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的故事- 第29部分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

　。。



奥利弗的故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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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活中做这样那样的事，要说理由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一般以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为人处世总应该有个逻辑性，听从理智。遇事总应该考虑周全了再放手去做。　

不过伦敦医生有一句话他们恐怕就未必听说过——伦敦医生有一次却告诉我：不妨等事情都过去了，过段时间再来好好想想。　

弗洛伊德——对，就是弗洛伊德——有一次也说过，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我们的行动自然应当服从理智。　

可是要作出一些真正重大的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听潜意识的。　

玛西·宾宁代尔站在1800英尺高的山顶上，香港的整个港口都展现在脚下。天色已是薄暮。就像点蜡烛似的，市区的灯火一处处都亮起来了。　

风很冷。吹得她的头发都披拂在前额上，以前我总觉得她这个形象是挺美的。　

“嗨，朋友，”她说。“看山下哪，灯火点点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我没有答腔。　

“要不要我把一些名胜古迹指给你看？”　

“我今天下午都看够了。那个约翰陪我去的。”　

她应了一声：“哦！”　

渐渐的她发觉了，她对我笑脸相迎，我却并没有笑脸回报。我只是仰脸望着她，心里在嘀咕：这个女人，难道我就差点儿……爱上了她？　

“有什么事不高兴了？”她问。　

“多着哪，”我回答说。　

“举个例说说呢？”　

我把口气放得很平静。　

“你的血汗工厂里用了童工。”　

玛西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谁家的工厂不是这样？”　

“玛西，这不成其为理由。”　

“看看是谁在发这高论？”玛西说得不动一点声色。“是马萨诸塞纺织大家族的巴雷特先生！”　

我对此是早就有了准备的。　

“问题不在这儿。”　

“怎么不在这儿？你们家沾光早就沾够了，你们的手段跟眼下这里的工厂又有什么两样？”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说，“那时世上还没有我，我也没法去表示反对。”　

“你装得倒像圣人，”她说。“请问，是谁挑上了你，让你改造这个世界来啦？”　

“我说，玛西，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这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她却摇了摇头。　

“奥利弗，你打出这面自由派的破旗，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来做幌子罢了。”　

我瞅着她没有吭声。　

“你打算要跟我一刀两断，所以就想找一个像样些的理由。”　

我真想对她说，只恨我这个理由太充分了！　

“算了吧，”她说，“你的话也只能骗骗自己。就算我把全部家业一股脑儿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到阿巴拉契亚山里去教书为生，你也会另找个理由的。”　

我们心自问。可是心里明明白白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想快走。　

因此我也就认下了：“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不拿出点胆量来，老老实实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呢？”　

玛西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还说不上心里焦躁。也说不上怒火中烧。只是原先那副神话一般的泰然自若的仪态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　

“别这么说。我是爱你的，玛西，”我说。“可我就是没法跟你共同生活。”　

“奥利弗，”她的回话口气很平静，“看来你是跟谁都没法共同生活的。你的心都还在詹尼身上，你并不真想再找个人来做你新的伴侣。”　

我答不上话。她提起詹尼，刺得我心都碎了。　

“你瞧，我是了解你的，”她又接着说。“你以为那‘事关原则问题’，其实这都是些场面话。你只是想找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借口，好在心里继续怀念你的詹尼。”　

“玛西？”　

“怎么？”　

“你这个女人真是冷酷无情。”　

说完我转身就走。　

“等等，奥利弗。”　

我收住脚步，回过头去。　

她还站在那儿。在哭了。不过声音很轻。　

“奥利弗……我需要你啊。”　

我一言不答。　

“我看你也是需要我的，”她又说、我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望着她。我知道她那种孤独的滋味是凄凉得够受的。　

可是问题也就在这儿。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一转身，就顺着柯士甸山道下山而去。再也不回过头去看。　

暮色已经四合。　

我真恨不得这黑暗能把我吞没得无影无踪。　

。。



奥利弗的故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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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来点儿什么呢，大夫？”　

“就来个柠檬蛋白卷吧。”　

乔安娜·斯坦因医生说着便一伸手，在摆食品的柜台上取了个蛋白卷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就这么个蛋白卷，加两根芹菜，便是她的一顿午餐了。她刚才还说来着：她现在要节制饮食。　

“好奇怪，”我说。　

“没法子呀，”她回答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特甜的甜食。只好来两根芹菜，好哄哄自己的良心。”　

我回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头几天只觉得疲劳，随后几天又只觉得生气。后来，似乎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我心里只感到寂寞。　

不过却有一点不同。　

两年以前，我的心里是伤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却明白了自己需要的是有个伴侣。有个合适的伴侣。我不想再等待，也不想再瞎闯了。　

我提起电话来打给乔安娜·斯坦因时，心中唯一的不安就是我还得胡扯些鬼话，给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一霞跟她没通音信。　

她也始终没问。　

在电话里她只是表示接到我的电话她很高兴。我请她吃饭。她说还是就在她医院里一起吃午饭吧。我马上遵命照办，因此现在就是在她的医院里。　

我一到，她就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亲。这一回我也照样亲了她一下。我们相互问了近况，回答也都没有怎么详谈。两个人都是在埋头苦干，忙得够呛，等等，等等。她问我都办了些什么案子。我给她讲了个斯皮罗·阿格纽①的笑话。她听得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很自在。　

①斯皮罗·阿格纽：当时在任的美国副总统，已见前注。　

后来我问起她医院里的工作。　

“谢天谢地，我在这儿的工作到六月份要结束了。”　

“那以后呢？”　

“到旧金山去干两年。那是一家教学医院，工资也不高，只够维持生活。”　

我在心里飞快合计了一下：旧金山离纽约足有几千里路呢。奥利弗你这个傻瓜蛋呀，这个球可不能再接漏了啊。　

“加利福尼亚，好地方！”我应了一声，好争取点考虑的时间。　

我事先已经约好，这个星期要到克兰斯顿去度周末。我何妨就请她跟我一块儿去，作为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可以嘛。她跟菲尔一定合得来的。由此入手，倒不失是个机会。　

我最后一句话却引出了她的话来，轰的一下往我的耳朵里直钻。　

“倒还不在于加利福尼亚地方好，”乔是这么说的。“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人。”　

啊，一个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奥利弗呀，没有你，这世上的人还不照样在过日子？你没去找她，难道还要她苦苦的想你、守你？　

我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没有流露出失望的神气。　

“哎唷，这倒是个好消息，”我就回答说。“是个医生？”　

“那当然，”她笑笑说。“吃我们这碗饭的，不碰到医生，还会碰到谁呀？”　

“他也喜欢音乐？”　

“吹双簧管还勉强能对付。”　

奥利弗呀，酸溜溜的刨根问底该到此为止啦。你应该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换个话题谈谈。　

“路易斯王爷可好？”　

“越发疯了，”她回答说。“大家都问你好，请你星期天有空……”　

算了吧，我可不想碰到吹双簧管的那位。　

“好极了，我改天一定去，”我说了句鬼话。　

沉默了一会儿。我慢慢呷着咖啡。　

“嗨，我可以跟你说老实话吗，奥利弗？”她压低了嗓门偷偷对我说。　

“请说吧，乔。”　

“说来也真有点难为情，我……很想再来一个蛋白卷。”　

我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替她去拿了一个来，只装是自己要吃。堂堂的医学博士乔安娜·斯坦因，居然为此对我感激不尽。　

我们这短短的会面很快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祝你到了旧金山一切顺利，乔，”我临分手时说。　

“请经常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一定，”我说。　

于是我就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回市中心上班去了。　

三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几年来爸爸老是说快六十五了，快六十五了，如今可当真到了六十五了。这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为他祝寿。　

我是坐短程班机去的，因为下雪，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等我赶到时，很多客人已经几大杯下了肚，而调酒缸里的酒却还是加得满满的。转来转去，见到的尽是花呢套装毕挺的人。大家都盛赞爸爸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伙伴。瞧着吧，这句话以后就要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了。　

我很注意礼数。爸爸的几个合伙人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来了，我就去跟他们一一攀谈。头一个是沃德先生，这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古董，陪同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是候补老古董。接下来又去招呼西摩夫妇，这老夫妻俩原先好不精神，如今却落得愁眉苦脸，只会一个劲儿叨念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独生子埃弗里特是个直升机驾驶员，在越南打仗。　

妈妈就站在爸爸的旁边，在那里招待巴雷特家各地企业派来的代表。这里边有一个还是纺织工会的干部呢。　

这个人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叫杰米·弗朗西斯，在满堂宾客中就他一个是没有穿布鲁克斯或杰普雷名牌服装的。　

“可借你来晚了一步，”杰米说。“我刚才还作了个发言，可惜你没有听到。你瞧——会员们还集体送了件礼物呢。”　

他指了指董事会会议室里的那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埃特那自动电子金钟，亮晶晶的数字显示出此刻的时间是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