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业，希望邓丽君能以学业为重。
灿灿童星与邓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篱笆之隔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颇有感慨地说，邓家确实生活很苦，邓枢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做大饼，做完大饼后还要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由于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个招呼外，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可是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着小丽君出门卖唱。在陈信义的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过邓丽君回来。另一个比较了解邓丽君童年事迹的杨莲福也说，邓丽君小时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课一般，数学比较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头角。
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人缘好、待人亲切随和。那时芦洲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位像邓丽君那样的外省人。并且芦洲当地居民几乎都姓李，但邓丽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缩。她一贯很活泼开朗，热心公益，待人诚恳，因此结交不少好友，人缘极佳。“她跟我们瞎闹在一起，会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着赤脚跟我们去挖芋头。” 陈辉龙班长披露了这些陈年往事。
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这都显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品质。邓丽君在歌坛的这种特有形象绝非商业包装的结果，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也曾经一度因为家境贫寒而感到过些许的忧郁和尴尬。由于邓枢以卖山东大饼为生，他每天早上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送她上学，年幼的邓丽君曾以父亲的职业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亲自送她上学校了。经过级任导师费老师的开导，才除去邓丽君心中的阴影，她便深深地体谅到父亲的艰难与辛劳，于是根父亲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当父亲有事不能到邓丽君的小学附近去兜售大饼时，邓丽君就会亲自带上大饼到学校去卖。费老师和邓枢一样是从大陆来台的退役军人，再加上邓丽君模样可爱，讨人喜欢，学习上也肯下功夫，费老师就经常把邓丽君叫到办公室给她辅导功课，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和赵素桂的感情极好。邓妈妈陪伴着邓丽君走过歌唱事业的风风雨雨，从她默默无闻到红遍世界。邓丽君对她的母亲一直感激不尽，邓丽君的歌迷们也很尊敬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虽然，母女情深，但邓丽君和她父亲邓枢的感情也极为融洽。据邓家的一位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枢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赵素桂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也认为，从事军职的邓枢尽管严肃，但也很怜爱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极为亲密。邓家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但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疼惜女儿的邓枢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台北以出美女见称的金陵女中。
天分、兴趣和经验共同造就了邓丽君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歌艺，邓丽君由此也走上了灿灿童星之路。
1963年的台湾因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由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
黄梅调是在中国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徽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真正把港台黄梅调电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黄梅调电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黄梅调电影挤入十大国片卖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占了大部份，这是黄梅调电影最兴盛的时期。由于黄梅调电影需要大量插曲，编曲人员除吸收大陆的黄梅调戏曲外，又加入京剧、越剧、绑子等，像《秦香莲》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于京剧，《状元及第》及《天之娇女》分别取自越剧及台湾民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有大陆民谣的影子。
邓丽君童年的时候，正流行着地方小调和民歌民谣，邓丽君也因为常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以及长跟母亲去剧院、电影院的缘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各种小调居然唱得也头头是道，尤其是黄梅调，哼唱得有腔有调。
执导《卧虎藏龙》的风云大导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被问及对他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他只有9岁，住在台湾花莲。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哭个不停；当时许多成年人看这部电影时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电影院内其他观众都好奇地循着哭声看是谁哭得如此凄惨。如今看时，仍热泪不止，甚至连想起片中一些画面情节，也立即眼睛濡湿。
李安说这部电影基于台湾人的大陆情结，上映时十分轰动。许多人在电影还未轮到自己所住的市镇放映前，便先买来电影原声带，把歌曲和对白听得烂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时就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这部电影令台湾人疯狂，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有人自称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对白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口头语，有人带着午餐盒走进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双亲也经常去看。他们第三次去看这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是顶着风去看。李安承认《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他说：“大家以为过去十年制作的中国电影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电影，其实不是，像这部才是真正的传统电影。”他说，此后从未有一部电影能令他这么感动，更没有哪部电影让他那么嚎哭不止。
灿灿童星李安如此喜欢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龄人邓丽君也是这股风潮的热衷者，不仅为这部电影如痴如醉，更对电影的插曲十分迷恋，私下里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调、腔调以及人物的扮相。这种事情很是让邓丽君不亦乐乎。
在华语电影史上，对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演李翰祥（1926…1996）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赴港从事电影事业。他凭者不懈的努力于1954年升任导演，并加入邵氏影业公司。20世纪年代，大陆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时，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甚至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机遇，创作出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婵》，从此掀起了香港影坛近20年的争拍黄梅调影片的热潮。不久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后居然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更囊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多项大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拍摄了几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乐》等十分杰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业的复兴，并亲自训练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红演员。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摄的《大军阀》，获得极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他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电影事业上再创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为第一位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导演，立时引起轰动。但出于思乡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宫实地拍摄清宫历史片的壮志，他顶着层层压力，与内地合拍了历史传奇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在当年广受欢迎，不仅在内地获得了“优秀影片特别奖”，也摘取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指导两个奖项。之后，李翰祥又与内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对两岸电影的创作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至90年代，李翰祥虽已年逾花甲，却并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历史古装传奇《火烧阿房宫》的拍摄，谁知这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终于倒在拍摄现场，再没有醒来。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电影，其中有不乏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带红了多位演员，如《西施》的江青、《大军阀》的许冠文、《火烧园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等。
在李翰祥的电影影响下成长的邓丽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个角落的情怀。他们都对两岸三地产生深刻的影响，邓丽君更是对整个华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们一样有着很深的内地情结，在电影中想像着另一片土地。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为事业而忙碌奔波、奋力拼搏的经历，都曾经起起落落，而后又在各自的艺坛上屹立不倒，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像李翰祥那样顶着重重压力亲历自己梦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无言的惆怅。终觉好梦难圆，她就让一切随风而逝、遇云而散了。
对邓丽君很有启发并给她带来走红机遇的凌波（1939… ）是福建省人，香港黄梅调歌唱电影的代表人物。14岁开始以“小娟”的艺名演出闽南语电影，外销台湾及东南亚各地。1962年开始演出国语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装演出的黄梅调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花木兰》、《西厢记》等，其中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著名。此片在台湾上映时轰动全岛，连映数月不辍，凌波因此荣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演技特别奖”。由于凌波是以女扮男装演出，不便领取“最佳男主角奖”，于是台湾金马奖就专门为她设立了“最佳演员特别奖”。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1964年，凌波以《花木兰》一片，荣登亚洲影后宝座。与此同时，台湾征信新闻报在台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影星”的选举，凌波当选为“十大”的首名。接着，香港的星系报业公司和丽的呼声举办的“丽星杯”最受欢迎的国语片女明星选举，凌波又荣膺冠军。
凌波在电影上的实力和成就，恰好标志着国语电影在台湾的兴盛。她是台湾的国语电影由萌发、起步到腾飞的完成者。电影影响歌曲，影视对音乐的推动促成了国语歌曲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尤其是当时电影主题曲和插曲对歌坛更是影响深远。邓丽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
黄梅调的热波使娱乐业一片红火，台湾一时纷纷展开有关黄梅调的娱乐活动。1964年，正上小学四年级的邓丽君，有一天在翻阅报刊时，偶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华电台”举办“黄梅调歌曲”比赛。她很想去试试，邓枢明白女儿的心思，也鼓励她报名参加，赵素桂则给她报了名。没想到的是，当邓丽君战战兢兢地唱完时，全场掌声雷动；更没想到的是，她初试啼声，居然打败了当时年纪和经验都比她大得多的杨燕、金陵等参赛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以一曲《访英台》获得了冠军。当时，一位女化装师为她借来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戏袍，她就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的桥段，年仅11岁就一鸣惊人拿下了全台歌唱的冠军。邓丽君也因此被评为具有良好潜质的“天才神童”，并被冠上了“神童歌女”的雅号。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历，邓丽君对自己的歌艺更加有信心了，于是陆续参加了“中华电台”等单位举办的歌唱大赛，并且都能不负众望勇夺冠军。
痛苦的抉择邓丽君在歌唱比赛中广受好评，就经常获邀到处演唱，锻炼的机会就更多了。
但邓丽君仍然还是一名热心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活动还是相当积极地参与，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话的演讲比赛上，也显现出她的天分和能力。1964年，邓丽君的导师李复扬推荐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