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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2）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历史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三人一行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店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问哈兹菲尔德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同志在向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向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该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说：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对接线生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生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要么是西顿先生，要么则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曲曲弯弯，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遭受日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怎样的一个工程，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要么就是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就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生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要么就是：“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接着，药店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讲话。”“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也挺好的。”“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而出，掬同情之泪，声调平板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誗①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就像欧洲资产阶级行为方式加强限制宗教犹太社区。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语言，当你讲希伯来语时，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生车在陌生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三十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的意思。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怎么能解释呢？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下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展示了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者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就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温和的橄榄，“上蓝蓝，下蓝蓝，我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