谝黄晕砝铩Ｔ谒男偶臀恼轮校辽炊Ｐ楣共煌母改福约肮赜谄涑錾牟煌馐汀�
母亲娜塔莉患有几乎病态的性格软弱。至于托洛非莫维斯基，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流亡中他与巴库宁密切合作，是无政府主义书刊的创办人之一，但之后日渐与世隔绝。他很有文化，出身于亚美尼亚和伊斯兰血统，是个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伊莎贝尔继承了这个天赋，她会说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他神秘并患妄想狂。他在日内瓦郊外买了一幢带有一个大花园的乱糟糟的房子（〃新城市〃），与娜塔莉和五个孩子隐居在那里。〃新城市〃破旧的花园像一片被杂草侵蚀的丛林，大宅的内部更是幽灵般的空荡，每间屋里只有一两件家具，仿佛前任主人们搬家时遗忘的一些旧破烂似的。这个没有家的家是一个监狱，从未有谁从那里出来：连上学都不去，因为托洛非莫维斯基本人负责教育。大孩子们恨他，一次次地试图逃跑（托洛非莫维斯基命令警察去追他们），直到最后莫艾德家的两个大孩子得以逃离：长子去了俄国，在那要求继承他父亲的遗产，二女儿结了婚，致力于追捕托洛非莫维斯基，控告他性骚扰和遥控指挥毒害莫艾德将军（他死于1873年）。
惊恐、患有妄想狂且陷入穷困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继续盘踞在〃新城市〃，与他在一起的有莫艾德家的老三弗拉迪米尔，性格温和而精神失常；老四奥古斯丁，也很不稳定，酗酒并染上鸦片；小伊莎贝尔，托洛非莫维斯基剪掉她的头发，把她当做一个男孩来打扮和对待。此外，这个监护人还从事对仙人掌的照管，他以一种无法向人表达的爱心非常恰当地崇拜这个植物；或许他只对软弱的弗拉迪米尔，他最爱的人，表示过爱心，并与之分享他对仙人掌的爱。许多年后，当可怜的弗拉迪米尔自杀时，不善表达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用一份电报宣布此消息：〃我的仙人掌朋友死了。〃他不知道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痛苦。
伊莎贝尔在这种险恶和令人窒息、充满迷雾和莠草、充满沉默和威胁的环境里成长。从很小时候起她就从事写作：短篇小说，有始无终的小说，日记。正像她十九岁时对一位阿拉伯朋友所说，〃我（在文学界）成名和获取地位的雄心是次要的。我写作是因为热爱，因为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我惟一的安慰。〃她使用不同笔名来署名她的文章，在她的信里假装男人并很快在法国杂志上开始发表。她也很早就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产生了热情。那时宣扬伊斯兰复兴，反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空虚的〃纳哈达〃穆斯林运动正处于上升期：对埃伯哈特来说那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选择，她就是在缺乏准则和虚无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少年伊莎贝尔好像在绝望地寻找一些自己的根基，一种身份。沙漠，这么干净，这么清晰，这么缺少隐藏之处，在那里，所有东西必定显而易见，它是〃新城市〃阴暗混乱的花园、那个被不明之物压垮的童年空间的对立面。
伊莎贝尔十分不幸。不幸构成了她人格的基本部分，是她作为她的一个定义（或许惟一的定义）。十九岁时她在日内瓦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两张肖像，一张穿得像一个阿拉伯小伙子，另一张是水手像，戴着一顶带有那条假想之船的名字〃复仇〃字样的帽子。那时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想变成某个人，以那种方式实现我生活的神圣目的：复仇。〃伊莎贝尔感到自己生来就被打上了烙印：〃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该死，注定要受苦，注定要孤独和绝望。〃她想要弥补的就是那点，那种巨大的生存痛苦。
二十岁时伊莎贝尔与母亲进行了第一次北非之旅。她剃光头，穿男装，自称马赫默德。她以为可以在性别问题上欺骗所有人，但看看那时期她的照片，很难相信会有人把她当做一个男人：她漂亮，厚嘴唇，小巧。或许那时的阿尔及利亚人对外国人的古怪行为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假装把她看成她所希望的那种人。在任何情况下，她融入穆斯林圈子无疑都是值得注意的；在一个去沙漠腹地旅行极端危险的时期，伊莎贝尔游历了半个马格里布，没出什么大事故。当然她说阿拉伯语，很了解当地的风俗和宗教，尤其是她渴望与他们融合。她被吸收进最重要的苏菲派卡迪里教团：对一个外国人，尤其又是女性来说，这真是个壮举。
。。
殉教的渴望（2）
…小……说。网
她母亲，脆弱的娜塔莉，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不久突然去世。伊莎贝尔痛苦得发疯；她返回日内瓦，正赶上哥哥弗拉迪米尔自杀和托洛非莫维斯基可怕的临终，他患上了喉癌（据说伊莎贝尔出于同情用大剂量的氯醛杀了他）。伊莎贝尔独自回到北非，身无分文。遗产已经花光，在她的余生埃伯哈特逐渐沿着贫困的下坡路下滑，直到落入极端穷困的地步：没有吃的，也没有钱在寒冷的夜晚买柴火；靠她的苏菲教友施舍度日，把钱都花在麻醉品和妓院里。
伊莎贝尔的性征一直引起人们一种病态的好奇。看来她只有穿男装的时候才兴奋，虽然好像也只有男人才吸引她：她喜欢与其他男子一起去逛妓院，但她只是观赏。伊莎贝尔很含混，在她生命的尾声染上梅毒和疟疾。她也非常精神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分裂生活：早上纯真禁欲，一直追求神秘主义的真理和文学之美；晚上则阴暗，扭曲。她经常在日记里提到自己的堕落：〃尚无人通过我得以看到我的真实人格，它敏感而纯洁，远高于我择身混迹的堕落的下贱，部分是出于对世俗常规的厌恶，部分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受苦愿望。〃不管怎样，她最稳定的关系，如她嫁给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军曹斯里美内（或名叫谢里姆），与之经历四年的爱情生活，显得出奇纯洁和世俗。
据她的传记作者安妮特·科巴克认为，伊莎贝尔是厌食症患者。很可能是这样：那种纯洁的要求，那种绝望，那种与身份和肉体的斗争，是这种疾病的通常特点。对生存的无意义、生活的空虚、实体与非实体的纷乱这些人类常见的痛苦，特别是在我们缺乏令人欣慰的答案的二十世纪，伊莎贝尔怀有敏锐的体察。但在她身上，那种不安达到了无法让人承受的程度。
在她的激怒和狂热中，在她着迷地坚持填充人生的空虚（那是无法填满的）中，伊莎贝尔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迷人而又可怕的女人——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①，1943年，在她三十四岁时，她让自己饿死（她也是厌食症患者）。她们俩，各自以其方式，都是才智过人又接近边缘的人。巴塔耶②说西蒙娜·薇依〃散发着某种魅力，既因为她的清醒，也因为她的幻觉思想〃，那同一句话也可以用在伊莎贝尔身上，有时她具有显著的知识精确性，有时却迷失在一种不太可能和令人不安的逻辑性里。伊莎贝尔和薇依共有一种有时会在某类女性身上出现的色情受虐狂的忧虑和殉道的渴望：如果形势对她们有利，社会便视她们为圣女（像对胡安娜·德·阿尔科，另一位厌食症患者；现在开始要求封西蒙娜·薇依为圣徒）；可是如果没有运气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仅仅是些神经错乱的人。薇依在论证和风格上更加纯净，而埃伯哈特的文章没有太高的文学质量：过于枯燥，没有实质内容，过度描述，缺乏严谨。她的文章太容易让人想到一篇少年日记；她确实死得很年轻，否则或许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加改进。
①西蒙娜·薇依（1909…1943）：法国女神秘主义者，社会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死后发表的作品对英法两国的社会思想影响深远——译注。
②巴塔耶（1897…1962）：法国图书管理学家和作家。其论著、小说和诗歌表现了他对色情、神秘以及反常心态行为的极大兴趣——译注。
伊莎贝尔确信自己是特别的，被困在一个独一无二、也许可怕、也许崇高的命运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天使还是魔鬼。〃我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或者我命运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从未有过的最奇特命运之一。〃最令人奇怪的是，她的生活好像应验了那种放肆的观念：她整个一生充满了神秘和怪异的事件。如她被当做煽动性间谍一事（这使她受到法国当局可恶的迫害，暂时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又如1901年她在卡迪里教团的一位领导人家里遭受的神秘行刺：一个年轻人进来，没说话，砍了伊莎贝尔三刀，一刀在头上，另两刀在一条胳膊上。一条晾衣绳奇迹般地缓冲了头上的那击致命的刀砍，但伤势严重（刀刃砍断了她胳膊肘的肌肉和骨头，她的胳膊永远僵硬了），伊莎贝尔不得不带着巨大伤痛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段时间之后，行凶者受到了审判，判决那是一次宗教谋害，因为袭击者属于和卡迪里教团对立的一个伊斯兰教派；可是伊莎贝尔一直怀疑——或许她有理由——有过一个法国同谋的政治阴谋想干掉她。毫无疑问，她对规则的不断冒犯（身为西方人却易装为东方人，一个女人却扮装成男人）影响了她的边缘化和一直伴随她的问题；但即便如此，重温埃伯哈特的传记时，一个人仍会惊讶于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你会问自己，就像她自问：为什么这么迫害她，为什么视她为她不是的那种人，她真的什么也没干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她作为行刺对象？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个沉思的、边缘的、不活跃的人。但可以说她身份的缺乏，她那种变成任何东西的可塑性（变成男人和女人，西方人和东方人，神秘主义者和造孽者），对其他人来说也起了作用：伊莎贝尔是一个别人用自己的设想将其填满的空白。
在她整个一生，伊莎贝尔·埃伯哈特试图填满那个空白，建立一个可以依靠的教义与盲目信念的脊梁。可奇怪的是，她越是努力做人，越是毁灭自我，甚至在肉体上——她在最后的照片里模样可怕。个人的崩溃，不管怎样，或许是一种选择——对她来说惟一可能的选择。她的孪生姐妹西蒙娜·薇依已经说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拥有（因为命运可以剥夺我们的一切），除了说我的权利。那是应该交给上帝，即毁灭的东西。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允许我们的自由行动，除了毁灭自我的行动。〃一句软弱和绝望的话，概括了伊莎贝尔·埃伯哈特，或尼古拉斯·波多林斯基，或马赫默德·萨阿蒂的一生。邻居们说，她小的时候，整天在她童年地狱般的花园里，那天堂花园的对立面——〃新城市〃花园腐烂和杂草丛生的小路上独自跳舞。
参考书目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信件和日记》，埃格拉尔·埃雷拉（编辑），西尔塞出版社。
○西蒙娜·薇依：《引力与恩典》，卡洛斯·奥尔特加（编辑），特罗塔出版社。
○安妮特·科巴克：《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生平》，查托&温达斯出版社（伦敦）。
○玛丽·莫里斯（编辑）：《少女的旅行》，文帖杰出版社（纽约）。
世界是一张床（1） 弗里达·卡洛
，
对于床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不习惯予以它应有的重视。我们生在一张床上，死在另一张床上，我们生命的一半是在床上度过的。床庇护我们的疾病，是我们梦想的穴巢，爱情的战场。是我们最私秘的空间，是我们体内那个动物的首要藏身之处。对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壁画家迭戈·里维拉①的妻子——来说，床代表了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避难所，刑讯台，圣坛。但弗里达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动物。那个永恒的伤口，那个伤得可怕的肉体（常常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变成了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人公。
①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其大胆和巨幅的壁画促进了拉丁美洲和美国壁画艺术的复兴。1909年定居巴黎，成为毕加索、布拉克和其他现代画倡导者的朋友——译注。
1954年7月13日，在满四十七岁后的一个星期，弗里达逝世。几个月后迭戈·里维拉把他妻子的家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至今仍可参观。弗里达去世的那张床就在那里（她可能就出生在那张床上，科约阿坎那座漂亮的蓝色房子是她童年的家），是一张带有四根柱子和华盖的大床。有那张床的照片，弗里达最后几年就栖息在那床上。那时床头摆满了她所爱之人的照片，床顶装饰着一块光荣榜，上面有她的伟大英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他们占据着宗教版画的位置。对她来说，他们终于成为一种神。
此外天棚上悬挂着一个纸板骷髅，是一直纠缠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