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规定，而且国家的建设也正需要各类专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养专家，更加不要名家，这与办学目的岂非矛盾？
反右运动以后，多次进行红专问题辩论，不断批判白专道路，要求师生树立又红又专的思想。图为复旦教授们在拟订红专规划。
大概为了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接着就重新讨论培养方向的问题。别的系怎样调整，我不大清楚，在我们中文系，则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个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的方案。也就是说，中文系不再培养语言、文学学科的专业人才，而要培养能够积极贯彻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任务的党政干部。这个方案得到了学校党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为先进单位，向全校介绍经验。
与新的形势相适应，在课程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文学概论”被认为太偏重于介绍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政治性不强，就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两门课来替代，——这时，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许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同时，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也各自选中靶子，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开初，语言学专业的批判靶子是张世禄先生，说他宣扬的是高本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文学专业选的是刘大杰先生，集中批判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出了一本专门批判这本书的论文集。后来，文学方面又增加了一名蒋孔阳先生，说他有超阶级文艺观，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到得1960年春夏间，在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持的持续49天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上，蒋孔阳先生又被作为三大重点之一受到批判——另两名重点批判对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和上海师范学院的任钧先生。
到得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中文系党总支才奉命对这三位受批判者赔礼道歉，并将中文系培养规划重新调整到接近原来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不再提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而仍要培养专业人才。但是，经过双反运动，经过重点批判，再加上不久之后情况又有反复，中文系又推出新的白专道路典型人物来批判，怎能不教人警惕呢！于是许多青年教师就不敢踏实地搞业务，更不敢写学术论文，有些人甚至课都上得很少，整天忙于社会工作，以求将自己涂成红色。而到得“文革”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作一旦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跟不上形势了，因为业务知识不是一下子能够补得上的，学术论文也不是马上能写得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在情急之下，则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垫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后来者常常对这一辈人的业务水平有所非议，其实这是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产物，当然也与当时的选才标准有关。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
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活动也真多，任务一项接着一项，不但后辈难以想像，连我们这些过来人也难以一一备述。
炼钢炼铁，本来是钢铁厂的工作，但这时却变成了全民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与苏联相约，提出了超英赶美的任务，即在15年时间内，中国要超过英国，苏联要赶上美国，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后来，毛泽东又认为：“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但到得杨西光在复旦党代会上传达时，却说是：“赶上英国不是10年，也不是8年，而是5年！赶上美国，也不是十几年，而是8年！”这当然不会是杨西光本人的创造，肯定也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因为不久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报告上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可见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乐观的，所以计划指标一提再提。
当时中央领导的看法，认为超英赶美，就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他们，所以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来提高钢铁产量。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生产指标是1070万吨，翻了一番，毛泽东希望1959年的钢产量能达到2500万吨，再翻一番。要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原有的设备当然是不够用的了，于是就发动群众，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但炼钢厂要炼，而且机关、学校、农村都筑起小高炉来炼钢，这叫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复旦自然不能例外，校园里也筑起小高炉，火焰日夜不熄。没有原料怎么办？就发动同学到处拣废铁，这叫做工业抗旱。外文系学生一直找到江湾机场，在废墟里挖出一架国民党军败退时丢弃的汽车壳，大喜过望。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一般拣到的大抵是些零碎的小件。而且学校周围的废铁是有限的，没有几天就拣完了，于是就把各种可拆的铁器拆下来做原料，一直拆到陈望道校长家门口的铁门。历史系学生还到学校后面的铁路上拆下一段备用的铁轨。而炼出来的成品呢，则连原来的铁门也打造不出来，更何况铁轨。这时，大炼钢铁的目的性已经没有了，只是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至于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如何，能否有用，就在所不计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生产统计的老毛病：只计产量，不管销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与流通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
不过在那时，却另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能只算经济账，而是要算政治账。大炼钢铁，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这一点不必等到彭德怀指出，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但领导上却以为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赔几十亿钱，只是交学费而已。毛泽东最崇尚群众的积极性，说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全民赶麻雀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虽然动用的人力甚多而轰毙的麻雀很少，但除四害的声势却造起来了。后来虽有科学家为麻雀正名，将它从四害名单中除却，不再加以围剿，但除其他四害，仍旧用的是人海战术。我还记得1959年夏天全校灭蚊的情景：每临薄暮，大家都在面盆里涂上一层肥皂水，然后到树丛、草坪、屋角等蚊虫出没之处去扑，不一会，就能沾满盆底，于是再涂，再扑，效果的确不错。灭蚊当然是好事，但何以不用药水喷射，而要动用那么多人力，当时只觉得时间可惜，事后思之，大概也仍是要发动群众，制造跃进气氛吧！
要有跃进气氛，就不能按照常规办事，更不能搞得冷冷清清。领导上一再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灵魂是一个“快”字，这种快的速度，就如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形容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就拿这句话作为行动口号，响遍全国。
既然要快，于是什么事都讲究速成，连体育成绩也不能例外。那时体育锻炼实行一种劳动卫国制，简称劳卫制，各项运动成绩都订有较高的指标，要达到并不容易，只能根据各人情况量力而行。但那时各个班级却要限期全体通过，当然就要采取许多超常规的措施。比如，学开摩托车，一般总要先会骑自行车，能够在两轮车上平衡住身体，再掌握摩托车的性能，慢慢学开，但这样按部就班地学起来时间太长，不符合跃进精神，于是有些不会骑自行车的，就直接跨上摩托车飞驰起来，一下子撞到篮球柱子上，撞得头破血流且不说，有人还撞掉了门牙，——好在他们还是在体育场上学骑，如果骑到马路上，就更危险了。跑一百米也有新的措施：将那些跑得不好的人拉到桥头上往下跑，利用斜坡的冲力来提高速度，如果再达不到标准的，食堂里还准备了许多猪尾巴给他们吃，据说吃猪尾巴有助于提高速度，——于是大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着猪八戒面对一群没有尾巴的猪，并附有一段对话，猪八戒问道：“孩儿们，你们的尾巴哪里去了？”群猪答道：“到复旦大学食堂里去了。”但也有人提出，说是老是供应猪尾巴，是因为膳食科有人贪污，把便宜的猪尾巴当肉来供应了。学校还对此追查了一阵子，后来把中文系的一名调干生派去做膳食科科长。
当然，这些并非复旦的主要跃进成果。复旦领导很明白，正如农业上要抓粮食产量，工业上要抓钢铁产量一样，教育上也必须有自己主要业绩，才能站得住脚，这就是教学与科研。而复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跃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在1957年以前，复旦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老教授唱主角，中年教师为辅，以我们中文系53级为例，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是：文艺学引论——蒋孔阳讲师；语言学引论——吴文祺教授；现代文学作品选——鲍正鹄讲师及余上沅、方令孺教授；古代汉语——张世禄、郑权中教授；现代汉语——乐嗣炳教授、胡裕树讲师；写作实习——濮之珍、王运熙、杜月村讲师；先秦两汉文学史——蒋天枢教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文学史——刘大杰、王欣夫教授；宋元明清文学史——朱东润、赵景深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教授；汉语史——吴文祺教授；俄苏文学——原任课教师贾植芳教授因胡风案被捕，请外文系杨烈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外文系伍蠡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因排在四年级，原任课教师在人事上有很大的变动，除贾植芳教授被捕外，余上沅教授又因潘汉年杨帆案被捕，方令孺教授正忙于出席各种会议，鲍正鹄副教授则被派到埃及和苏联去讲学，一时竟无人上课，临时请华东师大许杰、徐中玉二位教授各做两次讲座。这四年的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人系统上课，略有欠缺之外，总的说来，师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但到得1958年，随着拔白旗运动的开展，许多老教授都下岗了，而由青年教师顶上第一线。
复旦的青年教师要走上讲堂，原先是有很严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给老教师做几年辅导工作，再写好讲稿，由主讲教师审阅后试讲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独立开课。就职称来说，也总要讲师才能讲课，顾名思义，他们是讲课的教师嘛。这套程序，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而设置的，但在大跃进年代看来，却是少慢差费的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当时是不给一点准备时间，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师——有许多还是助教——推到讲台上去，美其名曰：边干边学，在战斗中成长。并且还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向外介绍。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师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狈的。
大概是因为只专不红的缘故（当时还未给我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乡下锻炼的时间特别长。理科的许多教师，下放劳动只有半年就调上来了，文科的大部分教师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则在乡下劳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调回中文系。回来之后，系领导就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