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第10部分

西方认为神就是至上，是等级的顶峰。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的距离更近。每个日本人

死后都会变成神，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日本对天皇的忠诚，更大的一个因素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它万世一统，继承皇位。西方人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日本的继承规则也与西方不同，但这种挑剔对日本人无效。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皇室就是“万世不变”的。明治维新之前，反德川的势力就是利用了“万世一系”的情况，而不是天照大神理论。

近代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他长期在位，自然地成为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露面，都隆重地布置仪式，极尽尊荣。群众匍匐在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上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严格按等级进行。日本没有天皇召开执政会议的说法，而是少数特权的“阁下”　们，“受赐拜谒天皇”。他难得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当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凌驾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我们对国旗设置了某种仪制，并认为这种仪制不适用于个人。而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具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敬爱天皇，天皇也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的忠诚直接针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一级一级传到他们耳朵的。“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先生曾描述这么一件事：在一次日常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同意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有20个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那位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来，从丧葬到纳税无所不包。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规定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的税率，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引起国民的不满。联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顺民。也许更符合实际的看法是，两国国民的自尊心取决于他们面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在西方，自尊心是与自己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的重压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特定情况下他们赞赏暴力，乐于采取直接行动了结个人私怨，这些是美国人不赞成的。然而，无论如何，“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人的“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没有投降这一说。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恐怕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地方部队还没遭受过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之辈。占领军———其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　如果前进至舰炮火力圈之外，就会遭到屠杀。在战争中，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下了诏书，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大群的反对者们包围了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认了命。不论是在满洲、爪哇、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盟国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他还紧紧地握着手枪，中午时就把枪忘在了一边，傍晚便悠闲地上街去买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种事情不算神秘。只是有些西方人不明白，是情感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而情感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说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如果说的是一个全民动员进行总体战的西方国家，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以为日本的行动方针和西方国家基本相同，这就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以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一切机会均已失去，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不明白他们已经被打败”。这是

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西方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与情义（1）


“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与陌生人无关。

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的朋友，因为他是个敌对的领主。那位大名写

的回信至今在流传。他表示强烈愤慨，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古代日本崇拜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在历史故事中比比皆是，流传很广，而且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关于“情义”最著名的故事是一位大力神般的浪人、12世纪豪杰弁庆的事故。浪人指的是没有主君，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这个弁庆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并不算什么特异之士。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只为了让自己有一套体面的打扮。有一次，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结果发现那是个强大的对手。这位青年是源氏后裔，正谋划着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他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装扮成领队，义经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哨卡，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高贵的气质，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心念电转，突然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误信为真，不再怀疑他们。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忠”是不可想像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情义”发自内心，为近代日本人遥想“黄金时代”提供了素材。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精力和生命献给恩情深重的主君。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武士暗中背叛，或被敌方大名所收买。而且，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搭上。古代关于忠诚的故事，对今日日本人只是美好的梦想。因为，现在“报答情义”，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歧视感，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他们说：“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情义”，“我会见他完全出于情义”，如此等等。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层财阀社会里，在日本内阁，人们都“受情义的强迫”，“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深厚而强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含义。

美国人对付欠债不还的家伙就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这是十分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情义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意味着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惟恐有失体面。

日本人的“情义”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譬如，每年两度，每个家庭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6个月以来所受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年年寄东西来作为感谢雇用的谢礼。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是不名誉的事情。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情义”时务必要考虑周到。

只要做得到，人们都把相互之间的来往记录在案，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组内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人们参加葬礼时习惯带“奠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送各种颜色的布匹来制作送葬的幡。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村长有一本账簿记录这些事情。账簿对死者家庭十分珍贵，它记录了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上面名单也是这一家在别家死人时，必须还礼的依据。以上是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此外，还有短期的礼尚往来。和一些庆宴一样，丧主对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要用饭款待，而帮忙者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来做饭。这些大米也载入村长记录。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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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与情义（2）

［。小＾说）网）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