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玛拉兴提出一大串问题，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凶了。玛拉兴已经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站长不知什么缘故感到受了委屈，十分生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离开了房间。玛拉兴耸耸肩膀，走出去找别人说话去了。
要就是由于烦闷，要就是由于想给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目光偶尔落到一扇印着“电报”两个字的小窗子上，总之，他走到窗口，说要打电报。他拿起一 支钢笔，想了想，在一份蓝纸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输处长台鉴。八节车皮的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请即指定快车车次。复电费已付。玛拉兴。”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现在一个蒙着灰色呢套子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上流人，仪表端庄，生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和一顶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别，象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镶边，肩上有穗带，袖子开岔。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壮，穿着铁路查票员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员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说，“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Ｚ铁路不动声色，暗中偷走了Ｎ铁路的三百辆车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当着上帝赌咒！他们把车皮弄走，重新涂一层油漆，写上他们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Ｎ铁路派出密探到各处侦察，他们找了又找，后来，您瞧，他们偶然发现Ｚ铁路的一辆破车皮。
他们拉到自己的车房里去修理，忽然间，真是难以相信，他们在车轮和轮轴上看见了他们自己的印记。您看如何？啊？要是这事是我干的，他们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们对铁路局却马马虎虎就算了！“
玛拉兴喜欢跟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谈天。他摸摸胡子，尊严地参加了谈话。
“诸位先生，比方，拿这个例子来说，”他开口道，“我正在运牲口到地。满满的八车。挺好。……您猜怎么着，每一车皮牲口他们要收六百普特④重的货物的运费。八头牛哪儿有六百普特重，那要轻得多，可是他们才不管呢。……”这当儿亚沙走进房间，找他的父亲来了。他听着，想在椅子上坐下来，可是大概想到自己的身子重，就走开，坐到窗台上。
“他们才不管呢，”玛拉兴接着说，“而且硬要我跟我儿子出三等车的车票钱四十二卢布，因为我们要在货车里跟公牛待在一块儿。这是我儿子亚科甫⑤。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可是他们上学念书去了。哼，这且不说，依我看呐，铁路把牲口商人弄得倾家荡产了。早先，人家赶着一群群牲口走路，生意倒好做得多。”
老人说话拖拖拉拉，长得很。每说完一句，他就瞧一瞧亚沙，好象要说：“瞧，我在怎样跟有学问的人谈话！”
“唉！”查票员打断他的话，“谁也不愤慨，谁也不批评一 句！为什么？那很简单。可恶的事，只有在偶然发生的时候，在它破坏了秩序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惹人愤慨。而在此地，实在糟极了，这种事却已经是早已风行的常规，成为秩序本身的基础，每一条枕木都带着它的烙印，冒着它的气味，这种事很快就成了习惯！就是这么的，先生！”
第二遍铃声响了。穿怪皮袄的上流人站起来。查票员挽着他的胳膊，仍旧热烈地谈着，跟他一块儿到月台上去了。响过第三遍铃声，站长跑进房间里来，在他的桌子旁边坐下。
“请问，我跟哪一次车走？”玛拉兴问。
站长瞧着一张公文纸，气愤地说：
“您是玛拉兴吗？八节车皮？每节车皮您得付一卢布，此外您还得付六卢布二十戈比的印花费。您没有贴印花。那么一共付十四卢布二十戈比。”
他拿到钱，写了几个字，用沙土吸干墨水，生气地从桌子上抓起一卷表格，很快地走出房间去了。
傍晚十点钟，玛拉兴接到运输处长的回电：“优先放行。”
看完电报，老人意味深长地眫了眫眼睛，很满意自己，就把它塞进口袋。
“哪，”他对亚沙说，“瞧着，学着点。”
到半夜，他那列车开走了。夜色跟昨晚一样黑，天也一 样冷。每站停留的时间长了。亚沙坐在毡斗篷上，心平气和地拉手风琴，老人仍然心不定，想干点什么。到了一个火车站，他起意要递个状子上去。有一个宪兵答应他的请求，坐下来写道：“一八八——年十一月十日，Ｎ铁路局宪警处Ｚ区军士伊里亚·切列德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款在车站起草此项报告，内容如下……”“底下写些什么呢？”宪兵问。
玛拉兴在他面前摊开公文纸、邮件和电报收据、帐单。
……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要宪兵写些什么。在这报告里，他想写的不是哪一件单独的事情，而是整整这一趟旅行的经过，说明他所有的损失，跟站长们的谈话，而且要写得又冗长又刻薄才行。
“写下在Ｚ站，”他说，“站长把我乘的几节车皮从军用列车上摘下来，是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相貌。”
他要求宪兵一定要写到他的相貌。宪兵疲倦地听着，没听完他的话就接着写下去。他照这样结束他的报告：“军士切列德在此报告中陈报事项如上，此项报告送呈Ｚ区区长，并将副本发给加甫里尔·玛拉兴。”老人接过副本来，把它塞在他的里面口袋里装得满满的那些文件纸当中，十分满意，走回他的车皮去了。
早晨，玛拉兴醒来，又心绪恶劣，可是他的怒气没有发泄在亚沙身上，却发泄到牛身上去了。
“这些牛完蛋了！”他抱怨道。“它们完蛋了！它们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真遭罪，它们都要死了！呸！”
那些公牛有许多天没喝水了，渴得要命，就舔车壁上的霜，等到玛拉兴走到它们面前，它们就开始舔他的凉冰冰的皮袄。凭它们那发亮的、含泪的眼睛看得出来，它们给口渴和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又饥饿又痛苦。
“运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真倒霉！”玛拉兴嘟嘟哝哝地说。
“你们快点死掉倒也罢了！瞧着你们我心里不好受啊。”
到中午，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依照铁路规章 ，这火车站有清水供应活牲畜喝。玛拉兴就给牛喝水，可是公牛不喝，水太凉了。……又过了两天两夜，京城终于在远处烟雾弥漫中出现了。旅程结束了。火车没有开到那座城就在一个货站附近停下来。公牛从货车里放出来。它们摇摇晃晃，绊绊跌跌，好象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玛拉兴和亚沙卸完牲口，办完兽医的检查手续，就在城郊一家肮脏、便宜的客店里歇脚，那边的广场正是做牲口生意的市场。他们的住处肮脏，吃食难于下咽，跟家里全不一 样。他们在一个糟糕的音乐队的刺耳的乐声中睡觉，那种乐声一天到晚在这家客店下面的饭店里闹个不停。老人一清早就出去找买主，亚沙一连好几天坐在客店的房间里，或者出门上街去看一看这座京城。他看见畜粪狼藉的肮脏广场，看见饭馆的招牌，看见迷雾中修道院的齿状围墙。……有时候他跑到街对面去，看杂货店的窗子，欣赏装着各色蜜糖饼干的罐子，打呵欠，懒洋洋地走回房间去。这座京城引不起他的兴趣。
临了，公牛卖给一个商人了。玛拉兴雇了些赶牲口的人。
所有的公牛分成每十头一群，给赶到城的另一头去了。那些公牛乏透了，耷拉着脑袋走过热闹的街道，冷淡地瞧着它们生平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东西。衣服破烂的赶牛人跟在它们后面，也耷拉着脑袋。他们烦闷。……偶尔有个赶牛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想起他前面有些交托他经管的牛，为要表示他做事尽责，就捞起一根木棒使劲打在一头公牛的背上。公牛痛得摇摇晃晃，往前窜了十几步，向四下里瞧一眼，好象当着许多生人挨打很难为情似的。
玛拉兴和亚沙卖掉牛，买了许多就是在家乡也买得到的东西，预备带回去送给家人，随后就打点着动身回家。在开车三个钟头以前，老人已经跟买主一块儿喝得颇有醉意，因此又坐立不安了，就带着亚沙下楼到饭店里坐下来喝茶。他跟所有的内地人一样，不能独自一个人吃喝，他总得找个跟他自己一样忙忙乱乱又爱扯淡的人做伴。
“把老板叫来！”他对仆役说，“告诉他说我请他喝茶。”
客店老板是一个保养得很好、对旅客十分冷淡的男子，他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嗯，我们的货物脱手了！”玛拉兴笑着对他说，“我把我的山羊卖成了老鹰的价钱。当然罗，我们动身的时候，肉价是三卢布九十戈比，可是等我们到了此地，价钱已经落到三 卢布二十五戈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得太迟，要是早来三天就好了，因为现在肉生意清淡，圣菲里普斋期⑥到了……知道吗？简直是一团糟！这样一来，一头牛就要赔十四 卢布。而且想想看，运这些牛化掉了多少钱！十五卢布的运费以外，还得为每头牛化六卢布，——诈骗啦、贿赂啦、请客啦，这样那样的。……”客店老板不得不敷衍一下，只好听着，勉强地喝茶。玛拉兴唉声叹气，拍手，嘲笑自己不走运，可是一切都表明，他虽然遭到损失，却并不怎么伤心。只要有人听他讲话，眼前有事可做，而且误不了火车，那就赔钱也好，赚钱也好，他都不在心上。
过了一个钟头，玛拉兴和亚沙带着许多箱笼、包裹，从客店房间里走下楼来，出了大门，准备坐雪橇到车站去。客店主人、仆役、好几个女人出来送他们。老人感动了。他把十戈比钱币向四面八方丢出去，用唱歌样的声调说：“再见啊，祝你们平安！求主保佑你们万事如意。要是上帝保佑我们平平安安，那我们到了大斋节还要上这儿来。再见！谢谢你们。……求主保佑你们！”
老人坐上雪橇，脱掉帽子，面对着在雾中象一块黑斑似的修道院墙壁，在自己胸前画了好久的十字。亚沙坐在他身旁的座位边上，一条腿伸向一旁。他的脸跟先前一样，没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既没露出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他并不因为回家而高兴；至于没有来得及观赏京城里的景色，他也不觉得可惜。
“走吧！”
赶雪橇的就挥动鞭子抽马，扭转身去，开始骂那些笨重的行李。
「注释」
①在许多铁路上，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故而禁止携带干草上车，因此活牲口一路上就没有东西可吃。——俄文本编者注
②凡是经特别指定做运输军队用的火车就叫做军用列车；没有军队可运的时候，这列车就运输货物，它比普通的运货列车走得快。——俄文本编者注
③根据东正教传说，殉教徒符拉西是一个遵守教规的牧人，是牲畜的保护者。
④俄国重量单位，１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公斤。
⑤前文“亚沙”是“亚科甫”的小名。
⑥即圣诞节前的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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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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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课业
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不懂外语是很不方便的。沃罗托夫在大学毕业、得到学士学位、着手做一点小小的学术工作的时候，痛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这真要命！”他喘着气说（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他却发胖，笨重，有气喘病了）。“这真要命！我不懂外语，就好比鸟儿缺了翅膀。这个工作还不如索性丢开不干的好。”
他决定无论如何非克制他那种天生的懒惰，学习法语和德语不可，于是他开始物色教师。
冬天的一个中午，沃罗托夫正坐在书房里工作，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位年轻的小姐要见他。
“请她进来，”沃罗托夫说。
随后就有一个服装考究、打扮入时的年轻小姐走进书房里来。她通报姓名说，她是法语教师阿丽萨·奥西波芙娜·安凯特，由沃罗托夫的一个朋友打发来的。
“很高兴！请坐！”沃罗托夫说，气有点喘，用手掌遮住他睡衣的领口（为了呼吸畅快点，他总是穿着睡衣工作）。
“是彼得·谢尔盖伊奇让您来找我的吗？对，对，……我拜托过他。……很高兴！”
他一面跟安凯特小姐商谈正事，一面好奇而腼腆地瞧着她。她是个真正的法国女人，十分优雅，年纪还很轻。从她苍白娇弱的面容来看，从她短短的鬈发和瘦得反常的腰身来看，人可以估摸她的年纪不出十八岁；然而看一下她那发育良好的宽肩膀、好看的后背、严峻的眼睛，沃罗托夫又不由得暗想，她一定不在二十三岁以下，也许甚至有二十五岁了。
不过后来，他却又觉得她只有十八岁。她脸色冷淡，正经，就跟到此地来商谈银钱方面的事情的人一样。她没有微笑过一 回 ，也没有皱过一次眉头。只有一次，那是在她听说，她被请来不是教孩子读书，而是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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