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上哪儿去了？”叶甫烈木问道，往他那边跨出一步。
“什么钱？”库兹玛爱理不理，随随便便应付这么一句，眼睛没有离开火柴盒。
“就是那些钱！……就是我揣在怀里的钱！……”“你干吗死气白赖的问我？丢了钱，自己找嘛！”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钱到哪儿去了？”
库兹玛看着叶甫烈木通红的脸，他自己的脸也涨红了。
“什么钱？”他叫道，跳起来。
“就是那笔钱！二十六卢布！”
“是我拿了还是怎么的？他赖在我身上了，混蛋！”
“什么混蛋！你说，钱在哪儿？”
“我拿了你的钱？我拿了？你说：是我拿的吗？该死的，我要给你一顿教训，叫你认不出你的爹娘来！”
“要不是你拿的，为什么你扭过脸去？可见就是你拿的！
再说，你哪来的钱在饭铺里喝一夜的酒，又买烟草？你是个蠢材，太不象样！难道你欺侮的是我吗？你欺侮的是上帝！“
“我……我拿了？我什么时候拿的？”库兹玛提高喉咙尖声叫道，抡起胳膊，一拳打在叶甫烈木的脸上。“叫你受受！
你还要找打吗？我可不管你是什么上帝的仆人！“
叶甫烈木光是摇一下头，什么话也没说，动手穿靴子。
“好一个坏蛋！”库兹玛接着嚷道，越发激昂了。“自己买酒喝了，却推在别人身上，老狗！我要去告状！你诬赖我，这得叫你坐够大牢！”
“你既没有拿，就别说了，”叶甫烈木平静地说。
“喏，你搜好了！”
“既然你没有拿，那我何必……何必搜呢？你没有拿，那挺好。……用不着嚷，你的喊叫总压不倒上帝的声音。
……“
叶甫烈木穿好靴子，走出小木房。等到他回来，库兹玛仍旧涨红脸，坐在窗边，用发抖的手点上一支纸烟。
“老鬼，”他嘟哝着。“过路的人里，象你们这样的多着呢，专门蒙哄人。你找错人了，老兄。你要欺瞒我可办不到。这种事我自己懂得透里透。你去叫村长来！”
“找他干什么？”
“打官司啊！我们到乡公所去，叫他们自管审问好了！”
“我们用不着打官司。这又不是我的钱，这是上帝的。……该让上帝审问。”
叶甫烈木祷告一阵，就拿着捐款箱和神像，走出小木房去了。
过了一个钟头，大车已经驶进树林。玛洛耶村以及它那压扁的教堂、草地、黑麦田，已经落在后面，沉没在淡淡的晨雾里了。太阳升上来，可是还没有爬到树林上边，只是把浮云那朝着东方的边缘染上了一层金黄色。
库兹玛远远地跟在大车后面。他那样子看上去就象是受了可怕的冤屈。他很想说话，可是却一声不响，等着叶甫烈木开口。
“我不愿意跟你纠缠，要不然你就只有哼哼的份儿了，”他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要叫你知道知道诬赖人会落到什么下场，秃头鬼。……”在沉默中又过了半个钟头。上帝的仆人一面走路一面祷告上帝，很快地在胸前画十字，深深地叹口气，爬上车去取面包。
“我们就要到捷里别耶沃村了，”库兹玛开口说，“我们的调解法官就住在那儿。你去告状吧！”
“你净说废话。干吗要找调解法官呢？难道那是他的钱？
那是上帝的钱。你得在上帝面前答话。“
“你老是上帝啊上帝的！跟乌鸦似的叫个不停。事情是这样：如果是我偷的，就让他们审问我，如果不是我偷的，那就让他们判你诬告罪。”
“我才没有工夫去打官司呢！”
“那么你不心疼钱？”
“我有什么心疼的？钱又不是我的，那是上帝的。……”叶甫烈木不情愿地、平静地说着，他的脸色冷淡、漠然，仿佛真的不心疼钱，或者忘了他的损失似的。他对损失和犯罪漠不关心，这分明使得库兹玛慌张而激动。这在他是无法理解的。
要是用狡猾的手段和武力对付欺侮，要是由欺侮引起一 场争斗，结果让欺侮者落到受侮辱的地位，这就显得自然了。
如果叶甫烈木按一般人那样办事，也就是生气，打架，告状，如果调解法官判库兹玛坐牢，或者宣告“罪证不足，”库兹玛倒会安心了，现在呢，他却跟在大车后面，脸上现出若有所失的神情。
“我没拿你的钱！”他说。
“没拿就好。”
“等我们到了捷里别耶沃村，我就去把村长叫来。让他……把事情弄清楚。……”“用不着他来管。这又不是他的钱。你呢，小伙子，躲开这儿。你走你的路！别惹人讨厌！”
库兹玛斜起眼睛看了他很久，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打算猜出他在想什么，他心里隐藏着什么可怕的想法，最后库兹玛决定换个方式跟他说话。
“唉，你这只雌孔雀啊，简直没法跟你开玩笑，你一下子就生气了。……得了，得了，……把你的钱拿回去吧！我是闹着玩的。”
库兹玛从衣袋里拿出几张一卢布钞票，递给叶甫烈木。叶甫烈木并不惊讶，也不高兴，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似的，收下那些钱，一句话也没说，把钞票塞在衣袋里。
“我本来打算跟你闹着玩，”库兹玛接着说，尖起眼睛瞧着叶甫烈木漠然的脸色。“我有心叫你吃一惊。我是这么想的：我先吓你一跳，到早晨再把钱还给你。……总共是二十六卢布的钞票，这儿还你十卢布，再不然就是九卢布。……其余的都让那些赶大车的拿走了。……你可别生气，大叔。……不是我喝掉的，是那些赶大车的喝掉的。……我敢对上帝起誓，这是真话！”
“我生什么气呢？钱是上帝的。……你得罪的不是我，是圣母。……”“我至多也不过喝了一卢布的酒。”
“这跟我什么相干？哪怕你都拿去喝掉也不关我的事。
……你喝掉一卢布也好，喝掉一戈比也好，对上帝来说都一 样。反正你得负责。“
“可是你别生气，大叔。真的，别生气。千万！”
叶甫烈木没有说话。库兹玛的脸皱起来，现出小孩子那样的哭相。
“看在基督份上，饶恕我！”他说，用恳求的神情瞧着叶甫烈木的后脑壳。“你，大叔，别生气。……我这是闹着玩的。”
“哎，你别缠不清！”叶甫烈木生气地说。“我对你说：这不是我的钱！你去求上帝饶恕你，这不关我的事！”
库兹玛看一看天空，看一看神像，看一看树木，仿佛在找上帝。恐怖使他的脸变了样。在树林的寂静、神像的庄严彩色、叶甫烈木那种不平常的而且跟一般人不同的冷漠神情的影响下，他感到自己孤单，狼狈，只能听凭可怕的和震怒的上帝发落了。他跑到叶甫烈木前头，凝神看他的眼睛，仿佛想叫自己相信并不孤单似的。
“看在基督份上，饶恕我！”他说，开始周身发抖。“大叔，饶恕我！”
“躲开我！”
库兹玛又很快地看一眼天空、树木、载着神像的大车，在叶甫烈木面前跪下。在恐怖中，他喃喃地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用额头碰地，抱住老人的腿，象孩子一样大声哭起来。
“老爷爷，亲人！大叔！上帝的仆人！”
叶甫烈木起初困惑地往后倒退，推开他的手，可是后来他自己也战战兢兢地瞧着天空。他感到害怕，而且怜悯这个贼了。
“等一等，小伙子，你听我说！”他开始劝说库兹玛。“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傻瓜！唉，他哭得跟娘们儿一样！听着，你既是要上帝饶恕你，那就回到你村子里去，立刻去找神甫。
……听见没有？“
叶甫烈木开始向库兹玛解释该怎样做才能赎罪：他得向神甫认罪，受宗教上的惩罚，然后把偷去换酒喝了的钱筹齐，送到玛里诺甫齐村去，而且日后做人要安分，诚实，戒酒，象个基督徒的样子。库兹玛听完他的话，渐渐定下心来，似乎完全忘记自己的苦恼，又拿叶甫烈木开玩笑，絮絮叨叨了。
……他一刻也不停嘴，又讲起那些生活得很快活的人，讲起拘留所和日耳曼人，讲起监狱，一句话，把昨天讲过的话统统重复一遍。他又是笑，又是拍手，做出吓得倒退的样子，倒好象他讲的是新鲜事似的。他说得头头是道，跟饱经世故的人一样，还在话里添上许多俏皮话和谚语，然而听他讲话是费力的，因为他常把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说，屡次停住嘴回想突然断了线的思想，同时皱起额头，抡着胳膊，身子团团转。
他吹了多少牛，说了多少谎啊！
中午，大车在捷里别耶沃村停下来，库兹玛走进一家小酒店去了。叶甫烈木休息了两个钟头光景，库兹玛始终没有走出那家酒店。人们可以听见他在酒店里骂人，夸耀，用拳头捶柜台，喝醉的农民们就讪笑他。叶甫烈木走出捷里别耶沃村的时候，酒店里正开始打架，库兹玛用响亮的嗓音恐吓人，叫嚷说要去找乡村警察来。
「注释」
①马克西莫夫（１８３１—１９０１），俄国作家，民族志学家。
②伊里亚节在七月二十日（公历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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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87年作品伤寒
伤寒
一列从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邮车里，年轻的中尉克里莫夫坐在吸烟乘客的车厢里。他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胡子刮光，论相貌很象商船的船长，多半是个家道殷实的芬兰人或者瑞典人，一路上吸着烟斗，讲话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套：“啊，您是军官！我弟弟也是军官，不过他是海军军官。
……他是海军军官，在喀琅施塔得服役。您到莫斯科去做什么？“
“我到那儿去服役。”
“啊！您成家了吗？”
“没有，我跟我姑姑和妹妹住在一起。”
“我弟弟也是军官，海军军官，不过他成了家，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啊！”
这个芬兰人不知为什么那样惊讶，而且一说“氨字就露出欢畅的和傻呵呵的笑容，不住吧唧他那臭烘烘的烟斗。克里莫夫身体不舒服，觉得回答他问的话费力，就满心憎恨他。
他恨不得从那个人手里夺过咝咝响的烟斗来，扔到坐位底下去，把那个芬兰人赶到别的车厢里去才好。
“这班芬兰人和……希腊人，都讨厌得很，”他想。“全是些根本多余的、谁也不需要的、讨厌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地球上白占地方罢了。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他一想到芬兰人和希腊人，全身就生出一种类似恶心的感觉。为了对比，他有心想一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可是他一回想这两个民族，却不知什么缘故，只想起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裸体女人、挂在姑姑家里五斗橱上面的外国石印画。
总之，军官觉得自己反常了。虽然他占据着整个长靠椅，可是不知怎的，他觉得长靠椅上容不下他的胳膊和腿。他嘴里又干又粘，脑袋里弥漫着沉重的雾，他的思想似乎不但在他脑子里漫游，而且钻到脑壳外面，飘荡到由昏暗的夜色笼罩着的坐位和乘客中间去了。他透过脑子里的雾，象透过梦境似的，听见喃喃的说话声、车轮的辘辘声、车门的开关声。
车站上的钟声、汽笛声、乘务员的吆喝声、乘客在月台上的奔跑声，比往常来得频繁。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飞过去，因此这列火车似乎每分钟都在一个车站上停住，响亮的嗓音不住地在外面叫喊：“邮件装好了吗？”
“装好了！”
烧炉工人似乎过于频繁地跑进来看气湿表，迎面开来的列车的响声和车轮过桥的轰隆声不停地响。这种嘈杂声、汽笛声、那个芬兰人、烟草的迷雾，跟他脑子里那些凶恶而闪摇的模糊形象混在一起，象那样的形象，论形式和性质是健康的人再也想不出来的。总之，这一切压在克里莫夫心上，象是叫人受不了的恶梦。他十分苦恼，抬起沉重的头，瞧着车灯，阴影和模糊的斑点正在灯光当中转动不停。他想要点水喝，可是他那焦干的舌头几乎不能动弹，几乎没有力量回答芬兰人的问话。他极力想躺得舒服点，想睡一觉，然而办不到。芬兰人倒睡着了好几次，又醒来，点上烟斗，对他“氨的叫一声就又睡着了，中尉的腿在长靠椅上仍旧放不舒服，凶恶的形象仍旧立在他的眼睛前面。
在斯皮罗沃站，他走到车站上去喝水。他看见有些人坐在桌子旁边，急急忙忙吃东西。
“他们怎么会吃得下东西！”他暗想，极力不闻充满烤肉气味的空气，也不看那些咀嚼的嘴巴，他觉得这两样东西都讨厌，惹得他直恶心。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在跟一个戴着红军帽的军人高声谈话。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可是她的笑容也好，她的白牙也好，太太本人也好，都跟火腿和煎肉饼一样在克里莫夫心里留下可憎的印象。他不明白戴红军帽的军人坐在她身旁，随着她健康的笑脸怎么会不觉得难受。
他喝过水，回到车上，芬兰人正坐在那儿吸烟。他的烟斗咝咝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