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 第10部分

　



沙漠里吹来的晚风挺凉，而且风势渐渐增大，我们几个衣服单薄，实在有点抗不住了。到这时才发现，许多浓妆艳抹的太太连貂皮大衣都穿了出来。韦大军打起了哆嗦，于大公说不冷，手臂上却全是鸡皮疙瘩，许戈辉则把坐垫抽出来抱在身上御寒，由她一发明，周围不少同样衣服单薄的各国女子也都抱起了坐垫，咬住一阵阵寒嘴听《　阿依达》　。



　



现在可以讲几句演出了，这可是我的本行。近半个世纪来，舞台剧要在影视的冲击下求生存，必须寻找影视无法取代的优势，找来找去找到两个办法。小的办法是寻求与观众的当场交流，大的办法是寻找著名的环境作为演出场地。小的力该去到处都可采用，而大的办法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世界上能选的环境不多，配得上环境的剧目更少，何之兄还要有巨大的资金投人。欧美戏剧家己在几个文明敌地选过一些环境，埃及觉得自己也能做，于是便出现了这台《　阿依达》　。本来选的环境是卢克索的女王庙前，但穆巴拉克总统觉得还是开罗容易召集国际观众，就娜到金字塔下来了。这件事中国人已经有过启蒙，张艺谋先生在京城太庙排演过意大利歌剧《　图兰朵》　。当时才良多朋友不知环境戏剧为何物，只从习惯的戏剧观念上来评判，我曾想写一篇《　月光下的太庙》　来辩护，可惜一直没有时间，没想到在金字塔下来表述这个意思了。



　



埃及的这台《　阿依达》　虽然背景惊．人，但在策划、导演、设计上都比不上张艺谋的《　图兰朵》　，主要原因是它没有运用好这个背景。张艺谋用打在太庙屋顶的灯光表现昼夜交替，用几可乱真的配殿来拉动千年虚实，都是把玩环境的高招，但《　阿依达》　没有。不仅金字塔完全没有人戏，而且连舞台设计都与金字塔的线条、光色完全无关。



　



其中有一段，数百名白袍、金甲的剧中人走下台来在沙地中行走，让我精神陡然一震，但走着走着又走回去了，居然没有太大的艺术意图，真是可惜。



　



在这样的地方演出，应该重新梳理剧情与金字塔的关系，至少在高潮部分有一个千人祭奠金字塔的仪式，而在旁侧的撒哈拉大沙漠上，必须出没一支由灯光追踪的奔腾马队。



　



金字塔和沙漠都拥有白己宏大的生命，现代人的艺术创造只有应顺它们、侍候它们，才能在它们面前摆弄一阵。如果不知其间的地位悬殊，颠倒了轻重来胡乱折腾，可笑的一定是现代人。



　



胆大包夭的现代人，在历史和自然面前要懂得谨慎。再高亢的歌咏，怎么敌得过撒哈拉的夜风在金字塔顶端的呼啸声？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返回开罗，夜宿3　pyraoi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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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沟通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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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到达旅馆门口，只见熙熙攘攘间笔挺地站着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一本书，很像间谍接头的样子。不幸我很快发现，他手里的接头信号竟然是我的《　山居笔记》　。他叫徐伏钢，在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工作，从《　联合早报》　上逐日读到我的日记，知道了我们的行程，就从新加坡飞到了开罗，专来看望我。这使我很感动，便拉他在旅馆大堂的沙发里坐下。化岁寸我只有一个要求，在他悉心准备好的埃及古代草压纸上写一段有关漂泊异乡的话，我立即遵命。他说，他的这种万里拦截、古纸索句，都是一种最好的纪念，与大家关注的“千禧之旅”擦了边。从这件事我要又次感念现代传媒。古代旅行者真正的痛苦，是无以言状的寂寞，而我们这次，虽然每天都遇到大量麻烦事，但通过铱星和海事卫星，然后再通过电视和报纸，使全球华语圈的无数读者和观众始终与我们同在。我每天写日记，写完就去找我们一行中专门负责传送技术的周兵。瘦瘦的周兵总是住在不同旅馆的朝东房子里，满地都是器材、电缆，几乎通宵不睡，把拍摄的图像传回香港，”页便也传送我的文章。第二天出发时，他就摇摇晃晃地在车上睡觉。这些日子下来，他更瘦了。现在才知，我的日记一直同时在台湾《　联合报》　、香港《　大公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美国和加拿大的《　世界日报》　、《　侨报》　连载，在大陆，系统连载的是们匕京晚报》　和《　羊城晚报》　，转载的报刊更多，一时无法统计。这就是说，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有很大一部分都刊登了。它们都是从凤凰卫视的网站上获得文本的，一刊登就是三个多月，一百多篇，对哪家报纸都是大动作。它们并不清楚这次又良准的越野考察是不是能真的一步步走通，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因病因累而中途退出，却都辟出最注目的版面隆重刊登，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它们快速弛领悟这样的考察活动对中华文化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原以为在沟通和普及上，中华文明存在不少问题，但到埃及一看，发现他们的问题似乎更严重。



　



埃及文明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也追求神秘和封闭，甚至追求不可理解性，结果只能固步自封，终于难以为继。中华文明却不是如此，先秦诸子的学说观点各异，但共同都反对封闭探涩，每个学派都力图让自己的学说传遍天下。后来，无论魏晋还是唐宋，文化信息的传播都畅通九州，即便几句诗文也能像春风一般搜盖大江南北，很少阻碍。就连那几部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也是街谈巷议的对象。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我觉得中华文明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复兴，先要看有多少传播它的通道融化了冰雪，排除了障碍。这次文化考察，竟然引得那么多华人报刊关注和参与，像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中华文化正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整合，构建着一种共同的话语。至于我的日记写得好不好，凤凰卫视的节目拍得好不好，已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



　



文化以沟通为胜业，文化以传播为命脉。世士困仁么多障碍，人间那么多隔阂，就靠文化来排解。这次我们狠狠地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实验，用车轮去沟通几大文明，用电波来聚集各地华人视线，让世界来看看中国人如何把文化猜测变成了文化行为。



　



我正这么写着，队长郭漠和编导桂平优心忡忡地向我走来，原来我们的旅途又遇到了大量的不通畅。想在苏伊士运河上拍摄，埃及军方至今没有批准，还需做最后的努力。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非穆斯林不准进人，没有通融的余地。更麻烦的是，我们经过以色列，就不可能进．人伊拉克了。以色列有耶路撒冷，不能不去；伊拉克有巴比伦遗址，也不能不去，但现代国际政治只能让我们选取其一。权衡之下，我们更偏重于耶路撒冷，因为它对几大宗教者阳卜常重要，可惜巴比伦了。



　



刚刚又从新闻中得知、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局势紧张，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巴基斯坦受阻，如果真是这样，五辆吉普又何以到得了印度和尼泊尔？到不了印度和尼泊尔，我们不仅少了一个极重要的文明故地、宗教源头，而且也无法跨越喜马拉雅山了。如果改道往d　匕走，从伊朗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人新疆，虽然也有意思，却是另外－件事了。



　



看来，在现代，想求得通畅仍然极其艰难。我很喜欢在欧洲旅行时，很多国家的国境线连一刁、岗亭也没有，只竖一块牌，所有的汽车飞驰而过的情景。但．这种情景，在一些文明故地却不敢设想，真不知是什么运数。难道，文明一上年纪孕绪删脱变成了障碍？



　



不过，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走通它。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终于已经明白，文明出现在世界上，不是来设置障碍而是来排除障碍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次咬咬牙齿做一个艰难的试验。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目，开罗夜宿le　。3　巧rsmides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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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眺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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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引发乡思的有两种情景，一是面对明月，二是面对大海。这些天，我曾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西岸站立，又正好都是月夜，倒不是思乡，而是在爬剔我的历史记忆，回想中国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的？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间转手环节。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刊叮门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而返回。但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波斯湾向西再过一些国家之后还会遇到一个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了。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共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罗马，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　后汉书》　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人了」日卜。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再往后，对于非洲，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绕道，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抵达，中华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没有与非洲有过实质性的沟通。据说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时能够辨识的图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为何古代遗迹在远处会超过现代巨构，又叹息数千年间它们共撑大下却全然不知对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到乾隆末年，即十夕又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提织寸的。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与亚洲之外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大，而十九世纪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欧洲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从整体来说，交流总是好事，但是具体翅挤寸于占代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缺少交往这件事，又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牙良准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人。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即使从今天已经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实用器物看，也没有哪一样会使中国占代朝野欣喜，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础；如果兵戎相见，那么，中国皇帝不会远征埃及是确定无疑的，而法老的船队要到中国并战而胜之，也几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在乎远道而来的几只外国兵船？因此，中国和埃及注定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对头。这是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近似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没有必要太热络。国际政治更比人际关系讲究实利，尤其是地缘上的实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情谊，在国际政治中很难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现在平和相处的基础。中华文明承受过不少恩怨煎熬，现在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