奥客气的问话时，竟满脸通红，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普林尼奥揣测这位少年追随他已有一段时间，便决定以友好的姿态相回报。为了完全征服对方，他邀请克乃西特次日下午到自己住处小坐。但这个又害羞又拘谨的男孩并不容易征服。普林尼奥不得不大感意外。那孩子站开了，不想和他攀谈，就这么着谢绝了他的邀请，这刺激了年龄稍长的对方。反过来说，追逐沉默寡言的约瑟夫，起初也许仅仅是出于虚荣自负，后来竟越来越认真，因为他察觉到这里出现了一位对手，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朋友，也许会是敌人。普林尼奥一再看见约瑟夫出现在自己附近，觉察到他在留心倾听，但是只消他略一向对方走近，那怕羞的男孩便立即后退躲开了。
克乃西特的躲避是有原因的。很久以来、克乃西特便感觉另一个孩子对他或许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带来某种美好的东西，可以扩展他的眼界、认识和悟性，也可能带给他陷阱和危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必须正视的现实存在。他把普林尼奥言论在自己心里引发出怀疑不安的最初冲动告诉了他的朋友费罗蒙梯，但这位朋友却全不重视，断言普林尼奥是个不值得为之浪费时间的狂妄自大之徒，说罢又重新潜心于音乐演奏之中。约瑟夫本能地感到，也许校长是他释道解惑的适当人物，但自从那场小小过节之后，他们之间便不再存在坦诚的信任关系，他也担心自己不被切宾顿理解，更担心自己议论普林尼奥的叛道言词会被校长视作告密行为。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普林尼奥的主动接近而使他日益感到痛苦。克乃西特只得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保护人和灵魂导师。他给音乐大师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这封信被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引证其中一段如下：“普林尼奥是否希望获得我对他的赞同，或者只想找一个对话伙伴？目前我还不大清楚。我希望是后者，因为要我转向他的观点，无异于把我导人不忠之路，并且毁坏我的生活，我毕竟是卡斯塔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如果我真的产生了返归世俗世界的愿望，我也没有父母亲和朋友可以投靠。然而，即便普林尼奥发表那些亵读卡斯塔里言论的目标全不在于影响别人还俗，我也已十分困惑不解了。不瞒您说，敬爱的大师，普林尼奥的见解里确实有我无法简单否定的内容，他唤醒了我内心的共鸣，有时候十分强烈。要求我支持他的见解。倘若这就是自然的呼唤声，那么这也是同我所受的教育，同我们熟悉的见解彻底背道而驰的。普林尼奥把我们的教师和大师们形容为僧侣特权集团，把我们同学们称呼为一群受监护的被闭割的绵羊。
这些言语当然粗暴而且过分夸大，但是其中也许还有若干真实内容，否则不可能令我如此心烦意乱。普林尼奥敢讲一切让人吃惊和气馁的话。例如他说：玻璃球游戏是一种倒退回副刊文字时代去的玩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字母游戏，也许会毁坏我们以往种种不同艺术与科学的语言。这种游戏只进行联想和类比。他还说：我们这种不事生产的隐退生活恰恰证明我们全部精神教育和态度之毫无价值。他还分析道：我们以各个时代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为例子分析其规则和技巧，却拿不出我们自己创作的新音乐。他又说，我们阅读和阐释品达或者歌德的作品，却羞于拿起笔来写自己的诗句。对于这些指责，我无法一笑置之。上述指责还不算是最利害的，最令我痛苦的指责是他说我们卡斯塔里人所过的生活犹如靠人喂养的笼中鸟儿，我们不必自食其力挣面包糊口，我们不必正视现实生活，不必参与生存竞争，对于那一部分用辛劳工作和困苦生活建立了我们豪华生活的人，我们既一无所知，也不想去知道。“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也许已经辜负了你的善意和慈爱之心，尊敬的师长，我已准备接受惩罚。呵斥我吧，处分我吧，我会因而感激不尽。但是我还特别需要得到指点。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支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因为我太微小太没有经验了。也许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能向校长先生吐露心事，除非您命令我向他诉说。因此，我不得不写信来烦您，这件事已开始成为我的大灾难，我实在不堪负荷了。
倘若我们也能拥有音乐大师回答这封求救书的亲笔复信，那该多好！可惜他的答复是口头的。音乐大师接到克乃西特信后不久就亲自来到了华尔采尔，他要主持一次音乐测验，于是就在这短暂逗留期间着实替他的小朋友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从克乃西特后来的追记中得知这些情况的。音乐大师没有让他轻易过关。他首先是仔细审阅了克乃西特的成绩单以及课外学习科目，发现他过分偏重课外项目，由此判定校长的看法正确，他坚持要克乃西特向校长承认错误。至于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的关系，他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直到把这个问题也同校长进行一番讨论后，他才离开华尔采尔。此行的后果有二：一是在特西格诺利和克乃西特之间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凡是参与者都会永志不忘的竞争游戏；二是克乃西特和校长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没有联系他和音乐大师的那种神秘的亲密感情，却至少是相互开诚布公和轻松缓和的。
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为他框定的生活方式内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被允许接受特西格诺利的友谊，由他自己承受对方的影响和攻击，任何老师都不得于涉和监督。他的导师只对他提出一个任务：面对批评者必须保卫卡斯塔里，并将辩论提高到最高层次。这就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乃西特都必得掌握卡斯塔里和宗教团体的基本制度与原理，他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研习，并且反复背诵、牢记不忘。这两位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驰名全校，人们争先恐后前往助阵。
特西格诺利原先那种进攻性的讥讽语调逐渐温和了，他的论点也较为严谨和负责了，他的批评也比较符合实际了。在他们交锋之前，普林尼奥始终是这类辩论中的赢家，因为他来自“世俗世界”，具有世俗的经验、方法、攻击手段，还有那种带点儿不择手段的态度，他早在家乡时便因同成年人交谈而熟知了世俗世界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指责。如今克乃西特的答辩却迫使他看到，尽管他颇为熟识世俗世界，优于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