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桌子底下互相挑逗。轮到我起身讲几句话了，我只得捏着面前的餐巾，真是使人痛苦又叫人兴奋。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拉倒，因为马色尔一直在我的裆里搔痒。
这顿饭一直吃到临近午夜，我一直盼着同马色尔在那幢悬崖上的漂亮房子里过夜，可是还办不到。柯林斯计划带我们到各处转转，我也不便拒绝。他说，“别担心，你走以前会跟她厮混个够。叫她在这儿等你，直到我们回来。”
对此她有几分不快，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这儿要呆几天，她这才高兴起来。一出门菲尔莫便极其严肃地拉住我们的胳膊说他有点儿事要说，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
“说呀，怎么了？”柯林斯快活地说，“有话快说。”
菲尔莫一时还说不出来，他哼哼卿卿了许久才迸出一句，“嗯，刚才去上厕所时我发现……”“这就是说你已经染上淋病了！”柯林斯得意洋洋地说，一边炫耀式地掏出那瓶“花柳灵”。他又刻毒地补充一句，“别去看医生，那些贪心的王八蛋会把你的血放光的。也别停止喝酒，那一套全是胡扯。每天喝两次这个……喝之前先把它摇匀。最糟的是发愁，你懂吗？来吧，等我们回去我给你一个注水器、一些高锰酸盐好了。”
于是我们便踏入了夜色，朝海滨走去，那儿传来音乐声、喊叫声、酒后的赌咒声。一路上柯林斯一直在轻声谈论这谈论那，谈他曾爱上的一个男孩，谈那孩子的父母知晓后他如何费尽周折才摆脱困境。然后他又从这个话题绕回查露斯伯爵，接着又讲到逆河而上、后来失踪的库尔茨，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欣赏柯林斯这样不断借助文学背景的手法，这好像一位百万富翁从不走下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对于他，现实与理想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进了伏尔泰堤上那家妓院，柯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铃要姑娘、要饮料，这时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谈他和库尔茨趟河弄水的经历呢。后来姑娘们上床睡在他身边，用一个个吻封住他的嘴，他这才不说这些离题的话了。这时他似乎猛地悟到自己在哪儿，于是转向开这所妓院的那位老妈妈，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这两位专程从巴黎来看这个地方的朋友。屋里有六七个姑娘，全都光着屁股，而且我得说都蛮漂亮。她们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这时我们三个仍在设法同那位老妈妈攀谈。最后老妈妈借故告辞了，叫我们随便些。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那么和善可亲，那么温柔而又充满母性，而且举止又是那么文雅。若是她稍稍年轻一点儿，我便会向她求爱的，此刻你当然不会想到我们正在“罪窟”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一所妓院。
总之，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个把钟头，只有我的状况还好，能享受这儿的优惠，柯林斯和菲尔莫则留在楼下同姑娘们聊天。
等我回来，我看到他俩躺在床上，姑娘们在床边围成一个半圆，用最最甜美的嗓音合唱“皮卡迪的玫瑰”，离开这所房子时我们在情感上都有几分沮丧，尤其是菲尔莫。柯林斯很快带我们来到一个粗野的地方，这儿挤满了请假上岸的海员。我们坐在这儿欣赏了片刻同性恋大聚会，这时正处于高潮。出来时我们必须经过红灯区，这儿脖子里围着披中的老妈妈就更多了，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边扇扇子边笑容可掬地朝过路人点头致意。全是一些好看的好心人，像是正在守护一个托儿所。三三两两的水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吵吵闹闹地闯进这些俗丽的地方，到处是性行为，它淹没了一切，像一小股潮水席卷了支撑这个城市的支柱。我们沿着这个水潭的边缘游荡，这儿一切都乱成一团，纠缠在一起，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所有的大船、拖网渔船、游艇、帆船和驳船都被一场凶猛的风暴刮上了岸。
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已经在勒阿弗尔呆了一个月或更久。我们打算星期一一早就走，因为菲尔莫必须回去工作。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在喝酒、狂欢，也顾不得什么淋病不淋病了。那天下午柯林斯向我们吐露他正考虑回到他在爱达荷的农场去，他有八年没有回家了，想在再去东方航行前回去看一眼家乡的群山。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家妓院里等一个姑娘到来，柯林斯应允悄悄给她一点儿可卡因。他告诉我们勒阿弗尔已叫他生厌了，这儿围着他转的婊子太多，再说吉米的妻子又爱上了他。她醋劲大发，使他日子很不好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通。自从我们到了以后她表现还不错，可是柯林斯告诉我们这长不了。她特别妒嫉一个俄国姑娘，这个姑娘喝醉酒后有时到酒吧里来，是个捣蛋鬼。除了这些女人，他还如醉如痴地爱着头一天对我们讲过的那个男孩。他说，“一个男孩子能叫你心碎，他是他妈的那么美！那么狠心！”听到这话我们笑了，这真是太反常了，可是柯林斯却是十分认真的。
到了星期日午夜前后我和菲尔莫去睡了，人们给了我们一间在酒吧顶上的房间，这儿闷热极了，一点儿气也不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们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喊叫，留声机不停地在唱。突然暴风雨来临了——一场常见的大暴雨。在雷鸣声和打在窗玻璃上的风雨声中，楼下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风暴也传进了我们耳朵。这声音近得吓人，十分不祥，女人们扯着嗓子拼命尖叫、酒瓶砸得粉碎、桌子被掀翻，还不时传来人的身体砰然摔倒在地板上发出的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响声。
大约到了六点柯林斯把头探进门来，他脸上敷满药膏，一只胳膊用吊带吊着，还咧着大嘴笑呢。
他说，“正如我所说的，昨天夜里她撒野了。我想你们听到吵闹了吧？”
我们很快穿好衣服下楼同吉米道别，这个酒店全被毁了，没有一只酒瓶还立着未倒，没有一把椅子没有砸烂，镜子橱窗也被砸成碎片。吉米正在给自己调一份鸡尾酒。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把事情串起来了。我们摇摇摆摆去睡觉后不久那个俄国姑娘进来了，伊蔽特立即侮辱了她，甚至连借口也不找一个。于是她俩开始互相揪头发，正揪得起劲，一个瑞典大汉走进来给俄国姑娘下巴上来了记清脆的耳光，目的是叫她清醒一下。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柯林斯质问这个大块头究竟有什么权利卷入一场私人纠纷。作为答复，他的下巴上被那人捣了一下。这一下很有力，使他飞到酒店另一头去了。
“活该！”伊蔽特嚷道，一面利用这个好机会抄起一个酒瓶朝俄国姑娘头上抡去。正在这时候下起了大雷雨，一刹那间爆发了一场十足的大混战，女人们都发了歇斯底里，迫不急待地抓住这个机会报私仇。没有什么比得上酒馆里的一场漂亮械斗……当一个人躺在桌子底下时在他背上插把刀子或是用酒瓶子狠揍他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怜的瑞典人这才发现自己惹出了大乱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恨他，特别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希望看到他被人干掉，于是他们锁上门，把桌子推到一边，在酒柜前空出一小块地方让他俩斗出个输赢来。他们果然决出了胜负！打完这一架后他们不得不把这可怜的恶鬼送到医院去。柯林斯还算相当幸运——只是扭伤了手腕，几根手指脱了节，鼻子流了血，眼睛也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被搔了几下而已。可是如果再遇见这个瑞典人他一定要宰了他，他告诉我们这件事还没有完。
这场打斗也没有完，此后伊蔽特只得另找一家酒吧畅饮一番。她受到了侮辱，她打算了结这些事，于是她雇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俯瞰大海的悬崖边上。她要自杀，她就是打算这么干，可是这时她醉得太厉害，一爬出车子便哭起来。
别人还来不及制止，她便开始脱起衣服来。司机把她半裸着载回家里，吉米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勃然大怒，扬起磨剃须刀的皮带把她抽得屁滚尿流。她还喜欢挨揍，这个婊子。她跪在地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腿恳求道，“再来几下！”吉米却已打够了。
“你是一头者脏猪！”说着他一脚蹬在她肚子上，把她踢得没气了，也把她无聊的有关性的念头踢掉了一点儿。
我们早该走了，在清晨的光线下看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时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人在分手时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那个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萌发了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然而菲尔莫……唉，菲尔莫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总在不可触及的地方，这有点儿像在身体虚弱时看一张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象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情欲难禁的男人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
第11章
巴黎像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到怀里。可是过了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受骗了。
我衣袋里装着钱回到巴黎，好几百法郎，是临上火车时柯林斯塞在我衣袋里的。这笔钱足够租一个房间，至少还可以吃一个星期好饭。我已有好几年没有一次拿到过这么多钱了，我兴高采烈，也许一种新生活就要在我面前展开了。我又想把钱存起来，于是找了城堡街上一家面包店顶上的一个便宜旅馆，离旺夫街不远，尤金有一回曾给我指过这个地方。走几步便是连接蒙帕纳斯铁道的桥，这块地方我很熟。
我本可以租一间一个月房租才一百法郎的屋子，这种房子当然是什么设备也没有的，甚至连窗子也没有。也许本来我仍会租下来的——只是为了有个牢靠的地方睡一会儿——若不是进这个房间前不得不先穿过一个瞎子的房间。想到每天夜里要从他床前经过我极不痛快，因而决定到别处找找看。我来到塞尔街，就在公墓后面，我看到一幢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围着院子有一圈阳台，阳台上还吊着鸟笼子，下面一层都吊满了。也许这是振奋人心的景象，可我却觉得它像医院里的集体病房，旅馆老板也显得不很像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我决意等到晚上好好四下看看再说，然后再到一条僻静小巷里挑一家有点儿吸引力的小酒店。
吃饭时花了十五法郎，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饭钱的大约一倍。这使我很不安，甚至不许自己坐下来再喝杯咖啡了。尽管这时已下开了毛毛雨。我情愿走一走，然后在一个不太晚的时辰静静地上床。这样节衣缩食地花钱本来已经使我很不愉快了。
这种事我一辈子没干过，我天生就干不了这种事。
后来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对此我很高兴，这提供了一个我正需要的可以躲到某个地方伸伸腿的借口。这会儿去睡觉仍太早，我加快脚步折回拉斯帕伊林荫大道去。突然一个女人过来拦住我，就在暴雨中。她问我几点钟了。我告诉她我没有表，这时她喊叫起来，“啊，好先生，你讲英语吗？”我点点头，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的好人，或许你能发发善心带我去一家咖啡馆。雨下得这么大，我没有钱找个地方坐坐。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先生，可你的面容那么慈祥……我马上就知道你是英国人了。”说着她朝我笑了，这是古怪的、半疯半傻的笑。
“或许你能给我出点儿主意，亲爱的先生。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的上帝，没有钱真是太可怕了……”这一串“亲爱的先生”、“好心的先生”和“我的好人”差一点儿叫我发歇斯底里。我怜悯她可又非笑不可，我真的笑了，我当着她的面哈哈大笑。于是她也大笑起来，这是一种怪诞的尖声大笑，笑声走了调，是一种叫人万万料想不到的狂笑。我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一起朝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奔去，进了那家小店后她仍不住地格格笑。她说，“亲爱的好先生，也许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我是一个好姑娘……是好人家女儿。只是”——说到这儿她又病态地、时断时续地笑了一阵——“只是我太不幸，连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这时我又大笑起来，我忍不住要笑——她用的词儿、古怪的口音、她头上那顶奇怪的帽子、那种半疯半傻的微笑……我打断了她，“喂，你是哪国人？”
“英国人，”她说。“是这样，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