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伊凡·阿勃拉梅奇说，呆呆地瞧着窗外。“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我自己就是在四十八岁那年结的婚，人家都说太晚了，其实不晚也不早，不过呢，还是根本不结婚的好。老婆很快就会弄得人厌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心话，因为，您明白，人总觉得不幸的家庭生活是丢脸的事，瞒着不说。
有的人在老婆身旁‘玛尼雅，玛尼雅’的叫个不停，可是如果按他的本心办事，他就会把这个玛尼雅装进袋子，丢进水里了事。跟老婆一块儿过日子真没意思，简直是蠢事。再者，我敢于对您保证，儿女也不见得好一点。我有两个，这些坏蛋。在此地草原上，他们没处可以上学，要把他们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读书，可又没有钱，于是他们只好在这里生活，象两条狼崽子似的。你瞧着就是，他们会在大道上杀人哩。“
金发先生注意地听着，回答问话的声音不大，而且简略，看来这人秉性斯文而谦和。他自称是个律师，说他现在到玖耶甫卡村去办事。
“喔，你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九俄里，我的上帝！”日穆兴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象人家在跟他吵架似的。“不过，对不起，等一忽儿您到了车站是找不到马车的。依我看，您还是索性到我家里去好，您明白，在我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坐着我的马车走就行了。”
律师想了想，同意了。
等他们到达火车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草原上空了。从火车站到田庄的路上，他们没有讲话，车子的颠动妨碍他们谈天。那辆四轮马车蹦蹦跳跳，吱吱地叫，似乎在哭泣，好象它这种跳动弄得它自己十分痛苦似的。律师坐得很不舒服，愁闷地瞧着前面，巴望看到那个田庄。他们坐车走了八俄里光景，才远远地望见一所不高的房子和一个院子，四周围着一道用黑色石板砌成的围墙。那所房子的房顶是绿色的，墙上的灰泥脱落，窗子又小又窄，象是眯细的眼睛。田庄建在太阳地里，四周看不到水，也看不到树。邻近的地主和农民都把这儿叫做“贝琴涅格田庄”。许多年以前有一个过路的土地测量员在田庄上留宿，跟伊凡·阿勃拉梅奇谈了一夜，感到很不满意，早晨临走的时候对他严厉地说：“您，我的先生，是贝琴涅格人！”从此“贝琴涅格田庄”这个名称就传开了，等到日穆兴的孩子长大，开始打劫邻近的果园和瓜地，这个外号就越发牢不可破了。大家还把伊凡·阿勃拉梅奇叫做“您明白”，因为他通常讲话很多，而且常常使用这个“您明白”。
在院子里的堆房旁边站着日穆兴的儿子，一个是十九岁，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两个人都光着脚，没戴帽子。正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把一只母鸡高高地抛到半空中，母鸡咕咕地叫，飞起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大儿子开枪射击，那只母鸡就被打死，掉在地上了。
“这是我的孩子在学打鸟，”日穆兴说。
前堂里有个女人迎接来人。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年纪还轻，相貌美丽。从她身上穿的衣服来看，人家可能把她当做仆人。
“容我介绍一下，”日穆兴说，“她是我那些小崽子的妈。
喂，柳包芙·奥西波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她说，”快点，孩子他妈，给客人做饭。开晚饭！快！“
这所房子分成两半：这一半是“客厅”以及紧挨着它的老人日穆兴的卧室，这些房间都闷热，天花板很低，有许多苍蝇和黄蜂；那一半是厨房，那儿烧饭，洗衣服，给雇工开饭，那儿的长凳底下有鹅和鸡孵蛋，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和她两个儿子的床也在那儿。客厅里的家具没上油漆，显然是一个木匠马马虎虎做出来的。墙上挂着枪支、猎袋、短鞭子，这些陈旧的废物早已生锈，上面满是尘垢，变成灰白色了。画片一张也没有，墙角上有一块木板，当初是放圣像用的。
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摆好饭桌，端来火腿，然后是红甜菜汤。客人拒绝喝酒，只吃面包和腌黄瓜。
“吃点火腿怎么样？”日穆兴问。
“谢谢，我不吃，”客人回答说。“我素来不吃肉。”
“这是为什么？”
“我是素食主义者。杀死动物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日穆兴想了一忽儿，然后叹一口气，慢吞吞地说：“是啊。……对了。在城里我也见过一个不吃肉的人。现在这种信仰时兴起来了。嗯，这挺好。不能老是杀牲口，打鸟儿了，您明白，早晚得洗手不干这种事，让畜生也过太平日子才是。杀生是罪过，是罪过啊，这是不消说的。有的时候开枪打兔子，伤了它的腿，它就直叫，跟小娃娃一样。可见它也觉得痛啊！”
“当然，它觉得痛。畜生跟人一样懂得痛苦。”
“这是实在的，”日穆兴同意说，“这些我都很明白，”他一 边想，一边接着说，“不过呢，老实说，有一点我却不明白：比方说，您明白，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再吃肉，到那时候这些家禽，比如鸡和鹅，可怎么办呢？”
“鸡和鹅就会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象那些野禽一样。”
“现在我懂了。不错，乌鸦和寒鸦都活着，不要我们管也过得挺好。对了。……鸡啦，鹅啦，兔子啦，羊啦，都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高高兴兴，您明白，赞美上帝，它们再也不会怕我们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和平同安宁。不过呢，您明白，有一点我还是不懂，”日穆兴看一眼火腿，接着说，“猪会怎么样呢？拿它们怎么办呢？”
“猪也跟别的动物一样，那就是说，它们自由了。”
“是这样。对了。可是，对不起，话说回来，要是不把它们杀掉，它们就会繁殖起来，您明白，到那时候草场和菜园就遭殃了。要知道，猪这种东西，要是随它们自由自在，不去管它们，那么不出一天，它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糟踏掉。猪总是猪，给它起名叫猪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吃完了晚饭。日穆兴离开饭桌，在房间里走了很久，不住地讲啊讲的。……他喜欢谈论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喜欢沉思，再者，他巴望在老年找到一个什么信仰，使心灵有所寄托，而死亡不至于显得这么可怕。他希望自己脾气温柔，心平气和，相信自己，就跟这个吃腌黄瓜和面包果腹而认为自己因此变得完善的客人一样。客人坐在一口箱子上，健康，胖乎乎的，沉默着，隐忍他的烦闷。要是有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从前堂往他这边看一眼，就会觉得他活象一块谁也搬不开的大石头。
人在生活里有所寄托，心里就踏实了。
日穆兴穿过前堂，走到门外廊子底下，人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叹气，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天已经黑下来，天上这儿那儿出现了星星。房间里还没有点灯。有个人悄没声儿地走进大厅来，象个影子似的，在门旁站住。原来这是日穆兴的妻子柳包芙·奥西波芙娜。
“您从城里来吗？”她没看着客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我住在城里。”
“也许，您是个搞学问的人吧，先生，那么请您费心开导我们吧。我们得递一个呈子上去。”
“递到哪儿去？”客人问。
“我们有两个儿子，好先生，早就该把他们送去念书了，可是我们这儿没有人管，也找不到一个商量的人。我自己又什么都不懂。他们要是不上学，就要照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征去当兵。那就糟了，先生！他们不识字，连庄稼汉也不如，连伊凡·阿勃拉梅奇自己都嫌弃他们，不让他们走进房间来。不过，难道这能怪他们吗？真的，哪怕把小的一个送去上学也好，要不然，真叫人心痛啊！”她缓慢地说，声音发抖；这么瘦小、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似乎使人没法相信。“唉，真叫人心痛啊！”
“你，孩子他妈，什么也不懂，这不关你的事，”日穆兴在门口出现，说。“别拿你那些荒唐话去纠缠客人。走开，孩子他妈！”
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就走出去，在前堂又用她尖细的声音说：“唉，真叫人心痛啊！”
他们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给客人铺好被褥，点亮了长明灯，免得他嫌黑。日穆兴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床睡下。他躺在那儿想他的灵魂，想老年，想不久以前的中风，那次中风把他吓得心惊胆战，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喜欢独自一人在寂静中深思冥想，每逢这种时候，他就自以为是个十分严肃而深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就在不断地思索，他想抓住某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思想，使它成为生活的指南，有心为自己想出一种原则，好把他的生活也变得象他本人那样严肃而深刻。比方说，对他这个老人来说，戒绝肉食和各种珍馐美味确实挺好。那种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也不杀害动物的时代是早晚要来的，它不可能不来，于是他幻想着那个时代，清楚地想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和睦相处，可是突然间他又想起那些猪，他头脑里的思路就全给搅乱了。
“怪事，求主怜恤吧，”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嘟哝着说。“您睡着了吗？”他问。
“没有。”
日穆兴从床上起来，在门口站住，只穿着衬里衣服，在客人面前露出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干瘪的、象木棍一样的腿。
“您明白，”他开口说，“如今这年月，时兴各式各样的什么电报啦，电话啦，一句话，各种奇迹应有尽有，可是人并没有变得好一些。据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三四十年以前，人是粗暴残忍的；然而现在难道不是仍旧一样吗？的确，在我那个时代，大家不讲究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加索，我们在一条小河旁边驻扎了整整四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个军士。当时出了一件麻烦事，简直象是一篇小说。在我们哥萨克骑兵连驻扎的小河对岸，您明白，埋葬着一个穷公爵，他是不久以前让我们杀死的。每到夜里，您明白，守寡的公爵夫人总要到坟上去哭。她边哭边诉，嘴里哼哼唧唧地叫个没完，吵得我们心里不好受，简直睡不着觉。我们第一夜睡不着，第二夜又睡不着；得，这就惹得我们心烦了。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原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当然，这样的人没有了，也不用鞭子抽人了，大家生活得象样多了，学问也大得多了，不过，您明白，人的灵魂还是老样子，没起什么变化。喏，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住着个地主。他办矿，您明白。那些没有护照的、没处投奔的、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在他那儿做工。每到星期六就得给工人发工钱，可是他不愿意给，您明白，他舍不得钱。他就找了个帐房先生，也是个流浪汉，不过脑袋上总算还戴着一顶帽子。地主说：”你别给他们钱，一个小钱也别给；他们会打你，‘他说，’那就让他们打，你忍着，我每个星期六给你十个卢布就是。‘好，到星期六傍晚，工人们按规矩来拿工钱，帐房先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得，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个不停，打起来了。
……大家一齐打他，拳脚交加，您明白，这些人饿得心狠了。他们把那个人打得人事不知，然后各自走散。老板吩咐人往帐房先生脸上泼水，随后就塞给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那个人收下来，而且还挺高兴，因为实际上，慢说给十个卢布，就是给三个卢布，他也会答应钻进绞索里去。是啊。……到了星期一就又有一伙工人来了。他们只好来，没地方可去嘛。……到星期六 就又是那一套。……“客人翻一个身，脸对着长沙发靠背，嘴里含含糊糊说了一 句什么话。
“喏，还有一个例子，”日穆兴接着说。“有一年，您明白，此地闹一种叫炭疽热的瘟疫。那些牲口啊，我跟您说吧，象苍蝇那么纷纷死掉。兽医到此地来，下了严厉的命令，要把死牲口弄到远处去，深深地埋进地里，浇上石灰浆等等的，您明白，这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我那匹马也死了。我就按照种种预防措施把它埋了，单是在它身上浇的石灰浆就有十普特。您猜怎么着？我那两个小子，您明白，我的宝贝儿子，夜里却把马挖出来，剥下它身上那张皮，卖了三个卢布。您瞧瞧。可见人并没有变好，可见不管你怎么喂狼，狼总是往树林里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事真叫人深思啊！不是吗？您认为怎么样？”
突然，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道电光在护窗板的缝隙里闪现。暴风雨之前，天气总是闷热，蚊子不住地叮人，日穆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默想，唉声叹气，哼哼唧唧，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怎么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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