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梯尼亚兹这时又被缠住了，这一回是几名女傧相和招待员使他不得脱身。当他终于走进藏书室时，最初还以为那里空无—人。随后他感觉到屋里有人，而且感觉到了那人专注的目光，紧接着马上认出他就是毛特豪森的那个少年。
“显然，我是在一个很不合适的时间来到这里，请原谅，”雷伯·克立姆罗德用柔和的声音说。
苏珊·塞梯尼亚兹总喜欢夸她唯一的孙子天资聪颖、谦和厚道、礼貌周全、热情诚恳，而且对待朋友同对待家入一样诚心诚意。凭着这一切，他称得上是个理想的孙子，只有两点除外：他几乎完全没有幽默感，而且缺乏那种锐意进取直至取得巨大成功的猛劲。对于后者，老太大不甚介竞。大卫从他们父亲、母亲以及父母的父母那儿已经得到或者将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而且黛安娜·佩吉也将带来一千万美元或更多的陪嫁，倒是缺乏幽默感这一点一直使老太大感到十分沮丧。
“我往波士顿打过电话，”雷伯说，“电话号码是你祖母给我的。那边对我说，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你，但没有作任何说明。我本来要走了，但一位年轻的女士一定要我等你。实在抱歉得很。”
塞梯尼亚兹非常惊讶，其实何止是惊讶，他简直目瞪口呆。毛特豪森、林茨和战争——这一切已经过去五年了，而现在，他几乎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又突然出现了。
“我不知道你在纽约，”他总算找到一句话说。“甚至不知道你在美国。”
“我刚到不久，我来仅仅是为了对你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现在我要走了。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幸福如意。”
他穿着一件蓝布衬衫、一条褪了色的斜纹粗布水手裤和一双凉鞋。头发剪得很短，奇怪的是前额上有一条带状的皮肤额色较淡。尽管他好象长得高大了些，但整个体型依旧是那么干瘦、细长，象一根电线杆子。然而，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畏葸不前的气质。
“不管怎样，”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你毕竞可以向我提供一些消息。当初你的那位上级，我只知道他叫乔治·塔拉斯，你愿意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吗？”
“眼下大学里正在放暑假，所以他不在哈佛，但他可能到缅因州自己的家里去了。我把他的地址和电活号码写给你。”和四年前当大卫的祖母要写地址和电话给雷伯时一样，他含笑答道： “不必了。我记得住，谢谢。”
他迈了三步已到门口。
“等一下，”塞梯尼亚兹赶紧说。“别这样走。当初，我祖母告诉我说你去看过她，我对她没有想到问你的地址深感惋惜。”
“当时我根本没有住处。”
“那么在纽约呢？”
“还是没有。”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
“不用了，真的。不过我要再一次感谢你。”
“我或许可以借给你……”塞梯尼亚兹感到难以启齿。
雷伯摇摇头。他的一双眼睛在笑。
“我将离开纽约去度蜜月，”塞梯尼亚兹说，“大约两星期左右。然后我可能到波士顿我母亲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但是从九月一日起，我将在麦迪逊大街的威洛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工作。假如那时你还在纽约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跟你见面，我说的是真心话。你会来吗？”
雷伯点点头，那种欢愉的表情仍在他的眼睛里跳跃。他的一只手按在黄铜门把上，但正好在这时，门开了。塞梯尼亚兹一看，是他未来的小姨子，她和雷伯面对面站着，几乎能互相碰到对方。
“这位是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我的奥地利朋友。这位是我未来的妻妹，夏眠·佩奇。”
“我们已经见过面，”夏眠说，眼睛看着雷伯的眼睛。“这位年轻的女士简直把我锁在这里，使我没法逃走，”雷伯说，并且同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这时连塞梯尼亚兹也意识到，刚刚发生的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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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狗 —— 2
兹比抬头看了一下，对那个高个儿说：“哦，你是波兰人？”
“我从没这么说过，”高个子用波兰话随口回答。
“可你说的是波兰话！”
“那倒不假，”高个儿说。
兹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摇摇头。“除了波兰人谁也不说波兰话。除非绝对必要，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去学波兰语。”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雷伯。”
“雷伯什么？”
“就是雷伯。”
三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先后在报摊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其中有一个男人问兹比出了什么事。兹比回答说，他搭地铁时摔到一列火车下面去了，不过没什么，一切正常，倒是地铁的伤势更重，恐怕够呛。其实，兹比连站在那里都感到十分困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隔一会儿就不得不大喘气，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说。“高兹契尼亚克对我说，你这个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随便什么人都这样说的。你卖过报吗？”
“从来没有。”
“你以前卖过别的东西没有？”
“烟卷。”
买报刊的顾客更多了，兹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脸上的青肿块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怪吓人的，但他还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伤势简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声喊叫；还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剧痛，那三个大汉曾接二连三地用双脚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压根儿没法使，连找钱也不行。他继续说：
“那好吧。反正有你干的事。我要走开一两天，不会更多。你有阅读能力吗？”
“相当可以。”他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兹比还没有问，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读英文。”
“你是怎样遇见高兹契尼亚克的？”
“他的兄弟是个卡车司机，我们一起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纽约。我能叫你兹比吗？我不知道你的姓。”
兹比说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这个难念的姓氏曾经把移民局的官员差点儿逼疯。
那高个儿扬起眉毛，面带笑容。
“这个姓怎么拼法？”
“跟发音一样别扭，”兹比说。“我拼给你听，小伙子……”他不得不稍停一会儿，他的胸部疼得象铁锤在猛敲。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我希望高兹契尼亚克关于你的介绍没有错，这也是为我着想。但愿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能看到我的报摊还在这个地方……”
他直盯着对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几秒钟。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要买《纽约人》杂志，他便转过身去。
“o．k．，”他说。“o．k．，雷伯。”
尽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肿，一侧面颊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几颗牙摇摇欲坠，他还是在微笑，不是对那位走开去的年轻妇女，也不是对高个儿小伙子，可以说是在笑自己。其实，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累积的伤痛和神经的紧张已使他筋疲力竭，这时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撑。
他用手指轻轻擦着自己的左手，接着又按摩胸部。高个儿慢条斯理地说：“你的手骨折了，必须固定起来。你的肋骨也断了，也许在往里压迫背脊。而你的颧骨已经碎裂，更不用说你的牙齿了。你应该马上去病院。”
“好让别人来接收我的报摊？”
但兹比的话只是最后做做姿态罢了。他已处在崩溃的边缘，眼看着就要整个儿垮下来。
“我可以送你到医院去，”高个儿说，他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 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
某些报贩愿意付钱。“的确，有些人每天能赚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报摊设在时报广场或者中央大站门前，那点钱是容易挣到的。但对我们来说，额外吐出一美元实在够呛，等于要我们的命。这笔钱加上我们付给爱尔兰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么爱尔兰人？”
“给我们送报纸来的那些人。”
纽约三家最大的日报把它们的发行系统合并起来，由爱尔兰人包揽这宗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雷伯。我们不付款就拿不到报纸去卖。每个人都付钱，所以我们再出负担不起更多的花销。这样每天就得付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兹比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他本人以及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厄尔尼，幸成为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
“蠢货，不要自作聪明。你是波兰佬？”
“不完全是，”雷伯问答道。“确切地说巴塔哥尼亚（注：阿根廷科罗拉多河以南的大片高地）人，从北边来。”
两个年轻的恶棍打量着他，眼睛都眯成一条线。
然后，其中较矮小的一个说：“你想干什么？做一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要是你想试试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你的主意。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你究竟是不是波兰佬。”
“眼下我是个被兰人，”雷伯承认。他转过头来对着跟他坐在同一蹬台阶上的厄尔尼微微一笑，当时厄尔尼才十四岁。然后他又转过去朝着那两个年轻人同样笑容可掬地补充一句：“此刻，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我们不喜欢别人跟我们打哈哈，”个儿较小的那个说。“最近这样做的一个家伙尝到了我们的厉害。我们对波兰佬也不喜欢。你在卖报纸，对不对？”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报贩，”雷伯回答的语气既悦耳又温和。
“那么你就付一美元保护费。这样，别人不来找你麻烦了。一天一美元，每天都得付。星期天要—美元二十美分，因为星期天的报纸要贵一些，你们赚得也多些。你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你不付钱，就会给你点儿颜色瞧瞧。懂吗？你只要每天付一美元，星期天付一美元二十美分，很简单，是不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