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 第29部分

七个小时，我要在圣保罗的候机大厅整整七个小时！疲惫的我呵欠连天却还要照看着自己的行李。国内航班的大厅里人头攒动，其中不乏一些身材魁梧面目狰狞的人。早听人说巴西治安不太好，此刻的我只好两眼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自己的箱子。忽然，一群警察全都飞快地向一个地方冲去——看情形似乎有一起抢劫案正在上演。妈呀！这是什么鬼地方？！我拖着行李在大厅里瞎逛，想找个安全地方打个吨。这时，一扇玻璃门上悬挂的牌子让我霎时有了灵感——ＰＬＩＥ（警察局），我毫不犹豫“破门而入”，高大而森严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个胖乎乎秃顶的先生，这位巴西警察显然对我这“海外来客”的突访很吃惊，他眯着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不再迫不及待地忙着开场白了，而是先问他会不会说英语。胖警察的领悟力倒是惊人，他示意我先坐下然后打电话召来了一位小姐。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应邀参加在巴西举行的国际会议。两天的飞行使我很疲倦，又患了胃病。我对机场的治安很没有信心，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说完我把护照和邀请函放在了他的桌上。其实我只想在警察局借个地方坐会儿——这儿总是安全的吧。没想到警察大叔却对我的“病情”非常重视，他把我领到机场医院，请了专门的医生给我检查。医生和我的语言不通，一声不吭地按摩着我的胃部。于是，只要他的手一接触我的胃，我便呲牙咧嘴作极端痛苦状。这一招果然奏效，医生给我开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药丸外加一间单人病房。我把药九揣进兜里，嚼着猪肉脯喝光了护士送来的眼药的白开水，在单人病房里美美的睡着了。五个小时后，我被他们叫醒了，在医生“小心身体”的忠告中“容光焕发”地上了飞机。

从圣保罗到萨尔瓦多的飞行时间不过四小时，可中途飞机停了三次，原来巴西人坐飞机就像我们坐公共汽车一样逢站必停。这云里雾里的一上一下可把我折腾坏了。一排座位上的清洁袋全被我“搜括”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吐。整个胃里翻江倒海。直到吐得精光灿烂为止。想想兜里的胃药可以发挥用场了。我请来空中小姐，指了指自己的胃，用手比划了一个杯子，她微笑地冲我点点头，不一会便把东西给我拿来了——不是一杯水，而是一个椭圆形的面包。我苦笑着向她竖了竖大拇指。飞机还有十分钟就要到萨瓦尔多了，我如西天取经就要胜利般的如释重负。可同时我也发现飞机颠簸得异常厉害，机上的乘客也都在议论纷纷。这时机舱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葡萄牙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他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慌张。话没说完，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整个机舱乱成一片。当我意识到出问题的时候，飞机已经开始大幅度倾斜了，30。，45。，65。，–　90。，整个飞机都要侧过来了，我整个人感觉被抛入了二次空间。机上一片嘈杂，人们都手舞足蹈做出“上帝保佑”的姿式。天哪，难道我要“香销玉殒”于异国的天空了吗？身旁坐着的一对巴西母子，他们头靠着头，口中喃喃念着什么。刹那问的一瞥，我看到了他们紧紧相握的双手。握着冰冷的扶手，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此时的我方才体味到生命中真正的孤独和恐惧。“我一定得平安口去，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在等着我回去呢！”我默默祈祷着。飞机在萨尔瓦多上空盘旋了近半个小时，终于缓缓下降，滑轮着地的一瞬间，机上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萨尔瓦多，历经艰难，终于见到你了！”

萨尔瓦多：没有了行李也没有接我的人

“死里逃生”的我步履蹒跚地走进候机大楼。在行李传送带前等了半个小时，却没有等到自己的行李。在丢了行李的同时我发现自己也被人给丢了——根本没人来接我。望着别人幸福的相拥，开心的握手，我感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凄凉——就像只迷途小猫游荡在异国的机场。总算老天爷帮忙，让我遇到了位在机场打工的巴西英语老师。她领着我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找到了我孤零零的行李，又用电话磁卡（巴西帅哥的礼物）给我的联系人打了电话。45分钟后，历经两天半漂泊的我终于被人“捡”回了宾馆，我流浪的旅途也暂告段落。

到了宾馆，身子一挨着松软的大床，我便呼呼睡去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十二小时的时差，便在我的梦乡中不知不觉倒了过来。精神倍爽的我推开窗户——大西洋！我几乎要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欢呼了。湛蓝的天空，无边的海水，绵延的海滩——这是我平生第二次看到大西洋——第一次在梦里。此刻，我便对萨尔瓦多一见钟情了。我贪婪地呼吸着人西洋的空气，用鼻子真切地感触着异国的早晨。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这时候会是谁？

天涯皆比邻…热情的肯尼亚姑娘

我一开门就被一个黑黑、大大、壮壮的家伙抱了个满怀，还未来得及挣扎，左边脸颊又被她狠狠“啃”了一下。我正欲发作，抬起头来便遭遇了一张挂着灿烂笑容满脸元辜黑白分明的脸。黑，是煤炭那种黑——这不是形容她的黑眼珠，而是形容她的皮肤；白——是牛奶那种白——不是形容她的皮肤，而是形容她的牙齿。一个有我一个半人跺起来那么高的黑人姑娘正居高临下地冲我笑。“你好，我是肯尼亚的iren。”未等我开口，她又说，“我知道你是中国来的，你好勇敢，这次开会的孩子除了你都有大人陪着来。”

“我……”我又被她亲热地紧紧抱住，右脸颊也“厄运难逃”地被侵袭”了。我揉着被亲疼的双颊，苦笑地望着她。她显然不打算给我说话的机会：“你一个人住太孤单了，我早上要了一间三人房，你和我们一块住吧！”她用的是“吧！”而不是“吗？”，她替我“包办”了所有的行李，把我“劫持”到了她的房间，在那儿我遇到了带她来的大人——一个比她矮了三分之一，瘦了二分之一的二十多岁的黑人姑娘曼德琳。为了躲避又一次热情的“侵袭”，我主动地伸出了右手。

第一次和两个黑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生活得倒也“有滋有味”。曼德琳把她男友的照片不远万里地带到巴西，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我们换衣服，她都会把照片正面朝下放倒，并郑重地告诉我：“他很害羞，看到你们会不好意思的。”没多久的一天，她的“男朋友”忽然失踪了，当我在她床底下找出照片时，便冲她大叫：“曼德琳，你男朋友害羞得钻到床底下去了！”

iren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她的笑容总像阳光一般明朗。唯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她喜欢“拥抱”我的习惯，让我喘不过气之余，还有一种“暗香浮动”——她每天早上都要把十几个小瓶里的香呀霜呀之类的玩意儿往身上擦。其中几个小瓶上的英文标签竟是防晒增白露——黑人也能增白？——世界真奇妙！

尽管生活方式有些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友情的发展，很快我们三个就打成一片了。可一天晚上，房间里却闹出一点小小风波：我睡得膝膝陇陇问，看到曼德琳和iren从门外进来。便问她俩晚上去哪了，她们谁也不回答我。我提高声音又问了两遍，她们依然像没听见似的。iren还用取笑的声音说：“瞧她还爱说梦话呢！”我气得从被窝里“嘈”地蹦了起来。“你们去哪儿了？”声音大得把她俩吓了一跳，我自己也猛然清醒——“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一直在和她们说中文。此时的房间里响起了曼德琳充满同情的声音：“哦，可怜的孩子，她居然还梦游！”

两个埃及“老爸”

我学校的一位好友对埃及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曾与我侃侃而谈埃及男人的面目特点：直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眸。微厚的嘴唇……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gamal的时候，我就一下想到了好友的话。“你是埃及人吧。”我笃定地说。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瞪大了写满问号的眼睛，“你是会看面相的小女巫吗？”“不，我只是个中国小女孩。”我笑嘻嘻地望着他。“这位是中国小女巫！”从此后他逢人就这么介绍。一天晚上他跑来找我，脑门上肿了一大块。“小女巫，我被人偷袭了，你有没有办法处理一下我的脑袋。”他痛得呲牙咧嘴。我装模作样地拿红花油在他头上抹了几下，并神乎其神地吹了两口“仙气”，大约是心理作用，他居然说不疼了。他用埃及腔的英文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在楼下花园散步，有人拿石头从树上砸我。”

“你是黑帮头目吗？”

他摇摇头。

“你是政治领袖吗？”

他摇摇头。

“你是百万富翁吗？”

他又摇摇头。

“那肯定没人谋害你。”

他固执地拉我到楼下看“偷袭”他的物证。在黑漆漆花园的树下我“搜索”到了一个熟透的芒果。“这就是那个偷袭你的敌人？我来帮你报仇”。我将芒果剥了皮，塞迸嘴里。“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像我的女儿。”从那天起他便以我的“埃及老爸”自居。

另一位埃及老爸是一位可爱的牧师（英文中牧师一词为　“father”，与“爸爸”的拼写完全相同）。萨尔瓦多夏日炎炎，气温高达35℃，几乎所有与会者都穿t一shirt，唯有这位牧师先生天天都穿着长袖黑袍，整个人遮得严严实实。我以为“侍奉”上帝的人到底不一样——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后来见他在餐厅里猛灌冰可乐，原来他也并非“酷热不侵”的。牧师先生有两句口头禅：一是上帝保佑；二是我太太说……一日，他问我牧师和中国的和尚是不是一回事。我告诉他至少有三点不同：一、中国和尚一般不喝可乐；二、中国和尚绝对不吃猪排；三是中国和尚不可以有太太。“哦……”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还是做牧师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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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告别剑桥秘鲁追问狂——民主与集中之辩

　大＿
中国的青少年几乎没有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可当我从一个国外的孩子口中听到这样一个名字时，惊讶之余顿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个戴着一副大眼镜的秘鲁男孩看上去文质彬彬，他好学的样子令我谈兴十足，于是便跟他大侃特侃“毛先生”及中国现代史。当我兴奋地“手舞足蹈”、“慷慨激昂”了一番后，他居然“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不是说你们中国人都拿一个大锅吃饭？我开始为自己“对牛弹琴”的傻气而后悔了，可还“为人师表”地摆出了个“诲人不倦”的微笑：“世界上有这么大的锅吗？把你们秘鲁所有的钢。铝合起来打口锅也不够中国人装饭的。”“共产党是不是就是搞集权？你们应该和我们这些国家学学民主嘛。”第二个问题简直让我火冒三丈：“集中不等于权。”“这不过是换种说法不是吗？”他紧追不舍。我心里暗暗骂着“孺子不可教也”，口中还耐心地向他解释：“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用集中的方式统一人民意见，而不是超越民主地实行专制。”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这话太教条了，他恐怕领会不了。怎样才能深入浅出地让这位“勤学好间”的国际学生开开“窍”呢？我有些犯难了。

那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我恰巧与这个秘鲁男孩分在了一组。整个讨论会由于各人意见不统一开得极不顺利。六点钟吃晚饭，六点半了会议还在艰难地“磨蹭”着。最后我行使了临时小组组长的权利，挥手阻止了他们无休止的辩论，并结合大部分人的意见做了扼要总结。“散会！”话音刚落，大家便“呼啦”冲向饭厅。我拍拍秘鲁男孩的肩：“瞧见了吧，一味搞民主只会让大家吃不着晚饭，民主的基础上有集中，我们才能填饱肚子嘛。”“咕、咕”他的肚子替他说声“yes！”

这就是international（国际化）

国际会议参加第二届青少年国际网络会议的代表一共47名（25名青少年，22名成人），他们来自美、德、巴西、菲律宾、隆巴迪等大大小小近30个不同国家。会议的正式语言就有四种：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所以每天人会场前都要去领同声翻译器。一次，一个罗马尼亚男孩来间我借一盘中国民乐磁带，迸我房间的却是三个人——他和两个翻译。他用罗马尼亚语告诉翻译a，翻译a用法语告诉翻译民翻译日再用英语告诉我，一句话转了三道弯，够复杂的！最“酷”的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他一人包囊“四项全能”——一天换一种语言在大会上发言，“今天，请问我该用哪国语说话了？”每每她问起这个问题，台下人都用掌声代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