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薭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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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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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思念亲人及家书选录
第70节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1）
在我的夫人故后第三天，我凝敛心神，要写一篇悼亡的文章。因为白话文似较浅露，不如文言能做到深厚沉重的意境，于是就用文言来写。但卒以琐事牵扰，文言又比较费事，现在乃改用白话来写。想先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关系，我夫人的为人，大略叙出，俾开吊时得以分给亲友看。
我夫人姓黄，原名婧听说是她故去的大哥给她起的），民国十年与我订婚，我提议改用靖贤两字，就以此为定。她家是北平汉军旗籍人。二十八岁时和我结婚，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山东邹平。得年四十二，跟着我共十四年。我尝为文讲中国伦理之义，有几句说：“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斯所谓亲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以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饷，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作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里守旧，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订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禀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半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时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乐意这事。因为先父的脾气，每喜对于真有点价值可取的人，埋没风尘，众所不识者，特别识拔，扬举出来；他要主张我娶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们那天会面时，伍先生当下径直点破见面为的议婚，而他则盼望我们一议而成，马上结婚，实在太唐突了这女子。如果婚姻不成事实，殊觉对不住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既婚之后，渐觉得新妇不符合我的希望。她于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间，仍不免以小事生气，至于气得心痛，不见有越过一般人的宽大气量。而妇女们好时髦装饰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过去，而无所计较。我慢慢觉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实是与妇女太少接触，缺乏经验。妇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较狭窄的，妇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详），一例皆然，不能怪哪一个。又觉悟择妻只注意其天质一面，不注意后天条件，失之太偏；后天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化气质。且如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亦是不应该的，因此在婚后的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大体在她对我先后差不多，总是爱惜照护；在我对她的感情，则好恶升降，多有转变不同；总是在一处，日子多了不免有怄气时，离开一阵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趋于稳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认识出她为人的长处，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己不对的地方。不想到年纪越大，彼此爱情倒增加起来，在四十岁过后的两三年，是我们夫妇间顶好的时代。
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见好于人，向人献殷勤，是她最不作的事。于平常人所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像是没有什么是她想要的东西。在这两点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时不免向人献殷勤，我不免有所贪慕）。说了话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犹疑，遇事情有判断，说什么就干什么，亦是她的长处。她常常讨厌我反复，说了话不算，遇事没有准主意。我真是徘徊顾虑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无一定的意思，计虑周至，能看见正反两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诚亦事所不免。这爽利与徘徊，几乎成了我们十几年每次起冲突的症结所在。然而靖贤的爽利，毕竟可爱呀！和刚爽相联的就是正直，少弯曲，坦白，干净，信实与信义等好处；我恒愧不如。
第五辑 思念亲人及家书选录
第71节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2）
我虽受许多朋友的推崇奖掖，以至许多不曾见面的人或不熟识的人，过分推想我人格如何伟大；但在家里我夫人眼中看我，却并不高。她眼看我似乎是一个有夸大的志愿，而不甚踏实的一个人；虽说有心向善，向善心到底不强。她常常指摘我的毛病，除了上面所说好反复一点外，大概有三点是时常说到的。一点是我说话太狂夸，自视太高，自信太强，她极表示反对。一则认为这是没有理由可以承认的；一则认为这于个人德性是不很好的。一点是我做事待人不真忠厚，不过大体像忠厚罢了。还有一点是我永不认错，碰了钉子仍不回头，执拗不听人话。她指摘我的，都不算冤枉。说我不真忠厚，有时亦能说得我心服。惟有夸大与执拗，我虽无法否认，但无奈这两点似乎是我生命中的要素呢！（我相信这是从我的长处而来的流弊）从她对我的批评态度，见出她读书虽少，而胸中有义理境界；虽是妇人，而气概不凡。尤其是她说我不真忠厚，向善心到底不强两点，使我敬惮。
我们的感情的好转而稳定下来，就在我认识得她的长处，而肯定她的人格价值的时候。以前亦有很要好的时候，但似多从两性相互的需要上来，以及其他的彼此辅助照顾而来的好感；但总有一个使我们不好的因素在，所以总不稳定。这个原因，就是我未发见她的人格价值，意识隐微中有点不满，看见旁的异性有时生羡慕心。她的好处，是天生的，不从学问来；但非有学问的人不能认识她的好处。前些年我尚没有如今的眼光；而初婚几年，男女情欲重，家庭俗务多，种种琐碎的刺激牵忧，又遮蔽我的眼；还有择婚时不注意后天条件的后悔意思，为遮碍不小。及到遮蔽渐去，我自己亦有点长进，对她的人格价值，暗暗点头，感到满足，反而觉得只有她配做我的妻子，不知怎的，从前对她女性的羡慕心，以至好色冲动，仿佛都没有了，心理改归纯正，只有一片好意对她，非常单纯。这时她感觉到我待她和以前不同，曾痛哭过一次（似在民国廿一年或廿二年），责数我以前待她的不对，像是多年积闷，为之一吐。在这里我真是负着非常的愧歉呀！如果她不死，我还可以补赎；她死了，我怎能补赎呢！呜呼！
所以最近两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也许到了最好的时候，就是要分离的征兆。然而在最好的时候分离开我们，我怎能不痛呀！呜呼！天哪！
她这次的死，亦是我对不住她。她从民国十九年冬间，廿年春间，连续两度小产之后，身体亏弱万分，曾表示不要再生产，我亦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去年身体渐好，未免大意。我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到我年老时侍候我。于是有这次的怀孕。怀孕又是难产，西医说是“前置胎盘”，最不好办的，卒以不救。呜呼！这不是我害的吗！
除了上面所说歉罪处之外，我最大的愧歉，是以她这样天生的好质地，而十几年间未能领她作一点学养工夫。将日子都空过了！将好质地都白费了！这真是我对不住她之大者！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的十四年间，使我借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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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 暮年有感
＿生
第六辑 暮年有感
第72节 老来回忆此生
老来回忆此一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例如少年时向往事功，视学问若不足尚，尤厌弃哲学玄谈，而今结果恰得其反。儿时既未曾诵习儒书旧籍，比及少壮且视中国文化如无物，信有如《思亲记》中所说“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乃不料中年而后卒有《中国文化要义》之作，深入浅出，精辟而周详，为学术界此一研究奠基开端。再如我年未及冠，志切出世，决定一身清净矣，未料年近三十，竟尔娶妇生子，且丧偶之后又续婚焉。乍看起来，一若忽彼忽此，率尔行动者，而不知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而今追忆往事，只有叹息命运播弄人耳。吾先世累代宦游北方，我自幼随父母住家北京，曾无一日尝过农村生活味道，然竟投身农村运动，茹苦自甘，号召国人以为创建社会主义复兴民族之惟一途径，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志。其初吾标名曰“乡治”，志在培植乡村自治体，实为目标远大之一政治运动，其志正在建造新中国。当时虽悟及必须有方针、有计划地发达社会生产以为其根本，顾尚未认识其入手乃在实施社会教育，其重点更在成人。最后写出《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遂为此一生从少壮而中年思索解决中国问题几经曲折转变臻于成熟的具体规划，总结主张，却远非当初感触问题一念兴起时所及料矣。我在人生实践中认真不苟，其步步发展变化固当如是耶。
1976年7月10日
第六辑 暮年有感
第73节 谈乐天知命
古人有许多说话，早先我自以为能领会其意义，其实所领会的极其粗浅。今年过八旬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