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抗战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乡村建设，人人皆知。乡村建设的内容，不外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总而言之，就是发动民众。抗战中的发动民众，是在以民众配合军队，以后方配合前方；总而言之，是为了抗战。抗战前的发动民众，是在启发民众力量，作根本建设工夫，向着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而前进；总而言之，是为了建国。然而抗战前，虽侧重根本建国工作，同时早就准备抗战；此为上文所曾叙及者。抗战中，虽以对外抗战为主，同时亦正离不开根本建国工作。所以前后并没有大差异。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拟了改善兵役种种计划和建议，而未能做。——这大都是为后方设想的。在徐州小驻时，曾为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写一册《抗敌工作指南》，亦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则是为前方或敌后设想的。其起首一段，将抗战前工作抗战中工作性质无异，联系不分，指示甚明，摘录于此，以备参考。
乡村工作，在平时其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战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此为总目标。在此总目标下，则以敌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骤，从而对抗，亦有四项目标。兹分别指点于次：
一、敌人对我第一步计划为军事的占领。故抗敌工作第一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军事目的。在国军作战地区，则发动民众武力，组成游击队，与正规军相配合，相策应，并担负谍报、向导等工作，以求保卫乡土。在敌人已经占领地区，虽不得正规军配合策应，亦应相机为破坏敌人，牵制敌人，妨碍敌人种种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复失地，小之使敌人不得遂行占领。
二、敌人对我第二步计划为政治的统治。故抗敌工作第二目标，应为对抗敌人及其傀儡政权（如维持会，或伪县长等），使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在敌人傀儡政权势力所及之地区，例如铁路沿线，或公路沿线之城镇等，应有秘密组织，消极抵抗，乃至进而予伪政权以种种破坏打击。在敌人未成立傀儡政权之地区，或虽已成立而其势不能及之地区，应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种方式之地方自卫自治力量，或树立代表民众之临时政权。总求安定社会秩序，俾农业得如常生产，农民得如常生活，消极的可以不接受敌人统治，积极的能为游击队作根据地。
三、敌人对我第三步计划为经济的榨取。故抗敌工作第三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经济目的。此要在使乡村社会趋向团结组织，依其组织的力量，解决经济生活上种种问题（如缺乏煤油，便商量着设油坊，缺乏辅币，便商量着存积粮食，以粮食为标准，发行辅币），达到乡村自给自足的企图，而使敌人不得遂行其种种计划（不能收买农产，不能行使伪钞，不能推销敌货，不能布置经济侵略机关）。
四、敌人对我第四步计划为灭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敌工作第四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亡我之最后目的。此要在激发民族意识，认识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毁灭我文化之所为（如提倡日语日俗，改订教科书等事），均严切拒绝之，抵制之。
然抗敌之中，仍须不忘原初建设新社会之目标，要使上列各项工作同时更具有建设新社会之意义。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于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之国防基础等等皆是。
抗战不能不靠民众抗战；建国不能不靠民众建国：总之，都要发动民众。然而中国民众在乡村，民众工作就是乡村工作。乡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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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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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3节 创办《光明报》前后（1）
1946年与民盟主席张表方（澜）合影。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1940年12月24日我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日战争初期的那种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镇压也日益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已名存实亡。国民党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为国民党提出的第二届参政员人选中极力排斥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记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这次被取消了参政员资格，而塞进了更多的吃闲饭的国民党员。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形势更加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组织的建设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尽快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章则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选等都是这时商讨确定的。而创办民盟的报纸也是这时商定的。记得有一天我们相会于张君劢的住处（张当时借住于其胞弟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冢抑校Ｕ啪绞紫人担挥胁辉诮槭目刂浦虏拍芙参颐且驳幕啊４蠹叶源说比欢加型校炀龆ㄈズＭ饨⒚衩俗约旱难月刍兀⑼莆腋涸稹�
一、离重庆去桂林
为筹备民盟的报纸，我在1941年3月底离开重庆。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邹韬奋不堪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的盯梢，逃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只得乘长途汽车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90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我答：“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我便回答说：“时间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我去“喝茶”，这我才明白过来。为了他们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我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补充训练处处长”。张轸是河南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见过面，也算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我一见张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答：“指挥不了。”当夜我就留宿在他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补充处”就管的是此事。张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说着竟为之落泪。我问他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张说：“当然我向何应钦说过。他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次日汽车被放行，我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早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60里的良丰，那里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我就住在那里，并应雷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我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后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后我还要离开，可我买不到机票。我找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任潮（李济深），由李的秘书（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我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二、只身飞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只身一人飞往香港，开始了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到香港时有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解放后曾任华南农业学院院长）自己驾车到机场来接，我即先暂住于李家。后来又迁往许地山先生（作家，笔名落华生，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许家期间，一夜许先生竟死于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经过三四次转移之后，报社终于租得一座楼房中的一层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处。为了减少开支，报社用房力求节省。记得我的住房也仅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三、为筹办事与盟内外人士洽商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未能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后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离港飞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即今日之农工民主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告诉我与他联系的，因为在离重庆之前，我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的事告诉他，并向他问得中共驻港代表。在临创刊之时，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
四、筹组办报班子我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香港后才筹组的。8月接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我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记得新闻版负责人是笔名羊枣的（听说后来他在福州为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俞颂华，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是个老报人。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9月18日这一天，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报纸取名的事，这里可以附带说一说。一天碰见范长江，他与我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社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我们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4节 创办《光明报》前后（2）
五、为报社经费不足奔走
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1万元，我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6000元。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不值钱，大约是4元才换一张港纸（港元）。后来反蒋的四川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通过缪云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赞助了几万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我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我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他来找我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我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他送来4000港元。
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我亲自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的徐傅霖。徐见我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我：你去南洋干什么？待我说明此行目的以后，徐就表示：民盟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我大许多（当时我四十八岁，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好让他。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报社经济既如此困难，可是青年党的曾慕韩（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实在令人气愤。本来报社已任命萨空了为经理，萨很有才干，社内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轨道，而曾慕韩忽然又“推荐”青年党的陆光荣当副经理。因为萨已完全胜任，而且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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