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伯特只是磕伤，但劳拉的四节脊椎粉碎了，脊髓撞到了体外。令人惊讶的是，与所有预后相反，她不仅没有死，甚至没有瘫痪。这使得她神圣的狂妄加大了：她是神奇的，神圣的，为了他人的罪孽死而复活了。与此同时，菲普斯和南希相爱了（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后来菲普斯成为〃维多利亚式花园〃这种理智得无聊的事情上的一个权威）。格雷夫斯试图向一个朋友解释这种状况，他的话无疑来自劳拉，让人隐约窥见她论据的纠缠不清：“那个疯子杰弗里死了，同样那个太理智的杰弗里也死了。于是诞生了半个杰弗里，即杰弗里…与…南希。劳拉可以很喜欢这个新的杰弗里…与…南希，但现在她是作为劳拉，而不是劳拉…与…杰弗里来创作。至于他，他生活在驳船上，而不是公寓里。他作为杰弗里，而非杰弗里…与…劳拉来写作。”这次事故或曰新生之后（取决于如何看待此事），罗伯特和劳拉搬到西班牙帕尔玛·德·马略卡岛上的德亚城一所小宅生活。住在德亚的那几年（1930…1936）是劳拉帝国的鼎盛时期。赖丁以她费解又富于启发的话语，以她鼓舞人的不连贯歌声，像美人鱼把可怜的水手吸引到礁石上那样，把一群理想主义青年男女、脆弱的艺术家吸引到她那里，在知识和情感上折磨他们，要求他们对她无限的崇拜。这个时期照片上的她令人恐怖，她用古代马略卡人的服饰装扮自己，珠光宝气，戴着一个用希腊文拼写着她名字的金冠（“她犹如一位赫梯女王”——她的牺牲品之一、作家、后来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汤姆·马修斯这么定义她），一个永恒的、天使般善良的微笑弯曲了她女巫的细薄嘴唇。与此同时，格雷夫斯每天把早餐送到她床前，给她卷香烟，给她传口信，送她大量的礼物。她已经不再跟他同床（事实上她已把性当做肮脏之物公开放弃了），待他如一条狗。
①罗莎·卢森堡（1871…1919）：波兰裔德国革命家和鼓动家，在建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斯同盟中发挥主要作用——译注。劳拉1901年生于纽约，是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移民的女儿：三个可怕的时代污点，永远给她打下了一种社会自卑感的烙印。她父亲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把女儿变成一个罗莎·卢森堡①式的活动家，劳拉从他那继承了拯救世界的渴望（以及为此必要的信念）。从她母亲那得到了一个更加引发混乱的遗传：一个赖丁多次提及的可怕秘密，好像是对疯狂的恐惧，同时可能又是一种诗歌和先知的天赋。劳拉惟一的兄弟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半辈子，母亲则是一个古怪的人：她以为自己视力有毛病，在家时用一只白色的、出门时用黑色的长筒袜绑在眼睛上。
有关劳拉·赖丁的资料很少，黛博拉·贝克1993年出版的传记很重要。这是一项扎实和出色的创作，它惟一的缺点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劳拉的作品，试图连贯地解释她语言丛莽的胡言乱语，而不是从她疯狂得势不可挡的发展以及那种疯癫对这么多人具有悲剧性吸引力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反映了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混乱，因为我们所谓的疯狂不是我们身外的某种东西，而是人类一贯有的成分（不同的也许只是比例，平衡）。
赖丁的诗歌很奇怪，有时令人不安而又有启示性，尤其是那些青年时期的作品。劳拉觉得自己与世界不同，她想把世界变成她那样，为此她使用语言。另一位和她一样的现代主义者詹姆斯·乔伊斯，也是有点精神失常的很恶毒的人，他于1922年出版了一部看不懂的小说《尤利西斯》，而它却变成了受崇拜的作品，这部小说把它的作者从一个可能边缘化和痴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但赖丁没有那个运气：世界不愿倾听她不同的声音。所以她不得不躲避在个人小空间的建造中（如德亚王国），并在她的与世隔绝中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她首先计划做《卜尔加塔》①，一部大百科全书，用它来重新定义所有现存的观念；几年后她决定潜心于她的宏伟工程——编一部字典，因为重新创造词语就是重新创造世界。当汤姆·马修斯说读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听一个热烈渴望被人听见的人，但他发音的缺点太大，以至于无法让人听懂”时，他以感人的敏锐概括了赖丁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劳拉还实施另一项计划——起草《第一条议定书》，一篇完全痴癫的宣言，在文中说历史已经结束，预言通过妇女来拯救世界。最难以置信的是英美两国几十名知识分子居然在《第一条议定书》上签了名——因为他们正经历着世界末日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历史确实好像已经永远结束了。劳拉的追随者以为她能够制止战争，这点概括出赖丁的那些虚幻话语的力量和签名者的需求程度。
①《卜尔加塔》（vulgata）在西班牙语里的原意是拉丁文《圣经》，为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译于公元四世纪——译注。
其中一位签名者是斯凯勒·杰克逊，美国诗人、《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斯凯勒，一位头脑倾向盲信的人（他在八年间追随一个亚美尼亚的宗教导师），是一个与劳拉相似的人物。他的朋友们把他视为天才，但他处于社会的边缘，靠当农场主与他的妻子基蒂和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互不相识的斯凯勒和劳拉开始了一种通信关系，老步骤重新展开。1939年劳拉决定与格雷夫斯及两个朋友搬到美国。他们去斯凯勒的农场生活，劳拉与他在一间房子里关了两天。出来时她宣布：“斯凯勒和我做爱了。”贞洁阶段宣告结束。
汤姆·马修斯叙述，环境逐步又染上噩梦的骇人沉重。气氛渐渐变得白热化。一天下午，斯凯勒的妻子基蒂发作了。她把头靠在桌布上，哭了起来；然后带着孩子们来到田间，企图掐死十二岁的大女儿。她被穿上拘束衣带走。劳拉宣布她是个巫婆，强迫所有人在一个净化仪式上把基蒂的个人物品烧毁。孩子们也被告知他们的母亲中邪了，她在举行黑魔法的可怕仪式。劳拉的恶毒达到最为恐怖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时刻——她毁了可怜的基蒂（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长期经受电休克疗法）。她折磨基蒂的那些孩子。格雷夫斯的孩子过去也受到她残忍的忽视和虐待。
那是终结的开始。赖丁在斯凯勒身上找到了她的鞋楦，一个像她那样盛气凌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斯凯勒强迫劳拉与她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包括格雷夫斯。格雷夫斯之后与一位理智的姑娘结婚，回到理性人的世界。赖丁和斯凯勒也结婚了；三十年间他们离群索居，生活悲惨（他死于1968年，她死于1991年），两个人埋头编撰的那部永无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的著名字典，自然永远也没完成。劳拉为斯凯勒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他毁了她（她也毁了他）。
与赖丁分手七年后，格雷夫斯出版了《白色女神》，一篇以劳拉为灵感的内容丰富和优美的神话散文。1960年他仍深受自己回忆的影响，于是给作品增加了一个后记：“任何诗人都是通过他与一个女神附身到一定程度的女人的经历来获取灵感。”这位伟大作家把她定义为一个女神的化身，无疑对劳拉来说是一个胜利，但对我来说，劳拉代表的不是神性，而是深刻的人性。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
参考书目
○里查德·格雷夫斯：《罗伯特·格雷夫斯》，艾达萨出版社。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第一、二卷），阿利安萨出版社。
○黛博拉·贝克：《极端主义的劳拉·赖丁生平》，格罗夫出版社（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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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1） 乔治·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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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称乔治·桑为〃贝里的母狮〃，当然乔治·桑符合那种大猫的模式：她是一种畜力，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生灵。年轻时她被视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尤其是因为她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样乌黑，那双大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肖邦说〃她炽热的目光把我的心放飞〃）；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另一种美：她的正直，她的智慧，她慷慨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品质变得愈发明显，因而乔治·桑/奥洛尔·迪潘越老，她的吸引力越大，也赢得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像古斯塔夫·福楼拜和小仲马的友谊。桑的确甚至千方百计保持肉体的诱惑力，例如她在六十岁时，与一位比她小二十二岁的画家、英俊的乔治·马查尔，分享了一段强烈的性关系。她一直是个极其自由的女人。
那种内心完全的自由无疑来自她的勇气和智慧，但能够做到这点也幸亏她正好生活在一个适合变化和进步决裂的历史时刻（像一百年后波伏瓦可以是波伏瓦，而仅仅半个世纪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则不可以）：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艺术、工业、贸易和意识的自由。这是时代的标记〃，维克多·雨果的话定义了这场运动的精神。雪莱1814年出版了关于生活的散文，要求爱情的自由。虽然几年后世俗常规重新获胜，但那时与旧准则斗争，或更确切地说，与一切准则进行斗争，因为当浪漫主义者就是处于永恒的进化、永恒的追寻、永恒的学习中，因此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乔治·桑生于1804年，她如此现代和大胆的生活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面对社会主体的谴责，她总是拥有她同伴的支持：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进步读者。她并不孤单，她能在他人目光里得到承认，这一点划定了边缘化和一体化之间、镇定与疯狂之间的分界线。于是，乔治·桑得以在她的同仁中称王，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怪物。
桑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奇特，包括她的出身。从父系来说她出身于一支高贵的私生子族系后裔：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公爵，波兰国王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托的私生子，但被承认了身份。但是桑的母亲来自民间：她在士兵营里当过妓女。正是操此业时她认识了乔治的中尉父亲。他们相爱了，在桑出生前二十天他们结了婚。她三十一岁，他二十六岁。青年军人的贵族家庭对这桩婚礼感到气愤。
五年后，父亲从一匹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脖子。迪潘祖母想留下奥洛尔（这是桑的原名），她答应如果儿媳离开，把女孩留给她，就付给媳妇一笔赡养费。奥洛尔哀求母亲不要卖了她，但那女人接受了协议，去了巴黎。乔治留在诺昂， 留在祖母在法国贝里地区拥有的一座漂亮的祖居，梦想着母亲有一天会回来把她带走。可母亲从未这么做。
奥洛尔在诺昂未加驯服地成长，阅读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穿男孩的服装以便能在附近长时间骑马，从少年时起就创作情感小故事。十七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庄园；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想自由，但那时母亲却坚持要照管她，可能因为现在她是一个相对富有的女儿。在桑的一生中，尽管她很不愿意，但还是常常被卷入肮脏的经济官司中。也许正因如此，产生了反作用，她一直很不看重金钱：她自己是一个十分俭朴的女人，靠一点点钱就能生活，但对他人却无限慷慨——支付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过去情人的费用；资助她的朋友、她的政治斗争的伙伴（她是共和国、无产阶级和法国十九世纪各种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及所有向她求助的人。尽管如此，或正因此，她的经济相当脆弱。诺昂的开销比收入多，可怜的乔治·桑曾经历过真正艰难的时期，不得不毕生都在匆匆写作（她的全部作品共有一百零五卷）。
为了能够摆脱母亲的监管，奥洛尔十八岁时与卡西米尔·杜德望、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男爵结婚，并很快与他生了一个儿子——她心爱的莫里斯。卡西米尔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冷漠、乏味透顶。他整天打猎，酗酒，根本不理解他的妻子，甚至有一天当众扇了她耳光：虽然那是轻微地，但受到侮辱的痛苦是一样的。奥洛尔苦恼，晕厥，觉得自己要死了，她想自杀。她那被动的、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没有意义和实质。〃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写道，她〃已经自杀了〃。很多年里，忧郁症的危机缠绕着乔治·桑，那是一种时髦病——强烈忧伤的袭击，自杀的冲动。
在乔治·桑奄奄一息的抽搐中出现了奥雷利安，一个年轻法官。他们很快相爱了，但奥洛尔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把关系维持在柏拉图的领域里：许多热烈的话语，许多绝望的牵手，大量浪漫的眼泪。一天卡西米尔突然走进客厅，撞见奥雷利安跪着哭泣。乔治发誓自己是清白的：〃既然您相信您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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