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摇着头说：“没有，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来拜访过我。至少……”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眼角闪动着，竭力去回想些什么。“蒙蒂，你说是蒙蒂？是从罗马大学来的那个人吗？”
“对！”
“我想起来了，我曾同他通过信，我肯定是这样的，可能是在四、五年前吧，或者甚至更早些。这位罗马的教授曾希望我去罗马，由他负担路费，去证实一些阿拉米语手稿。他自己太忙了，无法抽身到圣山来拜访我。后来——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杰弗里斯博士在邀请我合作翻译时，的确提及过一位发现两部著名的公元一世纪时的文件的意大利考古学家。但是，至于与蒙蒂本人在这儿——圣山或其他的地方会面，没有，我不曾如此幸运地拜会过他。”
“我也认为您不曾见过他。”兰德尔说，尽力掩饰住他的痛苦，“我只不过想确证一下。”他把公文包放到地上，只拿出手稿的相片和阿拉米语英文译本的复制品。“这是我来圣山所要呈现给您看的。但是，在我给您看之前，院长，让我先把这个问题的由来说一下，希望您能解答。”
兰德尔没有提及博加德斯及他在该项目中的使命详情，只简单地说明了在《国际新约》正在印刷的过程中，有人偶然发现，在讲述耶稣从罗马经过富西纳斯湖肥沃的土地逃往埃及这一章里有一个年代错误，一个差异。
“但是，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记载，”兰德尔总结说，“直到3年后那个湖才干枯了。”
院长听清楚了。“允许我看一下译文。”他请求说。
兰德尔把它递给他，说：“请看第四和第五行。”
院长读了译文，又重新读了第四和第五行。“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大片土地。那个湖早就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了，那时罗马人已经在开垦并耕耘了。”他摇着头，陷入了沉思。“是的，现在如果你允许我看看这个译本的阿拉米语原文……”
兰德尔把相片递给院长，这位希腊老人扫了一眼相片，皱起眉头，然后抬起头。“这又不过是件复制品，兰德尔先生，我必须看一下原稿。”
“我没有，神父。他们不允许我或其他任何人携带着它旅行，这手稿太珍贵了。他们把它安全地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特殊的地下室里。”
院长显然很失望。“这样的话，你给我的任务就双重困难了。看阿拉米语那些细小的文字就已够困难的了。但是检验复制品中的阿拉米文字，并且试图准确地翻译它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张相片是用红外线拍的，它显示出手稿中最微弱的特征，而且……”
“不管怎样，兰德尔先生，复制品只不过是第二手资料，对于我年老昏花的双眼来说，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么，神父，您至少能分辨出相片上到底有什么吧？”
“我是想看一下，我当然尽力而为了。”他咕哝着站起身，蹒跚着走到放着灯的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巨大的放大镜。
兰德尔密切地注视着神父弓下腰，把手稿的相片放到灯下，透过放大镜研究它。一连几分钟，神父一直全神贯注地检查着相片。最后，他把放大镜放在桌子上，拖着双腿走向他的椅子，然后拿起译文，又重新读起来。
他一言未发地把译文还给了兰德尔，抚摸着他雪白的胡须，说：“你应该知道，杰弗里斯博士和他的同事能够直接看原文，因而有优势。记住这一点的话，便可以说他的翻译是最好的。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些文件一定被认为是基督史上最令人震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了。”
“我也毫不怀疑这一点，”兰德尔说，“但是，我的确怀疑——或者至少我想知道，是否阿拉米语的翻译是最确切的呢？”
神父搔着胡子后的下巴，陷入了沉思。“就我从这张相片上分辨得出的结果来看，翻译是非常准确的。我不能断言的确是这样的。许多阿拉米文字，你自己也能看得出，经过几世纪已经褪色了，原来的文字几乎消失了，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你所说的那几行里，有几个字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知道，神父，但仍……”
这位希腊老人没有理睬兰德尔，继续说下去：“古代手稿经常是这样的，一个外行人是不能理解这些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来谈谈这些纸草纸的原料。你知道这个保留下来的手稿的纸草纸是什么吗？这种纸是由埃及尼罗河地区生长的一种草茎中抽取其木髓制成的。木髓被剪成条状，然后把两层这样的木髓条交叉粘在一起。这样生产出来的纸草纸不比我们当代廉价的证券纸持续的时间长多少，当然更不能保存十九个世纪。在潮湿的气候中，这种纸就分解了；在干燥的条件下，能保存时间长一些，但是变得极其脆弱，用手指一接触就可能破碎或碎成粉末。你给我看的相片中的手稿碎片，可能是太脆了，磨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上面的文字几乎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阿拉米文是用方体字形书写的，木髓纸上的各个字母或各个字都是独立写下来的，因此，单个字间不是互相联系着的。人们也许认为这样书写比较容易辨认和阅读。其实恰恰相反。用草书写成的字体都要远远比它好读。非常遗憾的是，草书到了公元九世纪时才出现。这些障碍就使得研究一件复制品更加艰难了。”
“然而，这种阿拉米语足可以被阅读的，而且全部翻译出来了。”
“的确是这样。就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100份《新约》的碎片和手稿一样——其中80份写在纸草纸上，200份用安色尔体，也就是说大写体——也成功地被翻译出来了。但是，这是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才得以翻译成功的。”
兰德尔仍坚持着。“很显然，这些手稿中的困难也被克服了。詹姆斯福音书被翻译出来了。而且您也说过，您认为它翻译得可能很精确。那么，您怎么能解释其它内容中的不一致性呢？”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院长说，“我们不知道在公元62年的詹姆斯是否受过很好的教育，以至于他自己能够书写福音书。也许是他写的，但更有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由他口授，让经过训练的抄写员书写，然后他只不过再签上名罢了，这份手稿可能是抄写员第一次写下来的原稿，或者是另外一份手抄稿——也就是詹姆斯说他送给其他二人中的一份——由抄写员记录下来的。或者是一个抄写员，由于手或眼睛劳累，或者由于大脑走神，可能把一个字，几个字，或者一句话抄错了。记住，在阿拉米语中，把一个小小的点点错了位置，就能全部改变那个字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在阿拉米语中有一个字可以当‘死亡’或者‘村庄’讲，其差别完全是靠一个点的位置。这么一点小小的错误非常可能造成时代错误。或者，的确可能，在基督去世13年后书写或口授耶稣的传记，詹姆斯自己有可能把我们的主从哪里或如何从罗马离开这一事实记错了。”
“您相信是那样吗？”
“不相信，”院长说，“这份资料太宝贵了。即使在当时，也不允许人们犯这么粗心的错误。”
“那您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当代的翻译者——当然理应非常尊重杰弗里斯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把阿拉米语翻译成英语或其它语言时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也许是由于两种原因中的一种导致的。”
“那些原因是——”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今天我们不可能知道公元62年詹姆斯所知道的所有阿拉米语。我们不知道阿拉米语的全部词汇。而且没有这种文字的词典，而且以前也没有一本词典传给我们。因此当我们成功地发现了许多古代纸草纸的资料的时候，新发现的手稿又给我们提出许多以前我们从未见过的词。我记得有人在米地沙漠的一绿洲上的穆拉巴特洞穴中曾发现过一些手稿，叫我前去帮助翻译。这次发现包括公元130年用阿拉米语写成的许多法律合同和反叛罗马的犹太首领考克巴用阿拉米语写的两封信。他是公元132年反叛罗马的负责人。其中就有无数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拉米语文字。”
“那么当时您是怎样翻译它的呢？”
“用了与杰弗里斯和他的同事们在翻译詹姆斯手稿时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时一样的处理方法——即通过与文中认识的字进行对比，通过与熟悉的语法形成的相似点猜度出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和意味。这里我想说的是，用现代的文字去表达古代的语言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翻译则更像是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有时会导致错误的产生。”
院长若有所思地摸着胡须，然后接着说，“第二种危险，兰德尔先生，是每一个阿拉米文字都可能有几种意思。举个例子说，有一个阿拉米字表示‘灵感’、‘教诲’和‘幸福’。遇到这种情形，翻译者就要决定用哪一种解释为好。翻译者的决定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上讲，他必须要权衡一下一行或几行中不同字并列的含义。客观上来说，他必须要努力发现原来存在的一点或一笔现在已经消失了。而这非常容易被忽视，被错误地估计，非常容易犯错误。人类并不是知道所有一切事物的。他们极其容易判断错误。以前在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时，翻译人员就把‘人子’译成了‘他的儿子’。实际上，古希腊语中没有‘他的’这个词。这个错误在冉版的标准译本中才被更正为‘儿子’。这个变动可能比较精确些，但它已把新版改变了‘耶稣’的含义。”
“那么这次翻译中会不会也发生了类似的错误？”
“非常可能。阿拉米语被翻译成‘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古老土地……’如果你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大片土地’改为‘穿过了富西纳斯湖旁边或附近的大片土地’，或把‘早就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了’改为‘即将被凯撒大帝派人去排干’，便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您相信那些字有没有可能被误解？”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解释。”
“如果它们没有被误解呢？如果它们被翻译得很精确呢？”
“那么，我将对詹姆斯福音书的真实性、可靠性表示怀疑。”
“如果它们仅仅是误解呢？”
“那么，我将把新版的福音书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
“神父，”兰德尔说道，从椅子里向前侧了侧身，“您难道不认为为了发现这福音书是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而值得做出任何努力吗？”
院长看起来有些糊涂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和我一起回阿姆斯特丹。在那儿您将亲身检验这手稿的原本，然后彻底地、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发现的手稿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
“你想让我去阿姆斯特丹？”
“明天，您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这样，您将为您的修道院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您的权威将使《国际新约》不再受到怀疑。”
彼得罗波罗斯院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的确，这将是为上帝工作。是的，兰德尔先生，这样的旅行是可行的。但是，不过明天不行。”
“好极了！”兰德尔欢呼着，“那么，您什么时候可以去？”
“我一直计划著作为圣山修道院区的代表，参加由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堡大主教主持的希腊正教会的一个宗教会议。我将和教会的大主教们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将我们800万人更加忠实地、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将于7天后在赫尔辛基举行。我计划5天后离开雅典，前往赫尔辛基。”
老院长慢慢地站起身。兰德尔确信在院长浓密的胡须后掩藏着一丝笑意。
“所以，兰德尔先生，”院长接着说，“刚才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早一天，也就是4大后，离开这里，绕一个弯路。毕竟，我们可以把阿姆斯特丹看成是去赫尔辛基路程中的一站，是不是？是的，我将到那儿，亲眼看一下你们纸草纸的原稿，然后告诉你们发现的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伪造品……现在，兰德尔先生，你必须在晚饭前休息一下。我们为你准备了我们最精美的食物，你以前曾经吃过清煮的章鱼吗？”
3天后，兰德尔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回到了他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办公室，他一直等待着乔治？l？惠勒和其他四个出版商会对他的逃避责任大发雷霆。
恰恰相反，惠勒的反应使他大吃一惊。
实际上，兰德尔在昨天傍晚以前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