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er），取代代表“生物性别”的“性”（sex）的风气，即意味着“女性”在扮演其“社会角色”方面，实与男人无异，并不属于另一种不同的生物性类别。因此凡是想涉足这一类敏感题目的科学家，都知道“他”自己必不可免地踏进了一个政治雷区。甚至连那些小心翼翼步入的人，如哈佛的威尔逊（e．o．wilson，b1929），所谓“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先锋战士，也不敢直截了当地把话说个清楚明白。
愈使整个情势火上加油者，却是科学家自己。尤其是生命科学中最具社会色彩的学科——进化理论、生态学、动物行动学，以及种种对动物社会行为进行研究的科目。他们未免过度喜欢应用拟人化的隐喻，动不动便把结论应用到人类身上。社会生物学家——或是那些将其发现煽风点火，进一步加以通俗化的人——表示，远古以前的数千年里，原始男人作为一个猎者，被自然挑选出来，适应并养成其广大生存空间中比较具有掠夺性的性格（wilson，ibid）。这种物质，通过遗传，甚至到今天依然牢牢控制着我们社会的存在。这下子惹恼的不只是女人，连历史学家也大为不悦。进化理论家并将自然的淘汰选择——视为生物学上的重大革命主张——分析成“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dawkins，1976）从事生存竞争的结果。如此一来，甚至连赞同“硬性派”达尔文主义的人，也不禁感到茫然，到底遗传基因的选择，与人的自我本位、竞争合作，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科学再一次遭到批评围攻，不过说来意义深长，这一回炮火却非来自传统宗教，只有原教旨主义团体例外——不过这批人的意见在知识上不值一顾。如今神职中人，也接受了实验室出来的领导地位，尽量从科学性的宇宙天体学中，寻找合乎神学教训上的慰藉。所谓“大爆炸”的理论，看在信者眼里，岂不正是世界是由某神所造的证据？在另一方面来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文化革命，也对科学的世界观发动一股属于“新浪漫”（neo…romantic）、非理性的强烈攻击，而且随时可以由激烈先进，变得保守反动。
但是“硬性”科学纯研究的中心碉堡，不像在外围打野地战的生命科学，很少为外界的攻击所动。这种局面，一直到70年代方才改观。因为如今情况愈来愈清楚，科学研究，已经不能与因其技术所造成，而且几乎是立即造成的社会后果分家。真正立即引起人们讨论是否应对科学研究予以限制的导火线，是由“遗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而起——必然包括人类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遗传工程在内。有史以来头一次，甚至连科学家本身也发出这种疑问之声，尤其在生物学界之内。因为事到如今，某些根本上具有作法自毙性质的科技成分，已经与“纯研究”密不可分，更非事后而起的附带效果。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是基础研究本身——如基因组（genome）计划的任务，就是标出人类遗传的所有基因。这些批评，严重破坏了长久以来，一直被所有科学家视为科学中心的基本原则（多数科学家依然持此看法），即除了在极边缘性质的范畴之内，必须向社会道德的信念有所让步之外，科学，应该随着研究追求带领的脚步，极力追求真理，至于科学研究的成果，被非科学之人如何使用，科学家无须负责。但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于1992年所言：“在我认识的分子生物学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在生物科技工业上投下某些金钱赌注。”（lewontin，1992，p．37；pp．31－40）再引另一位所言：“（所有）权状况，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ibid，p．38）所谓科学纯粹的振振有词，还不令人更起疑窦吗？
如今问题症结所在，不在真理的追求，却在它已经无法与其条件及其后果分开。与此同时，主要的争论，也于对人类持悲观或乐观看法之间展开。认为对科学研究应该有所限制或自我限制的人士，他们的基本假定，在于依照人类目前的状况，尚不足以处理自己手上这种旋乾转坤，能以令地球改变的巨大能力；甚至连其中带有的高度风险，也缺乏辨认能力。事到如今，即使连极力抵抗任何限制的魔法师们，也不敢相信他们的徒子徒孙了。他们表示，所谓无尽无涯的追求，“是指基本的科学研究，而非科学的技术应用，后者则应该有所限制。”（baltimore，1978）
其实，这些争议根本无关宏旨。因为科学家都知道，科学研究，决非无边无垠，完全自由。不说别的，单就研究本身，必须依赖有限资金的提供，便可明白矣。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有人告诉科学家什么可做，或什么不可做；却在提出限制及方向者，究竟属谁，并依据何种标准提出。其实对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们所在的研究单位，往往是由公共资金直接间接支付，因此其监管大权，是在政府手中。但是不论政府多么真诚地戮力于自由研究的价值，它的取舍标准，自然与普朗克、卢瑟福，或爱因斯坦所认定的尺码不同。
政府取舍的标准，依据先天的定义，不在“纯”研究本身的先后次序——尤其在这种研究所费不赀时——更何况全球大景气结束之后，甚至连最富有的国家，其收入也不再持续攀升，领先于它们的支出，人人都得开始做预算了。而其尺码，不是也不能是“应用”研究的先后次序——尽管其中雇用了多数的科学家们。因为总的来说，这一类研究并非以“拓展知识”为动机（虽然有可能附带达到）；它们的目标，乃是为了实用目的的需要寻求解答——比方为癌症或艾滋病找出某种治疗方法。在这里，研究人员追求的课题，并不一定是他们本人感兴趣的课题，可是却具有社会功能或经济效益——至少，也是那些项下有钱的研究科目（虽然私下里他们也许希望，这些工作可以带他们回到基本研究的本行上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再空喊高调，主张人之为物，天生就需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探索心、实验心”（lewis thomas in baltimore，p．44），因此若对研究加以限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云云。或夸夸其谈，认为知识大山的高峰，一定得去攀登，不为别的——借用典型登山迷的话——“就因为他们在那里”。这实在只是玩弄虚夸的辞令了。
事实的真相，在于“科学”之海（所谓科学，多数人是指“硬性”的自然科学）实在太浩瀚了，它的力量实在太大。它的功能，实在不能为社会及它的出钱人所缺少，因此实在不能任由它去自行设法，自行其是。科学所处状况的二律背反在于20世纪的科技大发电厂，以及因它而生的经济成就规模，愈来愈倚靠那相对而言人数甚少的科学家们。可是在后者心里，因其活动而产生的巨大后果，却属于次要考虑，有时甚至近乎微不足道。对他们来说，人类能够登月，或能将一场巴西足球大赛的图像，发射到人造卫星，再传往远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屏幕上供人观赏，实在无足兴奋，远不及下面这项发现有趣：在寻找传播干扰现象的解答之余，意外验明，确有某些天体背影杂音存在，因此证实了某项有关宇宙起源的理论。然而，正如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一般，科学家们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不能了解，也不在乎他们的作为的世界；这种现象的形成，他们其实有份。科学家大声疾呼要有研究自由，却正如为其城叙拉古（syracuse）设计兵器御敌的阿基米德的抗议呼声一般，对侵略者的兵丁毫无意义——这些敌兵，对他的呼声不顾（“看在老天份上，别把我的几何图给搞坏了。”），径自将他杀死，——他的心意，固然可以理解，可是却不见得切合实际。
唯一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手中那把钥匙，那把可以开启变动天地的巨大能力的金锁。因为这股力量的施展，似乎愈来愈得靠着这一小群令外人费解、却拥有其特殊恩赐的精英，并且得让他们尽情发挥才成——跟一般人相比，他们对外在权力财富的兴趣较低（不过到了20世纪的后期也改观了），但是依然不减其令人费解之处。但凡在20世纪之中不曾如此行动的国家，都因此懊悔不已。于是所有国家，不遗余力，都大力支持科学发展。因为不像艺术及大多数人文活动，没有如此维护支持，科学研究势必无法有效进行，虽然它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外来的干涉。可是政府，对终极性的真理没有兴趣（除了那些基于意识或宗教立国者外），它们关心的对象，只是工具性、手段性的真理。它们之所以也乐于资助“纯”研究的项目（即那些眼前无用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因为有一天，这些研究可以产生某些有用的东西。或者，是为了维系国家名誉。因为即使在今天，追求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毕竟依然优先于奥林匹克奖章，是一项甚为世人所重的荣衔吧。因此，这才是今日科学研究和理论的胜利构造，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也唯有靠着它们，20世纪，才将于后世被人缅怀为一个人类创造了进步的世纪，而不只是一片人类悲剧的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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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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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的大特色，便是极度的不安、永久的危机，并缺乏任何“不变的现状”……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正处在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形容的世界历史一大危机关头。这个关头的意义，绝不逊于1945年后的那一回——虽然克服种种困难的条件，似乎较以往为佳。可是如今世界，既没有胜利的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的一方，甚至在东欧也是如此。
——施图尔默（m．sturmer in bergedorf，1993，p．59）
虽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偏重的理想已告解体，它们打算解决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社会优势地位的滥用，金钱势力的无法无天，权和钱力量相结合，完全引导着世界的发展方向。如果20世纪为全球带来的历史教训，尚不足为世人产生防患未然的预防作用，那么红色的呼啸旋风，势将卷土重来，再度全部重演。
——索尔仁尼琴（new york times，28／11／1993）
能够身经三次改朝换代——魏玛共和国、法西斯国度，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在是作为一的岁数，能够亲眼见联邦共和国也寿终正寝。
——穆勒（heiner muller，1992，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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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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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促的二十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进，透着朦胧足音，跌撞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开始。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页历史已告结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两百年来第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毫无任何国际体系或架构的世界。1989年起，新兴领土国家林立，国际间却没有任何独立机制为它们决定疆界——甚至没有立场超然，可资做第三者从中调停——足以证明国际结构不足之一斑。过去出面“排难解纷”，确定未定之界，或至少认可未定之界的超级大国，都上哪儿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它们的监督之下，重划欧洲及世界版图，这里画一条国界，那儿坚持办一场“全民公决”，这些昔日的胜利者，又到何方去了（说真的，往日外交场上视为家常便饭的国际工作会议，多实在，多有成效。哪像今天那些高峰会，只不过搞搞公关，照几张相，就匆匆了事。）？怎么也不见踪影了呢？
千年将即，真的，那些国际新旧强权，到底都在哪里呢？唯一还能留下撑撑场面，还能被人用1914年超级大国定义看待的，也就只有美国一国了。而实际上呢，情况却很暧昧。俄国经过一场地动山摇，版图大为缩小，回到17世纪中期的大小，自彼得大帝以来，它的地位还没有这么渺小过。而英法两国也一落千丈，降格为地区性的势力，即使手上再有核武力，也不能掩饰此中落魄。至于德国日本，的确堪称经济两“强”，可是两国都不觉得有必要像以往一般，加强武力以助其经济声势——就算现在没人管它们了，可以自由行事——不过世事难测，它们未来意向如何，无人敢保证。至于新成立的欧盟组织，虽然一心以其经济合作为范例，进一步寻求政治同步，但在事实上却连装都装不出来。老实说，今日世界上的大小新老国家，除了极少数外，等到21世纪度完头一个25年时，能以目前状况继续存在者恐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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