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中没有人相信西田会成功，也没有人相信邓丽君能再度走红。
如果邓丽君的歌曲没有机会录制成唱片，如果听众听不到的她的歌声，那么唱片怎么也不会卖出去。西田是深知这一点的。他一直在苦思冥想：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以什么方式，无论如何也要找机会让邓丽君的歌声和听众见面，哪怕一次也好。
怎样才能够让邓丽君的歌流传开来呢？西田终于想出了一条“苦肉计”，他想决定让自己的女儿去“儿童展歌喉”的电视节目中唱邓丽君的歌。“儿童展歌喉”这个节目在当时的日本有很高的收视率，尽管西田的女儿漂亮可爱，但她却不怎么喜欢唱歌，唱得也不出色，但西田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有是机会就好，不管多小。
就这样，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西田，就在在摄影机前似懂非懂地唱起了邓丽君的《偿还》。一个小女孩郑重其事地唱情歌，让所有的人忍俊不禁。
这个节目里，每唱完一首歌，主持人便向表演者提问。
“你几岁了？”节目主持人伏下身，亲切地问小西田。
“六岁。”小女孩回答，一点也不怕生。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主持人继续问。
“他是负责邓丽君的。”她满不在乎地回答。
舞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笑声，人们被这个小女孩逗得笑个不停。
这次的宣传效果还可以，西田和邓丽君的信心猛增。然后，他们齐心协力地争取能上“搞笑十大金曲”这个节目。
当时富士电视台有个叫“我们是搞笑一族”节目，收视率极高，其中的一个单元“搞笑十大金曲”
也非常受欢迎。这是tbs电视台“十大金曲”的搞笑版，由相声演员化装成歌手，边舞边对口型唱流行歌曲。歌手几乎都不会登场演出，但播出的是原唱歌手的歌曲。它不像“十大金曲”那样，根据销售量来决定歌曲的排行，而是由工作人员在众多的歌曲中，随意挑选十首。
西田请“搞笑十大金曲”的节目主持人，把邓丽君的歌选进“十大金曲”中去。相声《三郎与四郎》的主角桑宝，扮演邓丽君，虽然胖胖的，但很讨人喜欢。最重要的是，由桑宝扮演邓丽君，对着口型，把邓丽君的歌播出来。
邓丽君在电视上看到桑宝扮演自己，笑得用手掩住了嘴。她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桑宝的演出，还不住地笑着说：“这个节目可真有趣。”转身望着西田，她感激地说：“西田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让你费了不少心。”西田笑着说：“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无论怎么说，我们也是看到了曙光。”
很快，除《偿还》外，《爱人》和《任时光在身旁流逝》这两首歌也被“搞笑十大金曲”选进去了。到了后来，“搞笑十大金曲”的节目监制，邀请真正的邓丽君上台演唱。
就这样，西田和邓丽君不惜抓住最小的机会，见缝插针地进行宣传，再加上邓丽君的个人实力，他们的努力也就有了回报。
在重新复出的日子里，他们备尝艰辛，但却是他们同甘同苦、齐心协力的时期。对邓丽君而言，她甚至喜欢这种状态，忙碌不停的工作让她领略到了人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温文尔雅的她，心中有一份永不言败的执著。为了那份执著，她乐观而不知疲倦地生活和工作着。
1984年，邓丽君重返日本推出《偿还》专辑，并立即打入日本唱片流行榜“日本有线放送流行榜”
，而且停留榜上将近一年，刷新了日本乐坛历史纪录。这张唱片销售更创下了150万张的纪录。
《偿还》（作词…佚名、作曲…佚名）：
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的情，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爱的心路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三人行；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怎么能相信；爱的心路旅程，我曾经答应你牵引，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谅解你的苦衷，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
《偿还》专辑还让邓丽君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日本有线放送大赏”，更被提名角逐日本唱片大奖之最优秀歌唱奖。“日本有线放送大赏”是由听众打电话到各地有线广播电台点歌，由专人统计，列出每周最受欢迎的前十名排行榜。这一年12月，邓丽君是继欧阳菲菲之后，成为第二位赢得日本tbs电视台的年度“有线放送大赏”的华人女歌手。
与此同时，邓丽君不忘提高自己。这一年，蜚声全球的邓丽君曾到英国跟随声乐老师学习运气、发声、共鸣等。对于这两个月的学习，邓丽君说：“我需要在每个阶段后停下来，解决一些本身存在的问题，发挥一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邓丽君很用功，好友何俐俐说，有一次给她打电话，听见她嗓子沙哑，追问之下才知道她一天练了六七个小时。她说：“我的老师让我每天起床后，都要吊嗓子三十分钟。早晨还没有开声，一提气到最高处，声音是很难听的。我住在酒店，不好意思大声唱，免得人家以为我在‘杀鸡’呢！”结果，还是有一次，当她吊完嗓子，酒店服务员给她送茶水时，就在杯垫上写了一行字：“我最讨厌有人在早晨乱叫！”邓丽君则哭笑不得。英国老师还告诫邓丽君，如果沿用以前的唱歌方式，会减损歌喉的寿命。邓丽君听从老师的建议，渐渐转变为慵懒随性的唱腔，她的歌曲演绎由此也迈向了新的阶段。
邓丽君、西田和日本金牛宫唱片公司都没有想到邓丽君复出后的唱片这么畅销。不过，他们都明白畅销的背后各自付出了多少。其间经历的曲折是他们这些共同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1984年6月，《偿还》这张唱片终于开始发售了。最初，销售量只是平平。经过西田和唱片公司在有线电台宣传，才有了起色。后来一直上升到有线电台最受欢迎歌曲的第八、九位。进展到这种地步，西田明白，只要专心安排歌手上电视台、电台演出，唱片的销售量便会平稳地增长。这时候，西田知道该把邓丽君请到日本来，趁热打铁，上电视台演唱了。
尽管邓丽君要在日本发展，但她并不是长期住在日本。她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美国都有自己的家，只是在日本，她却从未打算购置房产，只是有演出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唱片公司才把邓丽君请来，在酒店暂住。
西田此时马上给住在洛杉矶的邓丽君打了电话，请她立刻到日本来。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邓丽君毫不含糊地回答：“no”。日本的活动这么繁忙，邓丽君不住在台湾、香港，却住在离日本最远的洛杉矶。西田想到，肯定是发生什么变故了，他只好亲自去一趟洛杉矶了，直接面谈，邓丽君一定会理解的，事情也会有转机的。西田对着电话说：“好吧，那我到洛杉矶去。”“明白了。”邓丽君的口气让西田失望，也让他对自己此行毫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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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重重
邓丽君已经厌烦了日本，西田感觉到了。复出后的她来过日本两次，做过一般性的宣传活动。她总是被拉来拉去，上电台和地方台的节目、接受杂志采访，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密，几乎是分秒必争、疲于奔命。西田知道邓丽君为了能在日本发展，已经努力了好多年了，此时的她大概认为在日本的宣传活动差不多了，也该缓一缓了。但在公司和西田的眼中，她的推广工作，只不过是走了两、三步而已。
在漫长的歌手生涯中，邓丽君蓦然回首的时候便会发现，普通女性应有的生活享受是她自己一一舍弃的。忙碌和忘却让她一往无前、无怨无悔，思考和体验却又让她犹豫不决、追悔莫及。当期望的成功即将降临的时候，她总是处于这种矛盾中，自己得到是由于无数的失去。在日本的紧张生活已使她心力疲惫不堪，她渴望找一个地方休息调整自己，而且她需要一个能倾诉心曲的爱人，她也真到了做妻子的年龄了。倦了，怠了，也该歇歇了。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田远远地就看见清爽的邓丽君在向他招手。她依然是那么亲切可人。不过，来接西田的却是三个人。与邓丽君同来的有一个小个子、带着圆眼镜的中国人，他是税务师查理士·刘，另一个是身材高挑的美国律师丁·古柏。
看着一行三人，西田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不等西田说明来意，邓丽君逃也似的匆匆作别。西田茫然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第二天晚餐时，西田才和邓丽君说上话。席间，邓丽君只是劝酒劝菜，谈日本的饮食和洛杉矶的天气，每当西田把话题拉到唱歌上，邓丽君便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西田只好直来直去地说明自己的来意。邓丽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很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西田看到她的双眼中有着甜蜜的憧憬和忧伤的失落。除了反复强调这句话外，邓丽君最后说：“对不起西田先生，从明天起，有关工作的事情您和刘先生谈好了。”西田有些心灰意冷，用刘先生来做挡箭牌，这显然是一种拒绝。
坐在酒店里的西田思绪万千，他知道邓丽君这些日子里正沉醉于爱河之中，她也确实该过一种普通女性应有的幸福生活了。在近在之咫尺的幸福面前，邓丽君退出歌坛也是有可能的。哪一个女人不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邓丽君也格外期待拥有一个浪漫旖旎而温情脉脉的家。这种由家而来的细致入微的幸福又怎么是掌声和鲜花所能比拟的呢？为了得到这种幸福，就需要把以前的生活“来个圆满的结束”
，那邓丽君就不能再到日本去了。为了宣告“邓丽君以前的生活已结束”，西田觉得邓丽君才让他到洛杉矶来。
从第二天起，不能和邓丽君直接面谈的西田，只好把“希望她来日本”的强烈要求，向查理士·刘和丁·古柏两人提出。
丁·古柏的办公室位于洛杉矶的比佛利上。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市中心。高楼林立，景色优美，但西田的心却不在那里。雪白的墙壁、宽大的落地窗，枣红色的大地毯，整个房间华丽无比。
在这个房间的尽头，是丁·古柏的大办公桌，他稳重地坐在桌旁，西田和查理士·刘则坐在桌前的沙发上。
“邓丽君不去日本了。”查理士·刘对着西田说，“她委托我把这句话告诉您。”他彬彬有礼，但语气却不容置疑。西田觉得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已经矗立在自己的面前。
丁·古柏才能卓越，是京士乔治、米高积逊的法律顾问，在美国国内，他是娱乐界中最被推崇的律师。此时他气定神闲地端坐着，空气中弥漫着不着痕迹的商务气氛，让西田倍感紧张。他的任务就是间接得向西田传达邓丽君的意见。“邓丽君已不能接受那么频密的行程，不能再和日本的公司签约了。”
他心平气和地告诉西田，“请您谅解。”西田用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了他用英语表达的意思。
“而且，在日本复出之前，邓丽君已在东南亚出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唱片，这些唱片的版税，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到日本发展。邓丽君是这样说的。”
邓丽君的心情，西田是理解的。的确，她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太紧，使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的唱片在东南亚各处也都有盗版，这是老早就使她头疼的问题。
“可是，她的歌好不容易才被有线电台列入金曲榜，邓丽君自己也曾为这一天的到来做过许多的努力。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放弃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带回日本去。至于东南亚的版税问题，和我们无关，而在日本制作的唱片，版税可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自己所在的公司正陷于窘境，而公司台柱的邓丽君又远走高飞，西田越说越急，额头上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在这种情急之下，再加上西田的英语本来就说得不好，他的语气也就越来越生硬。
“日本的版税，我们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西田一再向旁边的人说。
丁·古柏略为诧异地看了一眼面前这位坐立不安的日本人，脸上仍然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邓丽君的唱片一定能畅销，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请您千万理解我的苦心。”西田说得磕磕巴巴，上气不接下气。
日本素有“暧昧的日本”之称，而邓丽君和日本唱片公司的关系其实也很“暧昧”。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过什么书面合约，几乎全靠一个“信”字。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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