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嘛，只好穿高叉旗袍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啦！”
日本音乐界中有所谓的“五十圈”，即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每周全国唱片销售统计前五十名，这是歌手是否受欢迎的标志。1976年到1977年间，邓丽君的每张唱片都进入了“五十圈”，这正表明邓丽君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而在1975年2月，邓丽君获得了“日本第十八届唱片大赏”与“新宿音乐祭新人奖”，并在日本各地巡回演唱，广为人知，广受欢迎。同年9月又获《电视日报》主办的“东京电视日报十大歌星奖”，同年11月以最高成绩获得“银禧奖”，同时获“名誉奖”。1976年在日本推出个人大碟，排行全日本总销售量第十九名。1977年1月日本举行“何处是故乡”歌唱大赛，参赛者超过五千人，邓丽君成为五十名入选者中的一位，并最终获得东京《何处是故乡》歌曲大赛冠军。同年8月在日本以《あなたと生きる》获“电视放送”奖。至1977年为止，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八张大唱片、十二张小唱片，每张唱片都进入排行榜前30名。1978年，邓丽君在日本又以一曲《东京夜景》获“正顽张中”奖。
这就是邓丽君在竞争激烈和非常排外的日本的业绩。
在日本奋斗的这段期间，邓丽君平均每个月要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一次个人演唱会长达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每次节目安排三十五首歌曲，包括中英日三种歌曲，每排一次全新的节目，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光是最后一个月背歌词，就把我累坏了。”每次个人演唱会都是对邓丽君的体力与歌唱技巧的一大挑战。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磨练，奠定了邓丽君舞台表演的基础，而且她将全新的表演概念引进了港台，让其他的艺人有了模仿对象，无形中也为华人娱乐事业注入进步的泉源。
再苦再累，邓丽君觉得也是值得的，毕竟付出得到了回报。而且在每次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挑剔的日本观众的热烈掌声总让邓丽君心潮澎湃，有时是感动得热泪滚滚。
邓丽君前后在日本十年，共为宝丽多唱片公司赚取了至少五十亿日元的利润。但唱片公司为了推出邓丽君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苦心。
1976年夏天，邓丽君在推出她旅日以来的第七首新歌《夜幕下的渡船》时，宝丽多公司特地为她做了一次中国式的“祭拜”，祈求上天保佑唱片畅销流行。
这场中国式的“祭拜”在东京的楼外楼中国餐厅举行。当时“供桌”上摆满了祭品，都是鸡鸭鱼肉等中国菜。邓丽君穿着象征中国女性的旗袍，宝丽多公司的几名男职员则都穿着中国式的长袍。他们随着邓丽君一起焚香合十祭神，不过，他们的样子和神情十分滑稽。留着长发胡须的日本男子穿着中式服装，而且衣服上面还挂着为《夜幕下的渡船》作宣传的丝带，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更可笑的是，“供桌”上的一对红蜡烛上面写的竟然是“百年好合，五世其昌”，这可是洞房花烛时所用的吉利话语。
这幕荒唐闹剧进行的同时，宝丽多公司的另一批人马正在积极组织记者招待会，让新闻记者纷纷把这种宣传和推销的新招摄入镜头、记录在纸。宝丽多就这样时不时地来个出乎意料或者弄个荒诞的奇举。但不管怎样，这次宣传的效果还是达到了，《夜幕下的渡船》这首新歌在当月的全日本唱片总销售列为第九名。
整整五年的时间，邓丽君在日本歌坛奋力拼搏，成为第四位唱红日本的华人歌手。然而，在历来赴日发展的华人歌手中，邓丽君缔造了众多空前的纪录，最终成为了日本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歌后。
名扬东瀛在日本邓丽君有许多疯狂的歌迷，有几个“永远坐头排的听家”，凡是她的演唱会，无论风吹雨打、阴晴圆缺，他们总会出现在她的面前，而且他们一出现就是第一排的座位。他们痴迷的眼睛里，写满了留恋和钦佩；他们无怨的行动中，展现着对她的爱戴和温情。“他们大概20岁到30岁，大部分是男士，最初他们各不相干分别坐在第一排，后来有几个竟然坐在一起谈话了，显然他们互相认识啦！”邓丽君说，“对于他们这样的拥戴，作为一个歌手，我无疑非常感动，这是我个人的荣幸，但无论如何，我决不可能就此而对他们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和我认识交往，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着迷是痛苦还是快乐，只好在每次演唱和他们目光相接时，就对他们微笑，点头打招呼，也算是对这批忠实的歌迷们的感谢吧！”
可是据邓丽君透露，那些痴迷的歌迷中有些人很有法子，“神通广大”，居然经过邓丽君所在的公司或熟人认识她。这些经由公司或熟人介绍的男歌迷们，邓丽君只是非常礼貌地和他们寒暄一番，因为她从未考虑过要和日本男士交往，所以她认为有必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歌迷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与邓丽君近距离接触。
其中有一位男歌迷让邓丽君最难忘，那时邓丽君为此感到特别的困惑和为难，有时还担心他是否会有什么疯狂的举动，但又无计可施。那位男士文质彬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要能为邓丽君母女服务他就心满意足了。他自愿并且自顾自地做自己想为邓丽君做的事情，而完全不管邓丽君的个人反应。这位奇怪的男士在一家航空公司担任高级职员，他经常义务替邓丽君携带衣服，还经常送邓丽君一些小礼品。另外，他每天都会打听台湾的大新闻和天气，然后打电话把台湾当日的新闻和台北的天气情况报告到邓丽君的家里，邓丽君因此称他是“乡情大使”。后来这位男士在渡边公司的经理的介绍下，邀请邓丽君吃饭，要和她正式会面。那天，“乡情大使”带着太太及孩子一起和邓丽君共进晚餐，这才让原本七上八下的邓丽君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只是单纯迷上了她的歌声，原来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的歌。邓丽君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她想得太多了。
日本的歌迷最喜欢送礼物，邓丽君收到过从公司转来的或者直接寄给她的各种各样的礼物，有些很别致，有些很普通，更多的则附有歌迷的“迷语”，很是让邓丽君体会到“知音满天下”的温暖和自豪。对于这么多的礼物，邓丽君很舍不得丢弃，但也不可能让礼物随着自己飞来飞去，她就把这些娃娃、熊猫等以海运的方式运寄到台北，送给哥哥家的小孩。至于每场演唱会后的几十把鲜艳的玫瑰花，她就转送给邻居了。
邓丽君柔美、甜润的歌声席卷了东瀛日本，唱得日本人为她痴狂为她醉。在欣赏她的歌曲的同时，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发表评论，指出邓丽君走红的原因，为她总结经验教训。
香港的一位专栏作者慕容八公经过“研究和分析”，指出邓丽君走红与她那张天生的圆圆的脸有关。他在文章中说：“圆脸蛋在日本人眼中是标准美人，因为日本不少美女娃娃都是这个面型的。要命的是邓丽君不只有这样标准美的日本娃娃面型，而且歌唱得好，再加上一双腿纤柔修长，绝对没有半点‘大根’的萝卜脚样，这样的小腿也是他们所崇拜的‘脚线美’。所以邓丽君的合约续了一年又一年，因为对于这样具有号召力的人，日本公司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邓丽君在日本的形象的确非常成功。邓丽君的个人气质和性格，很像中国传统的女性，有一种古典的风致，如闭花羞月，似落雁沉鱼。日本公司在打造邓丽君时，首要的就是个人形象。她的服装和发型都是经过专家精心设计的，很有个人化的特色。由此也就塑造出温柔娴淑、纯洁清新的少女形象，这是很符合向往古典东方美的日本人的口味的。邓丽君一贯的温婉形象很快打进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很多日本人则认为邓丽君能够成为日本人所称的“亚洲歌姬”主要还在于她以正确的日本语打动了日本人的心。一位日本音乐评论家就表示，邓丽君给日本人最重要的东西是，她是一名外国人，却能将正确的日本语十分周到有礼貌地唱出来。尤其是在日本人对于“早”和“谢谢”都用日化的英语来说时，邓丽君却专注地学习日文，说正确的日本话，令日本人非常感动。另外，邓丽君优雅的人性和超越国境的爱也使日本人对她十分尊敬。
邓丽君则表示到日本这几年，自己的唱腔有了很大的变化。1977年6月，邓丽君在接受访问时说，以前自己的音调比较高，还带有重音，但经过指导训练和登台磨练，现今的音调就比较低，而且比较自然，音色也更趋沉稳。
在充满欧美式“新潮”演唱风格的亚洲，邓丽君可谓独树一格。尤其是日本，受欧风美雨影响很深，不仅仅是在音乐制作等方面的引进上，欧美式的唱腔更是为日本歌手引以为先进。他们模仿欧美音乐大吼大叫的粗犷风格，还搭配着手舞足蹈、全身抖动的身体动作，从而渐渐失去了民族风格，成为不日不洋的东西。
正因为照搬欧美而导致的不成熟使歌坛兴起怀旧风，怀念传统的抒情歌曲，怀念美空云雀等歌星。
正在这时，邓丽君唱着传统风格的日本抒情歌曲出现了，她人是那样的温婉典雅，歌声又是如此的甜蜜忧伤，使得日本人直把邓丽君当作美空云雀，陶醉得不知身在何处。
名扬东瀛前前后后五年，邓丽君连续不断地赶场，跑遍全日本，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辛苦之后终于给她带来了很高的知名度，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名已深入日本人之心。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唱片行里，随处可见邓丽君的唱片。有些大唱片公司在打出的广告牌上除了醒目地标出她的英文名字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外，还在下方附有她的中国名字“邓丽君”。同时，在日本的辗转拼斗，成了邓丽君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开启了邓丽君演艺事业的新时代。
可是，邓丽君觉得“工作充实，却没有一点乐趣。”虽然得奖无数，广受欢迎，日本艺人根本望尘莫及，但她的心总是无法定下来，她不是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也不太喜欢日本人。她很少买日本货，除了业务需要外，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多少倾慕她的日本年轻男子，都被她拒之门外。这或许与她父亲曾参与抗日战争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日本，也许只是事业的需要，她曾因日本人的热情而感动，也曾因受到的关怀和回报而欣慰，但毕竟是无尽的感激而无法由衷地喜欢。
“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货，日本汽车确实是物廉价美，但我买的是一辆德国金龟车，不但没有冷气，还是手排挡，同样的价钱买日本车，不知道能换一辆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许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结吧，老实说，我讨厌日本，我惟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赚他们的钱，然后汇回老家。”这是邓丽君早期对日本的一种态度。
邓丽君在日本很以中国女歌手的形象为荣。在日本，她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学说日语、唱日文歌，但她不取日文艺名，而只用英文名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也从不掩饰自己是个中国歌手。邓丽君每次在日本公开演唱时，一定有一首中文歌曲，这是她与经纪公司的合约中规定的，邓丽君约定，每次演唱会至少要有一首中文歌。《何日君再来》、《高山青》和《泪的小雨》是邓丽君在日本开演唱会，或者担任特别来宾时最常唱的三首中文歌曲。不只自己唱，邓丽君也常教同台的日本歌手或在场的日本歌迷唱中国歌曲，日本歌手山口百惠、泽田研二、梓道代等都跟邓丽君学过中文歌曲；而这些歌手也成了邓丽君借鉴的对象和交往的好友。另外，每次演出，她也要准备一件中国旗袍亮相，有时甚至还要花大钱特别从台湾订制空运到日本。因此直到现在，“邓丽君”在日本仍然是深受众爱的华人歌手。
花开几多1974年到1978年差不多有整整五年的时间，邓丽君因为全力冲刺日本市场，在华人圈中很少露面，几乎与台、港、东南亚等华人区的歌迷断绝了联系，但是她的歌迷并没有忘记她，她的歌声依然在华人地区传唱，她的作品依旧拥有着广大的市场，仍然屡屡在华语唱片市场上获奖。
邓丽君走出台湾的时候，也就从台湾的唱片公司转到了香港、日本的唱片公司了。她在香港乐风唱片公司期间（1971～1975）的作品主要是以电影歌曲为主。随着港台电影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琼瑶言情电影的风行，乐风唱片公司就以电影主题曲或插曲为主轴，为邓丽君发行了二十多张唱片。其中有年的电影《爱情1，2，3》、1972年电影《爱魂》、《天下一大笑》、《彩云飞》、1973年电影《当我已经知道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