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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诞生于革命年代及19世纪的思想,到了20世纪末期,发现自己已濒临穷途末路;那么人类最古老的指路明灯,即传统式的宗教,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不能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涂,虽然在少数几国——最奇怪的是由美国领军——隶属某教堂并经常行宗教仪式,依然为一般生活的固定习惯(kosmin/lachmann,1993)。总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于世纪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纪之末,却都已人去楼空,于是不是出售,便是改做他用。甚至如英国威尔士一带,这个当初靠新教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地方,也同样一蹶不振。而从60年代始,如前所见罗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转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极权象征地位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失败之后,此地的羊群也与他处一般,渐有背离牧者远去的迹象。有些时候,一些宗教观察家们以为在后苏联的东正教地区,抓住了一点回归宗教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世纪末的此刻,这种发展趋势却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虽然绝非无稽之谈。各式基督教派的谆谆教诲,不管其佳言美意,愿意静心聆听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减少。
传统宗教力量的衰亡,并不因战斗性强的宗派兴起而有所弥补,至少在发达世界的都市社会中如此。各种新异宗派及聚教众而居的现象流行,世间男女逃脱他们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纷纷投入各种以无理性为最大追求的怪异信仰;凡此种种,亦不能挽回宗教势力流失于万一。社会上虽然充满了这一类奇宗异派,但是事实上其群众基础却很薄弱。英籍犹太人当中,只有3%~4%属于任何一支极端保守型宗派或团体。美国成人人口里面,隶属于好战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lachmann,1993,pp.15…16)。
至于居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情况自然大不相同。不过远东地区的广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孔老夫子的传统教诲之下,几千年来,就已与正式的宗教无缘——虽然其中不泛非正式的民间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里,宗教传统,一直是其世界观的骨干。此时此刻,随着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为传统宗教在这个舞台上的势力也应愈发强大。这种揣测,事实上也正是本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动态,因为主张并倡导其国家现代化的少数俗家精英,毕竟只是广大人民群众里的少数(见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于是愈发强大,正因为旧有宗教依其本质,便与西方文化和无神富国为敌。在旧宗教的眼里,后者不但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媒介,而且压榨凌逼穷国日盛。这一类运动在本国境内攻击的目标,便是那些开着奔驰轿车、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阶级,这种现象,不啻更添几分阶级斗争意味。这群宗派团体,在西方随之以“原教旨主义者”而闻名(此名其实有误导作用)。名字也许新潮,论其性质本源,却来自一个人为想象的“过去”;在那里,不再缥缈虚无,一切都比较稳定可靠。但是一来时光不能倒转,二来(比方说)古中东牧民社会的意识思想,与今日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本不能挂钩,因此这类观念,自然无法发生丝毫启迪作用。所谓原教旨主义者的现象,正如维也纳机智大家克劳斯对“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注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疗的对象。”
而那一时之间,仿佛热闹成一片的口号思想杂烩——简直令人难以将它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也陷在同样萎顿不振的局面里。它们生长在旧制度旧意识的灰烬之上,正像二战之后,蔓蔓杂草丛生于炮火之后的欧洲各大城市残垣一般。这便是仇外思想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但是拒绝接受那难以接受的眼前现实,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见第十四章)。事实上随着新千年的开始,最能接近这类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尔逊——列宁式的主张,认为所谓有相同种族语言文化的民族,应拥有“民族自决权利”,如今却已沦为野蛮悲惨的一幕荒诞剧。90年代初期,许多理性的观察人士,开始将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张民族主义的行动分子)——也许是头一回开始公开提出——或许放弃“民族自决权利”正是时候。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愈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战之间年代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新千年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扰,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知道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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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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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作者同样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某些长期的发展态势极为明确,在此可就其中几项问题略作陈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决的条件。
长期而言,未来两大中心议题将是人口和生态。世界人口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长,一般认为,将于2030年左右在100亿边缘稳定下来,即1950年人口总数的5倍。主要的缓慢因素,将来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这些预测爆出冷门,世人对未来所做的一切赌注估计都将出差错。但是即使这个推算大致不离谱吧,届时人类也将面对一个历来不曾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即如何维持世界人口稳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级数的上下,或以一定趋势稍许增减(至于全球人口剧降的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却非完全不能想象,“不过”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稳定,世界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促的二十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必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后者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作一选择:①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②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③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由地表失踪),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动性的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不时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客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即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二千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每日,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如短促二十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愈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
生态危机的脚步接近,究竟有何对策可行?关于这个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须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当然,个别而言,如果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仅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人——能够将他们消费的油价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许可以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争取一点时间。第二,生态政策的目的,必须“彻底”与“合理”双管齐下。而只靠市场性的解决,如将皮箱的环境成本,加入消费者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之内,便是既不彻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国之例可证:甚至稍微增加一点能源税,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引发成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来的油价记录也可佐证,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6年之间,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却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时反更鼓励其他一些在环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投资。这些发展,势将再度造成油价的下降,并鼓励更多浪费。而在另一方面,种种诸如零增长世界的拟议——更别谈反璞归真,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实际。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所谓的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除了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例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但是不论富有与否,支持生态政策绝对正确。就中期而言,发展增长的速率应该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层次——不过这个名词已经好用到无甚意义了——而从长期着眼,在人类与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资源,及其活动对环境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的立足点。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推测,到底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与消费层次上,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科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可以为我们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机的钥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却不属科学与技术范畴,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谋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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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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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氏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