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纽约，塞梯尼亚兹以惯有的效率开始执行雷伯的命令，着手对雅瓦总公司及其盘根错节的子公司网进行调整。（除了雷伯和他自己，任何人都弄不清这些公司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时，雷伯已和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取得联系，在高兹契尼亚克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塞梯尼亚兹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然后，他请审计员估价。为此，他选择了一家信誉卓著的事务所。通过估价，这个庞大的有限公司的股份价格便确定下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之后，纽约一家有声望的银行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上。这是那个财政年度的一件大事。尽管塞梯尼亚兹通过高兹契尼亚克为雷伯确保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售股净得仍不少于十九亿五千三百万美元。
这笔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王的大多数商业账目恢复收支平衡。
其实，更确切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克立姆罗德还在不断地提款，加上巨额的银行贷款必须偿还，这预示着缓解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它没有使塞梯尼亚兹得到宽慰。而且，他的担心也不仅仅是财政上的；他认为，自己与雷伯之间的冲突根本没有解决。亚马逊尼亚的摊子在他看来仍然是个无底洞，或迟或早会把一切都吞下去，除非巴西和其他有关国家开红灯，不理会以保护人自居的雷伯借口帮助印第安人的一切遁词，禁止这些投资．塞梯尼亚兹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狂的表现，由于王对自己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这种自大狂尤其令人不能容忍。
“这么多年来，他的全部业务一直由我经手，可是对我也不作解释。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从报纸上获悉，那些生产纸浆的巨型成套设备，从日本发出，足足绕了地球一圈，耗费之大谁也不会相信，方始运到亚马逊河口。他干下的这些蠢事，后来都得有人向银行付帐，我自己就是不得不面对银行的那些人之一。
“实际上，我没有撂挑子的唯一原因，我想是这样的：局面一个月比一个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不管我想得对不对，但我觉得，我准备好的接班人已无法接受这个摊子。这就有了个借口……”
大卫·塞梯尼亚兹始终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对王的感情，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八〇年春天。
。。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1
生？
雷伯寻觅自己旧踪的长途旅行（迪耶戈·哈斯称之为“王的告别演出”，后来还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乔治·塔拉斯），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王本人向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透露的若干真情，得到这些事实的补充，将来有助于他们两人把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毕生踪迹——从他在维也纳出生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段一段拼凑起来。当然，其中难免留下些可以理解的空白点。
雷伯没有按原来的时间顺序作这次觅踪之行，他不是把昔日走过的路重头再走一遍。乔治·塔拉斯认为，在他一生的这个时刻，雷伯已对自己漂泊生涯的结局作出了决定。现在，他就是需要回顾自已往事的某些片断，记忆和旅程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什么地方，根本没有一定的路线。
一九七九年，亨利·阿尔特还活着，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经营一个小公司，把配备船员的游艇租给想周游加勒比海的旅游者。
他微笑着对迪耶戈说：“这是我的一大憾事。当初，如果这个鬼家伙，”他指着雷伯，“愿意留下来和我合作，我们恐怕早就一起发了大财。”
“靠走私卷烟？”雷伯问，一边也在微笑。他们讲的是法语，那时候迪耶戈听法国话的水乎已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完全正确，当然靠卷烟。当时可以赚一大笔钱。我也真的赚了不少。一度我赚了十亿法郎。可是不久这些钱又让我给亏折了。”
“要是我在的话，局面就会改观吗？”
“我绝对相信能改观，”阿尔特接着说，同时转向迪耶戈。“他有一件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灵敏的脑袋瓜子，虽然那时他还年轻。这颗脑袋太灵了！”
“que sorpresa。（注：西班牙语，真叫人吃惊）”迪耶戈说。“我感到mucho mucho（注：西班牙语，非常非常）吃惊。”
法国人打量着雷伯的旧布裤和圆领衫。
“真有趣，”他说。“告诉你，当初我敢发誓你将来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为名人。”
“我了解他，”迪耶戈用英语插话。“我知道还有个人也了解他，一个在格林威治村卖汉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从来不要我们付钱。”
阿尔特笑了起来。他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邀请这两个客人一同进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经有了五个，他的买卖相当不错，尽管不能说是非常了不起。由于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与抵押和贷款有关，银行都讨厌他。但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这样过的。他喜欢在海边住。感谢上帝，如果撇开银行不谈，他觉得自己渐渐进入老境还不算太可怜。他举起盛着混合甜饮料的杯子。
“让我们为失意者干杯，我们就是失意者，我们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后，一个名叫保尔·苏必斯的法国阔佬成了阿尔特的主顾。因为他在巴黎当部长，人们都称他为“总统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银行对那个当年在丹吉尔活动的卷烟走私贩恨得要命，巧得很，苏必斯正好在这家银行拥有股权。
“你一定会觉得可笑，先生。”阿尔特后来对乔治·塔拉斯说。乔冶·塔拉斯的基金会则刚同这个法国人的公司签订了一项油水很大的合同，准备组织一些儿童周游加勒比海。“然而，我还是要说。你说你有点儿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而那位苏必斯对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你说对了，我确实觉得可笑。”塔拉斯不动声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约尔·白尼适一套相当简朴的公寓里住了三四天。约尔·白尼适虽然不系领带，却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而且即将成为国务秘书。
白尼适问雷伯：“前几天你在丹吉尔吗？”
“他把我拖去逛那些散发着薄荷气味的市场。”迪耶戈说。“我们甚至参观了他以前住过的宫殿，才三平方米见方，在卡斯巴的利雅得国王街。现在我知道他是从哪儿学的西班牙语，原来他在西亚金街跟一个从卡斯蒂里亚北部来的西班牙小贵族住在一起；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我甚至把自己肉墩墩的屁股放到‘巴黎咖啡馆’的一把椅子上，因为他曾经坐在那里喝过茶。圣母啊，这太使我激动了！我们甚至一直走到马拉巴塔灯塔那儿。”
一九七九年去耶路撒冷之前，迪邪戈就很了解白尼适，至少他声称是这样。他说与白尼适见过面，但他总不愿意把见面的日期、地点或当时的情形告诉塔拉斯。塞梯尼亚兹对于白尼适了解得很少，而塔拉斯知道得更少。寒梯尼亚兹确信，白尼适一向了解克立姆罗德在干什么，也了解他干任何一件事的目的、地点和方式；塞梯尼亚兹相信这两个人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杰思罗那个情报网的建立即是一例。白尼适是这类事情的专家，他很可能在这方面帮了忙。一九五六年杰思罗亲自来送信，使雷伯获悉苏伊士运河即将遭到攻击。通过这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塞梯尼亚兹看到了确凿无疑酌证据，证明他们两人之间存在者这种联系。
在以色列，雷伯访到了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间若干往事的旧踪，更加想不到的是居然找到那个名叫帕内尔的北爱尔兰人。詹姆斯·帕内尔三十三年前曾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中服设，现在当了记者。是他当着暗暗发笑的雷伯的面，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雅古尔警察署遭袭击的经过告诉了迪耶戈。帕内尔和白尼适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接触，其中的原因却没有人对迪耶戈作过解释。
“即使约尔不告诉我，我也会把你认出来的，”帕内尔说。
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向他的脸。
“凭这双眼睛。我敢肯定，当时你这双眼睛比你声称带在身边的炸药更使我害怕。你是在吓唬人呢，还是那两只袋子里真的装着二十公斤tnt？”
“三十公斤，”雷伯说。“一点不假。”
“你真的会把我们统统送上天去？”
“你怎么想呢？”
铂内尔发现那双灰眼睛正以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我想你会的。”他说。
他们一起到阿克的圣约翰去，在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吃了午饭。那天下午，雷伯和迪耶戈动身去罗马。
在意大利，他俩沿着昔日那条方济各会修道院路线走，当年，埃立希·施泰尔和其他一些急欲逃离欧洲的纳粹分子走的就是这一条路。他们在罗马过了一夜，然后由迪耶戈驾驶一辆租来的车，花了两天功夫到达雷申山口。路上，雷伯讲了所谓“四一二皇家运输连”的离奇故事，迪耶戈听得哈哈大笑。
但是，他们刚一进入奥地利国境，雷伯的情绪就起了变化。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需要指点车朝什么方向走时才开口。
“三十四年了，你一直没有回奥地利来过？”
“没有。”
“妈的，这还是你的祖国哪！”
没有回答。迪耶戈心里想：祖国，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姐姐，特别是杀死了他的父亲，差一点还杀死了他本人。这样的祖国还是忘了的好。再说，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什么是祖国？不过，毕竟三十四年了……
他们在萨尔茨堡走了一整天。雷伯又开始说话了，谈到他们眼前的这些地方从前发生过什么事件，不过声音比平时低沉，好象在自言自语。他叙述了那一段往事的始末，从他抵达这个城市开始，一直到埃泼克之死以及哈特海姆城堡的摄影师洛塔尔之死。
迪耶戈在哈特海姆没有停留，汽车经过林茨和毛特豪森，也没有停留。
从雷伯第一次离开利昂丁难民营到他与约尔·白尼适一起去巴勒斯坦，这一段时间内他所做的一切，有关他如何急切地寻找父亲的下落，后来如何了解到父亲的遭遇等等，是靠塞梯尼亚兹、塔拉斯和哈斯三人把各自了解的一鳞半爪拼凑起来才为人所知。萨尔茨堡的那一段主要来自哈斯，关于哈特海姆城堡的情况来自塞梯尼亚兹，他还提供了有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黎明时分雷伯到老家去的一些情节，塔拉斯则听雷伯讲过在奥地利搜索施泰尔的前后经过。
离开了萨尔茨堡，他们直接来到维也纳。迪耶戈奉命在内城区一座漂亮的私人住宅门前停车。
“咱们现在干什么？”
“不干什么。”
迪耶戈关上引擎。那座宅第带男像柱的门廊气派很大。雷伯望着门口，不做任何手势，坐在车上不动。
迪耶戈问：“你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是的。”
正在这个当儿，房子里出来几个小孩，其中一个把收音机贴着耳朵。
“你不想进去吗？”哈斯问。
“不。”
但是雷伯转过脸去，目送着两个孩子向波希米亚公署走去。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雷伯本来也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迪耶戈凭直觉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使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沉默。雷伯又把脸转向挡风玻璃。
“开车。咱们走吧。”他暗哑地说。
下一站是一个名叫莱歇瑙的地方，不过车先在维也纳的申肯巷从头至尾走了一趟——“以前这儿有一家书店。”莱歇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村庄。雷伯来到孤零零一个农家门前打听一个名叫埃玛·多宁的女人。住在那里的一对夫妻对她只有一点模糊的记亿。他们说她早就死了，雷伯仍不死心地说，“曾经有三个孩子寄养在她家，三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现在应该有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了。”
那对夫妇摇摇头；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埃玛·多宁以及一九四五年那时候三个孩子的下落。雷伯在村子里到处向人提这几个问题，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己故的埃玛·多宁生前也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先后有不少孩子在她那儿寄养过。
雷伯回到汽车里坐下，张开瘦骨嶙峋的大手搁在膝盖上。他低下头说：“咱们走吧，迪耶戈。”
他们在稍南的派耶尔巴赫略事逗留。那儿有一户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们打听一个赶车的老人，说这老人是他的朋友，许多年前还留邀他去家里吃饭。
不，多普勒一家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当然记得自己的老爷爷，但不记得雷伯·克立姆罗德。
“你该问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时候他们在这里。可现在他们不住在奥地利了。他们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经营好几家糕点铺发了财。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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