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遍，终于盖上了大印，我连奔带跑跳上飞机，两分钟后机舱的大门“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我气喘吁吁——我差点就和它失之交臂了！漂亮的空中小姐礼貌的朝我微微鞠一躬，我当她是对我的长跑速度深表钦佩，她却指了指我的行李箱：“对不起，您的行李应该托运。”我也彬彬有礼地朝她点点头：“对不起我的行李迟到了无法托运。”小姐倒也通情达理，只是行李架实在放不下我那巨大的箱子，放在走道上又挡了别人的路。正好我前面有个空位，小姐便帮我把箱子暂时放了上去。我的箱老兄实在因祸得福——免费捞了个专座。
洛杉矶的机场里，我邂逅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台湾老人。十几天没说中文的我总算逮着了个“过把瘾”的机会，海阔天空地跟他神侃起来。老人说：“对待台湾，大陆应该宽容一点嘛，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孩子愿意回来最好，不愿意就随他去。”我微笑着望着老人：“您一定也是作父亲的，为父的心情应该有体会吧！我离家不过十几天，爸爸妈妈就惦记得很。中国有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扰’，孩子不在父母身边，父母总是放心不下的。”老人很快便领悟了我话中的意思，他深思了一会儿，认真地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有机会还是应该回去看看，至少也应多多联系。”临分别时，他掏出纸笔，给我留下了他在台湾的地址和电话：“有机会，到台湾来玩。”“会的，我一定会的。”我紧紧握着手中的纸，充满信心地对他说：“不用多久我一定会去。”
“你有一张中国男人的脸！”
登上由洛杉矶到汉城的飞机，我发现身边多了一位英俊的韩国男士。他热情地用韩语和我打招呼，知道纯属“对牛弹琴”后倒也毫不气馁，从手提包中取出纸笔，用画图画和我交流起来。我们一路谈谈笑笑，他偶尔用不大熟练的英文表达一下图画表达不清的内容。快到汉城时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有一张可爱的韩国女人的脸”。谁都知道韩国人和中国人在外貌上没有区别，可我明明就是中国人，对他“如此恭维”自然不能接受，我用相同的口气对他说：“知道吗？你有一张帅气的中国男人的脸。”“我？”他愣住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指了指我，“you，clever！”（你很聪明），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我凑上去一看——是一只可爱的小刺猬。
一掷千金香港夜
在飞机由汉城飞往香港的途中，我便有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半年前去香港算“出境”，而今天去香港便是“回国”了。我要在香港呆一夜，但我并不担心——航空公司会提供住宿的。可就在自个儿家门口我却当了一回“皮球”——“对不起，您的住宿应该由大韩提供。”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小姐在电脑啪啪地敲了几下。“这里没有您的名字。“可我在汉城查询过了，他们说应该贵公司负责。”“那他们一定弄错了，您还没上我们的飞机呢。”我无可奈何地拖着大行李寻找大韩的专柜。好家伙，它又给我吃了个“闭门羹”，这回任凭我把嗓子喊破，也没人出来搭理我。我找到机场负责人——一位香港大学毕业的小姐，她告诉我整个飞机场的韩国工作人员都已走光了。我只好故伎重施说胃痛，想在医务室勉强凑合一夜，可这回这招却不灵了，小姐递给我一瓶药丸并告诉我留宿机场是不可能的。“不如你去住机场酒店。”她建议道。孤陋寡闻的我只当那是机场招待所，便乐颠颠地跟着小姐去了。“2300港币！”接待的先生把钥匙递给我。“什么？我只住一夜。”我疑心自己坐飞机坐糊涂了。“没错，您的行李我们已替您送到房间了。”无处可去的我只能从“保险口袋”里翻出老妈给我特备的“救命钱”——那是老爹老妈一个月的工资啊！上楼时我才瞥见酒店的招牌：“香港大富豪机场酒店”。大富豪？几乎身无分文的我此刻又来劲了——好歹这一夜我是“大富豪”。走进挂着名画。富丽堂皇的房间，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对得起那2300港币。准备看电视，却发现电视机上安然躺着一个计时器；想打个电话，电话机下压着一张服务卡——线一接通便要按时计费；而这一些费用都不包括在那昂贵的2300港币里。一种狠狠被“宰”了的心疼油然而生。算了，就当为香港经济繁荣做点小小贡献吧。
我只好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我在浴室里仔细地查找了一番，总算没看到小卡之类的玩意儿，这才放心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睡至半夜，忽觉寒冷，房间里又找不着空调开关，于是只好裹着毯子饥寒交迫地度过了“一掷千金”的香港之夜。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漂泊了半月，环绕了半个地球的我回到了起点——上海虹桥机场。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就可谓历尽艰难，而当被爸爸妈妈搂进怀里的时候，我却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
不知道是从哪儿响起了歌声：“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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