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噢，是啊，是草坪。今天几号？”
“十四号。”
她打个哈欠。“是吗，十四号了！”接着又伸个懒腰，简直像一个月没睡。“有烟？”
我从衣袋掏出短支“希望”递过去，擦火柴点上。她很惬意似的朝天“呼——”地喷出一口。
“要花多少？”她问。
“时间么？”
她使劲往前探，下颏点了点。
“这要看大小和程度。看看可以么？”
“可以。不是首先要看的吗？”
我跟在她后面拐进院子。院子长方形，平展展的，约有二百平方米。有几丛绣球花，一棵樟树，此外便是草坪。窗下扔出两个空空的鸟笼。院子收拾得很用心，草坪长得也不高，不剪也未尝不可。我有点失望。
“这样子还能挺两个星期。”
妇人打了声短促的响鼻。“希望再弄短点儿，花钱的目的就是这个嘛。我叫剪，你剪不就是了？”
我看了她一眼。的确如其所言。我点下头，在脑袋里计算时间。“大致四个小时吧。”
“真够慢的！”
“可以的话，想做得慢点。”
“啊，随便。”她说。
我从农用车上拿下电动割草机和草坪剪和耙子和垃圾袋和装有冷咖啡的保温瓶和晶体管收音机，搬进院子。太阳迅速移近中天，气温节节上升。我搬工具的时间里，她在房门口排出十来双鞋，用破布揩灰。全部是女鞋，有小号和特大号两种。
“干活时放音乐可以么？”我问。
她蹲着看我道：“喜欢音乐的。”
我首先拾起掉在院子里的小石块，然后放上割草机。若裹进石块，刀刃就伤了。割草机前端挂有塑料筐，割下的草全部装进里边。毕竟是二百平方米的院子，草虽不高，割起来也相当够量。太阳光火辣辣地射下来，我脱去给汗水打湿的t 恤，只穿一条短裤。简直成了一片形状齐整的烤肉。如此情形，水喝再多也没一滴小便，全都变成了汗。
割草机开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休息一会，坐在樟树荫下喝冷咖啡。糖分渗入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知了在头上叫个不停。打开收音机，转动调谐钮，寻找合适的音乐节日主持人，在奈特的《妈妈跟我说》那里停住，仰脸躺下，透过太阳镜看树枝和树枝间泻下的阳光。
妇人走来，站在我旁边。从下面往上看，她俨然一株樟树。她右手拿着玻璃杯，杯里装着冰和威士忌模样的液体，在夏日光线下摇摇晃晃。
“热吧？”她问。
“是啊。”我说。
“午饭怎么办？”
我看了下表：十一时二十分。
“到十二点找地方吃，附近有一家汉堡包店。”
“用不着特意出去，给你做三明治什么的。”
“真的没问题，常去外面吃的。”
她端高威士忌杯，一口差不多喝去一半，之后鼓起嘴叹口气。“反正要做我自己那份，顺便。不愿意倒也不勉强。”
“那就不客气了，谢谢。”
她不再说什么，往前探探下颏，之后慢慢地摇着肩膀走回房子里。
我用草坪剪剪草，剪到十二点。先把割草机没割均匀的地方剪齐，用耙子拢在一起，接下去剪机器割不到的地方。这活儿需要耐性，想适可而止也能适可而止，想认真干多少都有得干。若问是否认真干就能得到好评，那也未必，有时会给看成磨磨蹭蹭。尽管如此——前面也已说过——我还是干得相当认真。性格问题。其次可能是自尊心问题。
哪里拉笛告知十二点到了，妇人把我让进厨房，端出三明治。
厨房不很大，但干净利落，多余装饰一概没有，简单而功能俱全。电器产品均是老型号，颇有怀旧氛围，甚至使人觉得时代在哪里中止了脚步。除去特大号电冰箱发出嗡嗡声，周围不闻任何声音。碟碗也好汤匙也好无不沁有影子般的岑寂。她劝我喝啤酒，我说活没干完谢绝了，她便递来橘汁，啤酒她自己喝。桌面上还有喝剩一半的葡萄酒瓶，洗碗槽下很多种空瓶横躺竖卧着。
她做的火腿莴苣黄瓜三明治比看上去时好吃得多。我说十分可口。她说三明治以前就做得好，此外什么都不行，就三明治拿手。死去的丈夫是美国人，天天吃三明治，只让吃三明治他就心满意足了。
她自己一块三明治也没吃，泡菜吃了两片，往下一直喝啤酒。喝得并不像有滋有味，似乎在说没办法才喝的。我们隔桌吃三明治，喝啤酒，但她再没接着说什么，我也没话可说。
十二点半我回到草坪。最后的草坪。剪完后，就同草坪再无关系了。
我边听fan 的摇滚乐边仔细修剪草坪。用耙子把剪下的草挠了好几次，像理发师那样从各个角度检查有无漏剪之处。到一点半干完三分之二。汗好几次钻入眼睛，每次都用院里的水龙头洗脸。阳物几次无故勃起几次平复。剪草坪时：竟然勃起，觉得有点傻气。
两点二十分修剪完毕。我关掉收音机，打亦脚在草坪上转了一圈。结果令人满意，没有漏剪的，没有不均匀的，如地毯一般平滑。我闭上眼睛，大口吸气，体味了一会儿脚底凉生生的绿色感触。不料，这时间里体力突然消失殆尽。
“现在仍非常喜欢你。”她信上最后写道．“你温存亲切，是个十分好的人，不是说谎。但有时我觉得光这样似乎有点不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明白，而且这么说很是过分，或许等于什么也没解释。卜九岁是非常讨厌的年龄，再过几年也许能解释好，但几年之后可能已没必要解释了。”
我用水龙头洗罢脸，把工具装上农用车，换上新t 恤，然后打开房门，告诉说已经做完。
“不喝点啤酒？”妇人说。
“谢谢。”啤酒那玩艺儿喝点无妨吧。
我们站在院前打量草坪。我喝啤酒，她用高脚杯喝没加柠檬的伏特加，杯子像是酒店经常附送的那种。知了仍叫个不止。看情形她一点也没喝醉，唯独呼吸有欠自然，像有风 “咝”一声从齿间漏出似的。我真有点担心她会当即昏迷，“扑通”倒地死去。我在脑海中勾勒出她倒地的场景，大概她是直挺挺“通”一声倒下的。
“你活儿干得不错。”她说。感觉上声音有点索然，但并不是在责怪什么。“这以前叫了好多剪草坪的人来，剪得这么漂亮的你是第一个。”
“谢谢。”我说。
“去世的丈夫对草坪很挑剔，总是自己剪得整整齐齐，和你的剪法很相似。”
我掏烟相劝，两人一起吸烟。她手比我还大，且石头一般硬。右手中的酒杯和左手夹的 “希望”都显得极小。手指粗，没戴戒指。指甲上有好几条清晰的纵线。
“休息时丈夫总剪草坪来着——人倒也不怎么怪。”
我稍微想了想她丈夫，但想象不好，如同想象不出樟树夫妇。
她再次轻声叹了口气。
“丈夫死后，”她说，“就一直请园艺工上门。我晒不得太阳，女儿又怕晒黑。啊，就算不晒黑，年轻姑娘也不便剪什么草坪。”
我点点头。
“不过你干的活真是让人可心。草坪这东西是要这样剪的。同样是修剪，也有心情问题。如果心放不进去，那不过是……”她寻找下面的字眼，但没找出，便打子个嗝儿。
我重新观望草坪。这是我最后做的一件工作，对此我不由有点感伤，这感伤中也包括分手的女朋友。剪草坪到此为止，我与她之间的感情也随之到此为止了，我想。我想起她的裸体。
樟树般的妇人又打了个嗝儿，并且做出自己也甚为厌恶的表情。
“下个月再来好了。”
“下个月来不成了。”我说。
“为什么？”
“今天是最后一件活儿，”我说，“差不多该当回学生用功了，要不然学分有危险。”
她看了一会我的脸，之后看脚，又看脸。
“学生？”
“嗯。”我回答。
“哪个学校？”
我道出大学名字。大学名字没有给她以怎样的感动。并非足以给人感动的大学，她用食指搔了搔耳后。
“再不干这活计了？”
“嗯，到今年夏天。”我说。今年夏天再不剪草坪了，明年夏天后年夏天也不会剪。
她像漱口似的把伏特加在口里含了片刻，津津有味地分两次各咽一半下去。额头上满是汗珠，犹如小虫紧贴皮肤。
“进来吧，”妇人说，“外面太热。”
我看了眼表：两点二十分。不知是迟还是早。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明天开始一厘米草坪都不剪也可以了，心情甚为奇妙。
“急着走？”她问。
我摇了下头。
“那就进屋喝点冷饮什么的，不占用你多长时间。有东西想给你看。”
有东西想给我看？
我已经没有迟疑的余地，她率先大步开拔，头也不回，我只好随后追去。脑袋热得晕乎乎的。
房子里依然静悄悄的。突然从夏日午后光的洪水中走进室内，眼睑深处一剜一剜地作痛。房子里飘忽着用水稀释过似的幽幽的暗色。一种仿佛几十年前便住在这里的幽暗。不是说有多么暗，是幽幽的暗。空气凉丝丝的，并非空调里的凉，是空气流动那种凉。哪里有风进来，又从哪里出去了。
“这边。”说着，妇人沿着笔直的走廊啪嗒啪嗒走去。走廊上有几扇窗，但光线给邻院石墙和长势过猛的樟树枝挡住了。走廊上有好多种气味，都是记忆中有的，是时间制造的气味。时间把它们制造出来，迟早又要将它们消除。旧西装味儿，旧家具味儿，旧书味儿，旧生活味儿。走廊尽头有楼梯。她回过头，看准我跟上来后，爬上楼梯。她每上一阶，旧木板都吱吱作响。
上了楼梯，总算有光线泻入。平台窗口没有窗帘，夏天的阳光在地板上筑出光的池塘。二楼只有两个房间，一个贮物室，一个正正规规的居室。发暗的浅绿色门扇，带一个小小的不透明玻璃窗。绿漆已略微剥裂，铜拉手唯独手握的部位变成了白色。
她噘起嘴吁出一口气，把几乎喝空的伏特加酒杯放在窗台上，从连衣裙里掏出一串钥匙，发出很大声响把门打开。
“进来嘛。”她说。我们走进房间。里边黑乎乎的，透不过气。暑气闷在里面。从关得紧紧的木板套窗缝隙泻进几道锡纸般扁平扁平的光。什么也看不见，唯见一晃一晃地飘忽的尘埃。她拉开窗帘，打开玻璃窗，咣啷咣啷拉开套在外面的板窗，耀眼的光线连同清凉的南风顿时涌满房间。
这是典型的十几二十来岁女孩的房间。临窗是张学习用桌，对面一张小木床，床上铺着无一褶痕的珊瑚蓝床单，放着同样颜色的枕头，脚下位置叠一张毛巾被。床头有立柜和梳妆台，梳妆台上摆着几样化妆品，梳、小剪刀、口红、小粉盒等等。看来不像是热衷化妆那一类型的女孩。
桌上有笔记本和辞典，法语辞典和英语辞典。似乎都用了很久，用时很爱惜，不曾胡乱翻动。笔盘里笔头整齐地排列着大致齐全的笔记用笔。橡皮擦只圆圆地磨偏了一侧。此外便是闹钟、台灯和玻璃镇纸，哪样都很简朴。木板墙上挂有五张以鸟为题材的原色画和只有数字的月历。手指在桌面一划，灰尘便沾白了指肚。一个月量的灰。月历也是六月份的。
从整体看来，作为那个年龄的女孩，房间算是相当简洁的。没有毛茸茸的动物玩具，没有洛克·辛加的照片，没有花花绿绿的饰物，没有带花纹的垃圾箱。房间的定做书架上摆着种种书刊，有文学全集，有诗集，有电影杂志，有画展宣传册，还排出几本英语平装书。我试着想象房间主人的音容笑貌，但想象不好，闪出的只有已分手的恋人的脸。
高大的妇人坐在床沿上目不转睛看着我。她虽然一直跟踪着我的视线，但看样子却在考虑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过眼睛对着我而已，其实什么也没看。我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看她身后的白石灰墙壁。上面什么也没挂，纯粹的白墙。定定地注视的时间里，觉得墙的上端在前倾，眼看就要砸在她头上。但当然不会那样。光线关系罢了。
“不喝点什么？”她问。
我说不喝。
“用不着客气，又不是现订现做。”
那就把同样的弄淡一点好了，我指指她的伏特加说。
五分钟后，她拿着两杯伏特加和烟灰缸返回。我喝一口自己的伏特加，根本不淡。我边吸烟边等冰块溶化，她坐在床沿上，一点一点啜着大概比我的浓得多的伏特加，并不时咔嗤咔嗤地嚼着冰块。
“身体结实，”她说，“喝不醉。”
我随便点了下头。我父亲也是这样。但无人斗得过酒精，不过在自己鼻孔进水之前好多事都没注意到罢了。父亲在我十六岁那年死了，死得甚是轻易，甚至使人很难记起他是否活过。
她一直沉默着。每当杯子一晃，便有冰块声发出。凉风不时从打开的窗口吹进来。风是从南边翻过别的山丘赶来的。一个寂静的夏日午后，静得真想就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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