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无话可说。”奥地利的讽刺大家克劳斯,就曾对希特勒政权如此讥讽,然而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可是滔滔不绝(kraus,1992)。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背景,是末日的动荡与悲情,包括柏格的歌剧《伍采克》(wozzek于1926年首次演出)、布莱希特与韦尔合作的《三分钱歌剧》及(马哈哥尼城的兴衰)(mahagonny,1931)、布莱希特与艾斯勒合作的《采取的手段》(die massnahme,1930)、巴伯尔的小说《红色骑兵》(redcavalry,1926)、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德布林(alfred doblin)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alexanderplatz,1929)。而哈布斯堡帝国的倒塌,也造成众多文学杰作潮涌,从克劳斯的惊世剧作《人类文明末日》,到哈谢克的诙谐作品《好兵帅克》,还有罗斯《忧伤的悲歌》(radetskymarsch 1932),慕席尔(robert musil)不断自我反思的作品《无行之人》(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等等皆是。终20世纪,没有任何政治事件,曾在创作的心灵上激起过如此大的波澜。唯一的例外,也许也只有爱尔兰的革命与内战(1916-1922年),还有墨西哥的革命(1910…1920年)——俄国革命却不曾——曾分别借着前者的剧作家奥凯西(o’casey),以及后者的壁画家(此事象征意义更甚),以它们个别的方式,激发本国艺术创作。这一个注定倾覆的帝国,隐喻着另一个本身也注定幻灭崩离的西方精英文化:这幅意象,长久以来便已在中欧想象心灵的阴暗角落潜伏。旧有秩序的告终,在大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ies,1913-1923)中获得宣泄。另一位以德文创作的布拉格作家——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则以更绝对的方式,表达出人类那全然不可理解的困境:个人的与集体的。卡夫卡的作品,几乎全是在其身后出版面世。
因此,这个艺术,乃是
创造于世界溃散的日子,
诞生于地基崩离的时刻。
以上是古典学者暨诗人豪斯曼(a.e.housman)的诗句,他与前卫创作之间,自然是背道而驰(housman,1988,p.138)。这门艺术的观照角度,是“历史守护神”(angel ofhistory)的观点。而这名守护天使,根据犹太裔德籍马克思派学人士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的观点,正是克利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中的那一位:
他的脸庞面向过去。我们所认为属于一连串的事件,在他眼中,却只是一桩单一的大灾难,其中的残骸灰烬,不断堆积,直到他的脚下。哦,但愿他能留下,唤醒死者,修补那已毁的残破碎片!但是从乐园的方向,却起了一阵暴风,如此狂厉凛冽,吹得天使的双翅无法收起。狂风使他无力招架,不断地将他送往未来之境。他背向着未来,脚下的残灰却快速增高,一直进入天际。这股狂暴的大风,就是我们称作进步的狂飙啊。(benjamin,1971,pp.84-85)
在崩离瓦解地带以西的地方,悲剧及大祸难逃的意识虽然稍轻,可是未来的前途同样黯淡如谜。在这里,虽有大战的创伤累累,但是与过去历史的相连感却不曾明显断裂。一直到了30年代,那个萧条、法西斯俱生,以及战争日近的10年间方才改观。即使如此,如今回溯起来,当时西欧知识分子的情绪心灵,似乎不似中东欧那般彷徨迫切,希望的感觉也浓厚得多。而他们在中欧的同僚,此刻正从莫斯科到好莱坞,四处飘零、散落、隔绝;或在东欧,陷于失败及恐怖的魔掌之下噤声无语。居于西欧的他们,却觉得自己仍在捍卫那虽然尚未毁灭,却备受威胁的价值观念;并为一度曾活跃于其社会的思想意识,重新点燃火炬——若有必要,甚至可以进行改造以图存留。我们在第十八章将会看见,当时西方知识界之所以对苏维埃联盟的所作所为如此盲目,主要是出于一种迷信,认为它依然是代表“启蒙理性”对抗“理性解体”的一大力量,象征着“进步”的原始单纯意义,它的问题远比本杰明所说,“从乐园吹来的那股狂风”为少。只有在极端反动分子中间,才可以发现那种“世界已陷入不可理解悲剧”的末世意识;或如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笔下,世事已成斯多葛禁欲派(stoics)的一幕黑色喜剧;或更如法国小说家塞利纳所描述——甚至包括好讥嘲的犬儒在内——人世间均犹如一场噩梦。虽然当代英国年轻前卫诗人中最杰出的奥登,也认为历史是悲剧的深刻感受——《西班牙,美术之乡》(spain,palais des beaux aits)——然而以他为中心的那群前卫团体,却觉得人类的困境并非不可接受。英国前卫艺术家中给人深刻印象者,莫过于雕刻大家亨利·摩尔(henry more,1898-1986)以及作曲家布里顿(benjaminbritten,1913…1976)。但论其二人给人的感受,仿佛只要世界危机不去打扰他们,他们就可以让它从旁边掠过。可是世界的危机,毕竟不曾放过一人。
而前卫艺术的概念,在当时依然仅限于欧洲的文化领域及其外围地带。甚至在这里,艺术革命的开拓先锋们也仍旧渴慕地引颈望向巴黎,有时甚或伦敦——伦敦此时的分量虽轻,却足令人惊异不已。而纽约则不是期盼的目标。这种现象表示,在西半球的领域以外,非欧洲的前卫圈子几乎完全不存在;而它在西半球的存在,却与艺术实验和社会革命牢不可分。那时,它的最佳代表莫过于墨西哥革命的壁画家,画家们的意见,只有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人上有分歧,对于墨西哥革命分子萨帕塔与列宁两人,却共同爱戴。墨西哥画家里韦拉(diego rivera,1886-1957)就曾坚持将萨帕塔和列宁的像,绘入他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新大厦所绘制的壁画中——此画是装饰艺术的一大胜利,仅次于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building)——惹得洛克菲勒家族大为不快。
但是对非西方世界的多数艺术家而言,根本的问题却在“现代化”而非“现代主义”。作家们如何才能将本国本地的日常语言,转化成富有变化、包罗万象,适用于当代世界的文学用语。正如19世纪中期以来的孟加拉人(bengalis)在印度所做的改革一般,文学男子(在这个新时代里,或许包括文学女子在内)如何才能以乌尔都(urdu)语创作诗词,而不再依赖一向以来凡作诗非以古典波斯文不可的文学传统,如何以土耳其文,取代那被凯末尔革命扔入历史垃圾箱的古典阿拉伯文(同时一并被扔掉的,还有土耳其的毡帽和女子面纱)。至于那些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该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固有传统,如何面对那些不论多么优雅引人,却不再属于20世纪的文化艺术?其实单抛弃传统一事,就具有十足的革命意味;相比较之下,西方那此起彼落,以这一波现代化对抗那一波现代化的所谓“革命”,愈加显得无谓甚或不可理解。然而,当追求现代化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的革命者时,这种情况更为显著——事实上的情况也多是如此。对于那些深觉自己的使命(以及自己的灵感来源),乃是“走入群众”,并描述群众痛苦,帮助群众翻身的人来说,契诃夫(chekhov)与托尔斯泰(tolstoy)两人,显然比乔伊斯更符合他们的理想典型。甚至连从20年代起即已耽于现代主义的日本作家(极可能是接触意大利“未来派”而形成),也经常有一支极为强烈的社会主义或共产“普罗”中坚部队(keene,1984,chapter 15)。事实上,现代中国的头号大作家鲁迅(1881-1936年),即曾刻意排斥西式典型,却转向俄罗斯文学,因为从中“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编注:引自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祝中俄文字之交》)(lu hsun,1975,p.23)
对于大多数视野并不仅限于本身传统,也非一味西化的非欧洲世界创作人才而言,他们的主要任务,似乎在于去发现、去揭开、去呈现广大人民的生活现实。写实主义,是他们的行动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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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2
(//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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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方式而言,东西艺术因此产生结合。因为20世纪的走向愈发清楚,这是一个平常人的世纪,并将由平常人本身所创造的艺术,以及以平常人为对象而创造的艺术所垄断。两大相关工具的发明,更使平常人的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和记录,即报告文学(reportage)和照相机。其实两者皆非新创(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及《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可是却都在1914年后,才进入自觉的黄金年代。作家,此时不但自视为记录人或报导人(尤以美国为最),更开始亲自为报纸撰稿,有些甚至亲自下海,或一度成为报人,如海明威、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辛克莱·刘易斯等人皆是。1929年首度纳入法语辞典,1931年登列英语辞曲的“报告文学”一词,于20年代成为公认具有社会批评意识的文学与视觉表现类型,最大的影响来自俄罗斯的革命前卫人士。后者高举现实的旗帜,力抗被欧洲左派谴责为人民鸦片的大众通俗娱乐。捷克共产党新闻工作者基希(egon erwinkisch),就因《匆匆报导》(der rasende reporter,1925)而名声大噪,此词就因他在中欧大为流行——《匆匆报导》,是他一连串报导的首篇篇名。报导性的作品,也遍传西方前卫圈中,主要渠道是通过电影。它的起源,显然在多斯·帕索斯(johndos passos,1896…1970)所著的《美国》(usa)三部曲中(这位作家左倾时期的作品),可以清楚找到。文中以“新闻片”(newsreel)及“电影眼”(the camera eye)——暗指前卫派纪录片导演维尔多夫(dziga vertov)——等片段交互穿插,构成故事情节。在前卫左派手中,“纪录片”成为一种自觉性的运动。到了30年代,甚至连报章杂志界中顽固的实际派,也可以以这一类作品获取更高的知识和创作声望。他们将电影胶卷中的片段——通常充任不要紧的补白作用——添添补补,升级成气势较为壮大有如“时光隧道”(march of time)般的纪录性质,并借用前卫摄影的技术创新,如20年代共产党aiz首创的手法,为画刊杂志创下了一个黄金时代:美国的《生活杂志》(life)、英国的《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法国的《看》(vu)等皆是。不过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以外,此种风格直到二战之后才大为风行。
“摄影新闻”的兴起,要归功于以下原因。其一,那些发现了摄影技术这个媒介的摄影人才(甚至包括某些女性在内);其二,世人以为“照相机不会撒谎”的错觉(即相机镜头下捕捉的世界,似乎可以代表“真实”人生);其三,技术的改良进步,新型的迷你相机,可以轻易拍到那些不是刻意摆出的自然姿态,如1924年推出的莱卡相机(leica)。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却要数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男男女女,都知道可以通过摄影镜头看到真实人生。当时,印刷品的发行虽然也有增加(如今更在通俗小报上面与凹版印刷相片交错排列),可是却在电影大军的压境下相形失色。大灾难的年代,是电影大银幕称雄的年代。到30年代末期,英国人每买一份报纸,就有两人买一张电影票(stevenson,pp.396,403)。事实上,随着不景气日益严重,世界被战争的千军横扫,西方电影观众的人次也达空前高潮。
在这个视觉媒体新秀的世界之中,前卫与大众艺术相互交融彼此浇灌。在旧有的西方国度里,教育阶层和部分的精英思想,甚至进而渗入大众电影领域,于是有了魏玛时代的德国无声电影,30年代的法国有声电影,以及一旦席卷其人才的法西斯思想扫除之后的意大利电影界,分别创造了黄金时代。其中恐怕要数30年代具有民粹风格的法国影片,最能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需求与一般大众对娱乐的需求相结合。这些作品是唯一在高品位中,犹不忘故事情节重要性的作品——尤其是“爱”与“罪”的题材——同时也是唯一能表达“高级笑话”(good joke)的影片。而通常一旦让前卫派(不论政治或艺术)完全自行其是——如纪录片流行潮及鼓动艺术(agitprop art)即是——它们的作品却很少能影响到大众,只能限于极少数的小圈子中欣赏。
然而,这个时期的大众艺术之所以意义重大,并非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