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了。
然后台湾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商会，等于也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机构，就打电话去求证这个事情，那印度尼西亚官方当时就去查这个护照，一看这个，哎，发的不是给她的，那中间那个护照怎么来的，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就是说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邓长禧：所以她到了日本的时候，日本就配合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就到了饭店就找她，当时就把那本护照给扣下来了，然后她在日本留置所里面呆了三天，那个事情对她一个很大的打击。
记者：就是像我们说的拘留所？
邓长禧：对，三天然后日本唱片公司也去找律师啊，协助啊，然后后来日本就是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就是你离开日本，所以她那时候就直接去了美国，也不敢回台湾啊。
记者：台湾这个事已经炒得很厉害了吧？
邓长禧：炒得很凶，什么丢人丢到国外，那时候整个就是社会的舆论，对她的批判很严厉，所以她也不敢回来，所以就到了美国。刚好有美国签证，后来在美国呆了两年吧，就回到校园去念书。
记者：这段期间如果她回台湾的话，会不会要负法律方面的责任？
邓长禧：会，那个时候就是说法界人士认为说，她虽然是在日本犯的这个法，但是岛内一样可以适用，所以也在追究这个事情。
记者：那个时候你们家人，在台湾承受很大的压力。
邓长禧：对呀，我们那时候各方面呀，尤其记者呀，挖消息呀，打听啊，我们那时候觉得就是，感觉到她的歌唱事业已经终止了。
记者：会有这么严重那个时候？
邓长禧：很严重的事情。那她自己的心情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母亲那时候陪她到美国，就开始念书。我们觉得也好，就不要唱了，就算了吧，年纪也不小了，就嫁人，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也觉得就算了。在美国那时候念书又念了一年多，一年多那美国那边又有一个经纪人，就说你既然在美国，我帮你安排一下，去温哥华，纽约啊，巡回演唱一下吧，就是反正有日本那种演唱会的基础，我们在温哥华，纽约，还有洛杉矶帮你办三场，她心里想也好啊，念书念了一年多嘛，她也蛮闷的，所以开始又演出。然后唱片公司也到美国来录音，就片还是出，片还是出，就在美国呆了两年。
后来就是因为在大陆红了，就是说她歌声传进大陆了，然后大陆当局有意思邀请她回大陆，台湾就紧张了。就派人跑到美国去跟她谈判，说你回来吧，既往不咎，护照的事情我们也不提了，然后才又回到台湾，那时候1981年吧。
记者：那么大一场风波？那在那个期间，她的歌在台湾，比如说电视台，电台，会不会封杀，那一阶段有那样的情况吗？
邓长禧：没有，但报纸都是负面的嘛，都是报她拿了假护照的事情，然后在日本受到一些待遇，然后就开始就挖这个护照的来源，都是负面的东西，然后在评论，这种行为在台湾是触犯了什么法。
记者：她出道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负面的报道，在那个事情以前，对吧？
邓长禧：没有，负面了不起就是一些流言啊那些东西。
记者：但是没有这样的？
邓长禧：没有这样的。
记者：她的个人那时候心情，对这个事情她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邓长禧：其实来得也很突然，那她的个性就是应该先挺过这一关，不过她也蛮义气的，她一直没有把提供护照那个人说出来，那自己一肩承担了，那她也觉得说，是她自己个人的过失，所以她也向社会大众道歉。后来到美国就是慢慢地在韬光养晦，慢慢地在恢复，等于是在疗伤一样的。到后来她也一直被当时的舆论对她的那种评判，还一直耿耿于怀。
记者：可能跟台湾的媒体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总会有疙瘩。
邓长禧：对，还是有一点。
尽管“假护照”风波从爆发到厘清真相，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台湾舆论的一致讨伐让邓丽君彻底感受到世态炎凉，倍受打击之中，本以站在事业颠峰边缘的邓丽君决定暂停她的舞台生涯。
记者：她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想过不再唱歌了？
邓长禧：有这么一个念头，因为我们家人都这样想，就说完了，大概到此为止。
记者：但那时候也就是台湾可能不再好唱了，但是亚洲其它地区，东南亚其它地方还是可以的。
邓长禧：可是你日本就不可能再回去了，那个市场最大了，然后台湾你也不敢回来，那你说再去别的地方，意义不大。所以就是说在美国干脆念念书，碰到一个对象，谈个恋爱，可能就退出这一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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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走美国
（／小｜说｜网）
1979年，邓丽君意外不再受到亚洲人的欢迎了，日本根本不让她待下去，台港、东南亚的媒体则吵得沸沸扬扬，让她无处可逃。邓丽君只好远走美国，重修人生。
心灰意冷的邓丽君先是在旧金山落脚，由于从小辍学的遗憾，她便趁风波未平之际，重温学生生活，在旧金山补习英文和艺术。没有多久，邓丽君就又到加州大学附设的英语进修班读书。由于她极有语言天赋，以及多年来一直在业余补习或自修英文，再加上在美国继续苦修英语，邓丽君顺利地通过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考试。于是，她从旧金山搬到了洛杉矶来住，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夜间部选修学分，报名了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进修课程。
在洛杉矶，邓丽君一面埋首于自己最喜欢的书堆里，体会当学生的乐趣；一面认真地磨练自己的歌艺。她的生活很随心自在。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听听唱片，练练歌；白天就逛逛街、看看书，或者和朋友约会，有时在午饭后会到录音室录音或练歌；晚上7时到学校上课，11时下课回家。平日里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灌制唱片或偶尔开开演唱会，有时还和友人一起钓鱼，有时也偶尔玩玩“二十一点”，假日则经常开车到拉斯维加斯看表演。
隔年到美国与姐姐作伴的邓长禧用“因祸得福”来形容邓丽君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我姐每天穿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就去学校了，很轻松自在。”
加州大学虽然有许多中国学生，但邓丽君所在的班上都是外国人，没有人认识她，所以日子过得很单纯、很惬意。但是邓丽君毕竟是大明星，“不管她怎么穿，样子太好认了”，没过多久，加州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就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明星学生了。
在美国“陪读”的邓妈妈看到女儿过得悠闲自在，自己的心也就轻松多了。以往到新加坡、香港都是为了帮女儿打点工作，如今陪伴邓丽君浪迹天涯的邓妈妈终于可以看看沿途的风光，欣赏海外的名胜，体味异国风情了。因此，邓妈妈经常一个人搭机遨游各地，享受做“星妈”的特殊待遇去了。
邓丽君在这种心境下，特别喜欢清静恬淡的生活，不愿被烦杂的事情搅乱此时的宁静心情。她尤其不愿与新闻媒体和娱乐界打交道。
邓丽君到了美国，许多人也就追到了美国。她是不会被人遗忘的。经常有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新闻记者去采访她，邓丽君都借故推托了。台湾和香港赴美的娱乐圈人士，邓丽君也很少与人家来往。邓丽君一向是演艺圈模范生，与传媒合作挺愉快的。可是，退出日本后，为了避免记者提到她心烦的“护照事件”和绯闻，她也尽量避开他们。有一位台湾的记者，在电话里被邓丽君婉言拒绝接受访问后，就想方设法接近邓丽君。最后通过影星甄珍的特意安排，好不容易在刘家昌、甄珍夫妇的家中见到了邓丽君。
但邓丽君在甄珍的家中只逗留了半小时，没谈几句话，就表示另有约会而匆匆离去。香港的片商和导演也都纷纷托人打电话与邓丽君洽谈拍电影的事情，她也是心不在焉的，让他们苦没办法。后来，邓丽君把家里的电话号码也换了，落得个无事一身轻。
媒体可不是那么容易躲开的。香港的报纸上纷纷说邓丽君住在好莱坞大明星云集的比佛利山，住处豪华，出入都是名贵的宾士轿车，生活奢侈。并且指出，邓丽君在外唱了这么多年，到美国后也经常巡演，又不断地灌制唱片，收入不菲。另外她的唱片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都那么畅销，抽成分红的数字也相当可观，因此，邓丽君在美国购屋置产、买车买房，过舒服的日子一点也不足为奇。
邓丽君在洛杉矶时住在西木区，也是所谓高贵住宅区。她和邓妈妈以及在美国念大学的弟弟邓长禧住在一起。后来，邓丽君在1980年从台北到香港演唱时，告诉公众，她在美国时住在学校附近，坐的是普通的轿车，经常在家里自己或母亲做饭，很少下馆子，生活并不奢侈。
邓丽君在加州大学虽然是旁听生，但她表示：“读书少是我平生的憾事，所以读书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今日有幸得到了却遗憾的机会，我是不会随便放弃的。”“也许因为我在读书，经常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只要能学到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她还打算选修电影编导，她说准备读个四五年，修满学分后，就可以转校了。“我必须下苦功，成绩才能跟得上，也才有希望将来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
邓丽君表示如果“姻缘”到，她就结婚，但婚后仍将继续她的学业，直到毕业为止。
因为她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因为她明白怨天尤人于事无补，但不安宁的心绪仍然时时困扰着她。多少年的奔波，恍若隔世。她的心事有多少人知道呢？
《心事知多少》（作词…庄奴，作曲…中村泰士）：
你问过我的心事有多少，我没有说过谁也不明了；春天的枝头花儿朵朵含笑，秋天的树上落叶随风飘，数一数花儿叶儿就知道；你不必问我心事有多少， 纵然我告诉你也不明了；为什么悠悠春风迟迟吹来，为什么阵阵秋雨打树梢，美丽的花儿也会有烦恼；我想把心事告诉你知道，因为你对我关心对我好；为什么独自一人走进黄昏，为什么要把轻风细雨拥抱，少女的情怀问你知多少。
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住她内心深处的失落和无助。有些情景、有些物体，总是触及她心中那根逃避的弦。她也曾经思前想后，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些飘飘的愁绪是愈理愈乱、越拉越长。
那段时间，正在美国留学的弟弟邓长禧特意来陪伴邓丽君，但邓丽君时时因为心情不好，脾气也就变得特别大，对从小和自己离多聚少的弟弟，也从不掩饰心事，甚至偶尔还把他当作出气筒。邓长禧在一篇《我的老姐》文章中写到了邓丽君客居美国的日子里复杂的心境：
远走美国“……毋庸置疑，不分男女老少，喜欢俺老姐的人确实很多。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俺老姐从十三四岁始出道唱歌，表演生涯不是一条坦坦荡荡的康庄大道。这么小小的年纪就不顾天高地厚地在五湖四海里闯荡，而且对原则的坚持与自己方向的把握丝毫都不动摇，的确不是一剑容易的事。其中的许多甜酸苦辣，大概也只有咱们邓家明白，是不为外人道的。……老姐的日子里，固然是常常丽日当空，但是也有风雨如晦的时候。光荣，大家一起共享；辛苦，就只有独吞了。她在日本这些年拼了老命学日语、英语、粤语，很多人都羡慕她风光，极少人了解她下的苦功。尤其是自我来美以后，才深深地了解离乡背井确实不是一件乐事，才更能体会出我老姐东南西北四处漂泊的艰辛与落寞，何况还有许多横生的枝节。比如前几年有人说她在吉隆坡‘暴毙’，还有‘失踪’等等谣言中伤。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种种的打击，丝毫都没有把我这位可爱的老姐打倒。她只是把一切委屈和不如意深深地埋在心里。……在‘假护照风波’以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独自掉眼泪。
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就在年初老姐要返台的前一周，咱姐弟二人还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吵了架。两个人一天不说话，谁也不肯先开口。晚上她炒好菜对着楼梯口大吼：‘弟弟吃饭啦’！
姐弟二人都很激动，对坐桌前竟然不约而同地哇哇大哭起来……”
邓丽君和她的弟弟很快就都平静了下来。那一晚，他们聊了很多，聊到小时候在台湾乡下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聊到父母对姐弟俩的关切和期望，聊到姐姐这些年的辛苦和无奈，聊到人生的种种不完美。
邓丽君渐渐忘却了幽怨和烦恼，重新面对现实生活。
邓丽君身在美国，个人生活极其低调，但她的歌声仍然是歌迷的最爱；她的歌唱事业仍然得到各地歌迷的支持。1979年8月，“马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