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面包！”
别人要发夸大的宣言，穿金边的制服，喋喋于政治自由——让他们去罢！
但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使从革命的开始到最后的一日，在争自由的各地方内，没有一个男子会缺乏面包；没有一个女子同她的饥饿的同伴集在面包店的门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恶的面包；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因食物的缺乏而变成瘦弱。
中产阶级的思想常常侈说那些“伟大的原理”——其实不如说是大谎话。
至于人民的思想，却是使万人都得着面包。当那些中产阶级以及染受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们在“谈天处”赞美他们的修辞学，“实际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讨论政府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谓“乌托邦的梦想家”）却不得不考虑每日面包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胆宣言：每个人都有取得面包的权利，我们的社会里的面包已经很多了，足以供给万人取用了；我们的革命要以“万人的面包”作口号，才能够得着胜利的。
Ⅱ
大家都说我们是梦想家。诚然，正因为我们是梦想家，所以我们相信革命应该，并且它也能够确实地保证万人的衣食住，——这种思想是中产阶级的市民（不论他是属于什么党派）极不喜欢的。因为他们很知道要是人民的饥饿得到了满足，他们便不容易使人民服从了。
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主张：革命的民众应该得着面包；面包问题应该放在其他一切问题的前面讨论。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那么，它便会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结果；因为要解决面包问题，我们必定要依据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无其他的解决方法。
将来的革命——恰如1848年的革命一样——一定会在工业的大恐慌中爆发的。近五十年来世事沸腾，并且只有日趋险恶。万事都向着这方面进行——新的国民又加入了国际贸易，来争夺世界市场，战争和租税也不断地增加。国债，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规模的殖民计划，件件都是向着那条路进行的。
现在欧洲有数百万的失业工人。一旦革命爆发了，象火药点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烧起来，失业工人的数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欧洲或美国一旦发生了革命的战斗，失业工人的数目立刻会加到两倍之多。我们究竟怎样来供给他们的面包呢？
那些自称为“实际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无切实的具体研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他们要维持工钱制度，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所可期待的，不过组织“国民工场”和“官营事业”，把它当作养活失业者的一个方法而已。
国民工场开设于1789年及1793年；在1848年也用过同样的方法；拿破仑三世居然以官营事业使巴黎无产阶级满意了十八年（这使巴黎至今还负债八千万镑和每人名下平均三西镑的市政税）①；这种“驯野兽”的绝妙方法，在罗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惯用的；古代的专制君主常把他吃剩下的东西分一小块给人民，因而乘机提起鞭子来敲打他们——因为这些缘故，自然那些“实际的”人物要袭用这种方法来把工钱制度维持到永久。我们既然还能够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我们的脑筋去想别的呢？
①1904年巴黎的市债共2，266，579，100法郎；为这债务的课税共有121，000，000法郎。——著者（英文本）
假若革命被误引到这条路上去，那么，一定会得到失败的结果。
1848年2月27日巴黎国民工场开办时，巴黎的失业者仅有八千人，两星期后竟增加到四万九千人。不多时就会增加到十万人，并且从各地方来的人还不算在内。
但是在当时法国的工商业所雇用的人数仅及今日人数的一半。我们还知道革命时期中工业与贸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骚动。我们只就那些直接或间接依赖输出业的劳动者，以及那般从事生产少数中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的劳动者的数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时，至少大半的工厂和制造所都要停顿的。于是几百万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来了。我们的“实际家”要用国家的救济事业来免除这种惨状；这就是说创设新工业拿工作给失业者做。
蒲鲁东①在五十余年前便已指出来对于财产的最小的攻击也可以使那基于私人企业和工钱劳动上面的社会组织完全瓦解，这是很明显的。社会本身更握着生产的全部，并且不得不把它改造过来，使它适应人民全体的需要，然而这不是一天两天甚或一个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产组织，当然要花费许多日子；但是在此时期中，几百万的人将失去了生活方法。那么怎样办呢？
①p．j．proudhon（1809—1865），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什么是财产？”（qu’estcequelapropriété？1840）。——译者
对于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只有一个——即是向着那个正等待着我们的大事业大胆地迈进；我们不要去弥补那个被我们自身弄得快要溃灭的时势，却应该努力改造生产，将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
因此，为了要实际行动，据我们看来，应该由人民直接起来把革命地方的食物收归自己管理；对于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计算，一点东西也不要浪费，那么，靠着此等积蓄起来的财源的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了。在这个时期中，应该一方面和工厂劳动者约定给他们供给原料，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要他们做工来供给人民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当法国织出绸缎来装饰德国银行家夫人，俄国皇后及散德维齿群岛女王的时候，当巴黎制造出精美的装饰品和玩具供给全世界富豪使用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法国农民甚至没有明亮的洋灯和近代农业上必需的器械。象现在许多不毛的土地都应该竭力地利用，使之尽量发展；瘠土应当使其肥沃；即便是肥土，在现在的制度下尚不能发挥其固有生产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将来也应该用集约农法来耕种培养，如对于菜园和花圃的办法一样。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实际解决方法了；不问我们对它有什么好恶，时势所趋是要使它实现的。
Ⅲ
现代资本制度的最显著的特质便是工钱制度，我对这制度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
假定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着必要的资本，开设了某项工业；他设法把原料供给与工厂或制造所，规定生产的方法，付给一定的工钱与雇工，而掠取其剩余价值（或利益）；他说，这种利益是来报酬他的经营事业的劳力，保证他所冒的危险，并且准备补偿对于货物市价的变动的。借着这种口实，他便占有了这种利益。
现在垄断着资本的人为着维持这种制度起见，多少也会有一点让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给工人，或者宁肯创出一种计算工钱的滑尽，使物价涨高时，工钱也随之增高。简言之，他们为着要依旧支配工业而且获得其最初的利益起见，便不得不忍受一点牺牲。
据我们所知，集产主义虽然主张把现社会秩序大大地变革一下，但是并不废除工钱制度。对于劳动者，只不过拿国家（这即是说全国的或一个地方的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来代替个人的雇主罢了。在集产制度之下，国家的或地方的议员，以及委员官吏等支配着工业。他们手里握着使用生产的剩余（说是为着万人的利益）的权利。并且集产主义又在通常的体力劳动者和熟习一种技术的人二者中间划出一个极微妙而又极大的区别。不熟练的劳动在集产主义者的眼中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劳动，而职工、机械师、工程师、科学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复杂的劳动，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钱。然而无论体力劳动者也好，职工也好，纺织工人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国家的工钱奴隶——至于近来常说的“都是官吏，”不过是说来装饰门面罢了。
那么，将来的革命对于人类的大贡献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不能继续存在，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便是消灭工钱奴隶制度的利器，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纵使我们承认在繁荣和平的时代渐次实施的集产主义的改革是可能的（实则在这样情形之下，究竟能实现与否还是疑问），然而在革命的时期，当数百万饥饿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的诉诸武力的呼声一齐发生的时候，这却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动摇工业的基础，而人民争取财产的革命必然会使生产和交易麻痹停滞。国库里的数百万公款还不够支付几百万失业者的工钱。
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坚执着这一点。新基础上的工业的改造（我们要指出这个问题是异常重大）不是在几天之内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够忍受数年的饥饿，去为那些维持工钱制度的理论家尽力。为着渡过这种危急时期起见，他们便会要求他们平常在那样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粮食。
空讲忍耐是没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归共有，那么，他们便要去抢劫面包店。
假若这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付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会被枪毙。为了要实行集产主义，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必须要把“秩序”维持起来。——秩序，训练，服从呵！资本家不久便会明白，当人民被那些自称为革命家的人枪毙的时候，革命本身会渐渐成了群众的眼中钉，于是资本家便会来援助那些秩序的防卫者——纵然这些人是集产主义者也不要紧。依这样的行动方法，资本家后来又会想出扑灭集产主义者的方法。倘使照这样“秩序便恢复了，”其结果也是容易预料的。那些“秩序”的拥护者不以枪毙“凶徒”为满足，还要找出“乱民的巨魁”。他们重新设立裁判所，雇用刽子手，把最热心的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去。1793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出来。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世纪反动就是这样地得着胜利的。最初埃伯尔派①和“疯狂者”②被杀了——米涅③记着当时的争斗，还称这些人为“无政府主义者”。④随后丹东派⑤也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一派把这些革命党人杀死后，他们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断头台。因此人民渐渐对流血感到了厌倦，又看见革命已归失败，便灰心短气，低头束手任反动派作恶。
①所谓埃伯尔派（hébertistes）是指埃伯尔（j．－r．hebert，1757—1794）和他的同志们。（埃伯尔是巴黎公社的副检查官，又是当时最激烈的最通俗的报纸pèreduchesne的主笔。）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党。他们领导着巴黎公社，拥护民众的利益，攻击旧势力、旧制度和右倾的政党。他们在1794年3月24日被处死刑。——译者
②“疯狂者”（lesenragés）即雅各宾党中的极端派。——译者
③e．－a．－m．mignet是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1824）等书。——译者
④当时吉隆特党人布里索（j．－p．brissot，1754—1793）把激烈的革命者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属于一党派，他们散布于全法国。——译者
⑤丹东派（dantonistes）是丹东（g．－j．danton，1759—1794）和他的友人（如c．desmoulins，phelippeaux等）。丹东是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后来渐渐右倾，1794年4月5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南等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译者
所以我们说，假若“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便要绞杀无政府主义者了；费边派⑥也要杀戮社会民主党人了，再等到费边派被反动派杀戮的时候，革命便归于消灭了。
⑥费边派（fabians）指隶属英国社会主义研究团体费边协会（fabiansociety，1884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韦伯夫妇等都是这派的领袖。——译者
然而一切事实都使我们确信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充足，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且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会得到胜利。这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思想，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们的耳里来的，当人们渐渐地明白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数目便愈见加多。
假使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坚强，那么一切事情都会转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暴动的都市的民众不再采用第一天抢劫面包店，第二天便受饿的方法了。他们要占领仓库和家畜市场——其实，还要占领一切的粮食贮藏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会自动地团结起来，组织志愿队，把各仓库，各店铺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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