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 第39部分

　



这么一想，我们平日在理念间的对立，其实还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这次考察使我们看到了抽去了平台、失去了语法之后的情景，一种匪夷所思的失序。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住玖寸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有1　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口爆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才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努力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弹性体制。这也就是在文明和权力还没有产生严重抵梧前，为秩序争夺时间。



　



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　十万进士》　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他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才创举。



　



选拔这些文官的标准，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恰恰注重“治国平天下”，不是空论玄谈，因l　比确实也能把地方l　的事情管起来。不断选拔、不断考试，又使儒家文化拥有了大批的研习者和多对了者，它也就活生生地延续下来了。中华文化既没有在无序中崩溃，也没有在无效中风干，都与此有关。



　



一九丸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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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味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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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拉的风景之美使我很难静心写作，老是东看西看，直到夜间才安定。昨夜我干脆灭了灯，点燃桌上的蜡烛写作。想到这是在雪山下的一间山．屋里，真觉得奢侈。今天清晨，我独自早起，过河去看被旭日染红的雪山顶端。拉筏工人双手拉起在河水里浸了一夜的冰冷绳索，对我说：“你真幸运，雪山被云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雪峰下万籁俱寂，我还在延续昨天的思考，寻找着几大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我想，人类的古文明除了被远征的马队拖垮、被野蛮的战火焚毁、被无序的乱脚踩踏、被纷争的怒气掩埋外，还有不少导致衰落的自身原因，例如迷昧和保守。



　



文明需要钻研，因此又极容易钻牛角尖；文明需要自重，因此又极容易打湘；文明需要传播，因此又极容易夸张―　这一切都会导致迷昧，而种种小迷昧如果膨胀成大迷昧，则又成了自我毁损的灾难。这种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宗教狂热上，我们一路上感受极深。



　



大凡高层文明总以理性为基石，包括宗教在内。例如我们最近逐一拜访的释逸牟尼山洞苦修、树下悟道、开坛讲学的一系列遗迹中，就看不到迷信和偏激的痕迹。其他宗教在创始期大多也清朗可鉴，但时间一长，信徒一多，很容易失去精神之度，渐渐在内外争逐中发生蜕变，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走向极端。甚至还会发动宗教战争，酿成人间惨剧。有时在同一个宗教内部，也血流成河。



　



回想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尸横遍野的场面与宗教战争有关？这实在是与宗教创立者的慈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了。宗教战争是州种精神扫荡，专选别人的文明动刀。为此，连印度靠宗教征服而掌权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阿克拔大帝都天真地企望各派宗教联合互融成一个新的宗教。他没有做到，遗憾的是，我们走了这一路，目睹宗教纷争仍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麻烦，而到下个世纪也苛良难乐观。有些宗教还滋生出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使大量的人群只考虑生前和死后的事，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期涂，不忍卒睹。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南亚，那些庞大的极度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像我们曾经见过的贫困，而是表现出一种漠然于教化和劝谕的故意。这显然已经不全是经济、政治原因，而与长期的宗教误导有关了。这已经一再地造成自己民族的文明衰弱，而且还会继续毁损其他文明。



　



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影响自己对人类历史上』　吓些崇高的宗教精神的尊敬和虔诚。这些宗教精神曾开掘和维持了．人类的高贵内质，协调了人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并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天地，永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中华文明缺少崇高的宗教精神，这是事实，却也因此避免了宗教迷昧的全方位侵害。中国文化自古至今都“重实际而默玄想”，从内容到形态都诚实人世、经世致．用，不怎么追求彼岸世界的缥缈图像，因而也摆脱了离开此岸世界后淹没在水中的危险。



　



中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佛教，但在古代一般扫－人中，往往是立足儒学，兼信佛道，而且对佛教也作了靠近亲情伦理的改造。这样一来，这种宗教信仰也就紧贴着现实生活又时时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了，不大可能再陷人整体性迷昧。



　



中国古代对各种宗教的弹性态度，一定会引起不少“原教旨主义者”的否定。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制造那么多人类灾难的，恰恰就是他们。毁坏多种文明包括宗教的，也恰恰是他们。



　



文明衰落的另一个自身原因，是保守。



　



文明越伟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



　



文明的本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建立一种维护创造的秩序。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



　



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挤寸内的政治需要还提岁寸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



　



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摆脱保守的阴影，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关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前面所说的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角色。



　



一种既往文明不管曾经多么伟大，进人不同的时间过程和接受群体之后，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在这一点上，几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弹性。两河文明只针对当时实用，弹性很小自可想象；埃及文明如果不说沦丧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封存状态；印度文明则在早已失去创造力的情况下被隔代耗用，连封存原样的可能也没有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地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



　



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这一点与不少人另寸中华文明的解释很不一样。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一九丸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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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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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又痴痴地看了很久喜乌拉雅山脉一座座倒目但日映红的雪峰，然后出发去蓝毗尼（卜脚护币），释迎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益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



　



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让人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人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好在我们已经看了尼泊尔很多地方，对这个国家有点信心，相信过几年就会改变。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迎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迩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类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奖又一次成了佛教圣地的主要证明人。我在相传佛母沐俗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丰l　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拜渴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我们浙江人造的，赵朴初先生题字，很有气派。边上，日木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至此，我对佛教圣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较系统‘了。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时间很充裕。我还在继续想着几大文明衰落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中华文明何以硕果仅存、延绵未衰的原因。



　



在国内时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因习以为常而变得熟视无睹。在欧美旅行时更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弊病，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前辈学人因感受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交战中的一再败落而考察西方强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对中华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态度。



　



现在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因历史悠久而自我原谅或自我夸耀，但与另一些古老文明比一比，总还是自我认识的重要方法。只可惜我们的前辈学人，到这一带来得太少了。



　



这一路，我已对同伴们多次说过，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补了一门中华文化的课程，课程的有些内容，还很触动感清。



　



这种情景可以借着一个图像来说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头，晃荡着一些“神牛”，这些牛不干任何事情，却可以随意去吃一切它们想吃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在店铺，在摊上，还是在路人的篮子里。它们走在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车辆，谁也不敢驭赶，只能跟在它们后面。极度的特权造成它们极度的随意，一派神定气闲，完全不理会这个世界，连眼神也是绝对的不负责任。



　



对我来说，只有看多了这样的牛，才反过来真正认识了从小就看惯的中国牛，才知道中国牛的眼神里饱含着多少辛劳、服从和温驯。这也就是说，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补上了从小误读的那一课。



　



同样的道理，我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的祖先。我们从西亚，中亚、南亚一路过来，除了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农田的耕作情况无法与中国农村相比．要么大片抛荒，要么粗种粗收，也潇良少见到有人在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