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406部分

“什么？北洋水师去把哗变给平息了？”丁宝桢看着一副灰头土脸模样的李成林，不由得大怒，“他们这是越权！越权！”

“抚台大人，标下这里让水师那帮凶徒打死了足足四十多号人，可他们北洋竟然视而不见，连个招呼都不打……”听到丁宝桢的第一反应不是责怪自己办事不力，李成林赶紧说道，“他们明显是向着哗变那伙人的！再说了，他们来得也未免太巧了吧？”

听了李成林的“提醒”，丁宝桢眉头一皱，脸色又有些变了。

“大人，北洋水师早不来晚不来，恰恰在要出事这几天，集中于威海湾操练，以前他们的操练地方，可不是威海湾啊……”李成林又说道，“这一次荣登水师营一哗变，丁汝昌立马就来了，这消息传的，也未免太快了吧？”

“确是如此……”丁宝桢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李少荃只怕脱不了干系！定是他背后主使，丁汝昌才敢如此的大胆！……”

听到丁宝桢已然将怒火转移到了李鸿章和丁汝昌身上，李成林心里正自松了一口气，却冷不防丁宝桢的一句话又让他的心悬了起来。

“也是你无能！带了这许多人去，非但没平息得了哗变，反让他们给打死了这么多人！”丁宝桢看着李成林，大声怒叱道，“你难道就没想过他们会如此？为何不带几门炮过去？”

听到丁宝桢的责问，李成林吓了一跳，但他在来时已经料到丁宝桢会有此一问，事先就这一块早已想好了说词，赶紧哭丧着脸回答道：“大人，这绿营现下缺衣少饷的，您也不是不知道，营里可用的劈山炮只有不到十门，也没有多少骡马可用，带炮走的话，定会耽误行程，再说了，还欠着三个月的饷银没发啊……”

听到李成林说起欠饷来，丁宝桢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这一次又死了四十多号人，这饷银要是再不发下去，只怕这绿营也要和水师营一样了……”李成林哀声道。

“这样，呆会儿先把这抚恤银子发下去，这欠饷么，再等一等……”丁宝桢有些烦乱的起身，踱起步来，“每个人一两……不，二两抚恤银子吧！你呆会儿便拿我的手令，去藩库支取现银吧！”

听到丁宝桢说出了抚恤银子的数目，李成林在心里叹了口气，但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来：“谢抚台大人体恤！……”

二两银子一条命，这山东绿营兵的命，还真是贱到家了啊！

而区区八十几两的银子，竟然还要他堂堂绿营提督去藩库领，说出去也真是叫人笑掉大牙了！

李成林强忍着满腹牢骚，行礼告退。他已经决定了，现在就去藩库领银子，否则一不留神，只怕这八十几两，也拿不到手！

李成林退下之后，丁宝桢想到这一次不但没能平息水师营的哗变，又白白的支出去了一笔银子，虽然数目不多，但仍是让他肉痛不已。

而山东地方的财政，之所以会如此的窘迫，虽全非他丁宝桢一人之过，但也和他本人的作派不无关系。

在任山东巡抚任时，丁宝桢兴修水利，诛杀匪逆，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体恤民困。时人对丁宝桢的清风亮节推崇备至，赞其操守“清绝”。在一些人的笔下，丁宝桢是一个“严刚有威”、“凛然可畏”之人，可以说是一个清官廉吏型的概念化的人物。

作为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丁宝桢一直崇尚“清浊分明”、“正邪不两立”的处世原则。他对于官场的认识是：“今吏治纷然糜杂：便捷者为才华，依阿者为练达，纵恣者为阔大，粉饰者为精明。”因此，造成了“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令人丧气的社会现实。虽然如此，丁宝桢认为，为官一方者不可灰心丧气，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他曾对属下说：“且丰草蔽谷，幽兰自芳；举世混沌，清士乃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对于做官的目的，丁宝桢崇尚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和孟子的“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希望自己能够“出其所学，以救敝而起衰”，因为“贤人进，则民生遂”，他认为，只要有了好官清官，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做官当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培养国脉。得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报国也。……务须时时体察此言，立心照办。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我自尽其心，而百姓爱戴不忘……”他时常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行好事”。

第四百八十八章清官亦猛于虎

丁宝桢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他自己也的确这么做了，可是，他的“刻苦”，对老百姓来说，并非福音。

丁宝桢生处江河日下、国势颓微的清朝末年，而对“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的黑暗现实，作为一个封疆大臣，能出污泥而不染，“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可贵之处，但落到具体的实处上，却是面目全非了。

因他心目中的那套理论，在现在已经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可操作性！

在丁宝桢的理论中，官员是为朝廷和百姓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百姓，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百姓。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被宋明理学阉割过的儒学理论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诱惑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丁宝桢们不会知道的是，圣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只承认道德教化，而不承认支配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是利益。它要求人们时时克制自己，走在“天理”的钢丝上，却把“人欲”当成敌人。因此，它从基础上便缺乏可操作性。

“存天理，灭人欲”本身就是一份可怕的精神条约。或者说是一个善意的骗局。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在他的生活中，时时与“自我”交战，把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压榨成一块道德标本。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发誓“必为圣贤”，然而，绝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废，他们阳奉阴违，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欲望走私，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乡愿”。只有极少数有特殊秉赋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来做这条约的牺牲品。

而丁宝桢，便是这样一个奇葩。

丁宝桢认为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要细心”，“亟宜刻刻恤民，事事恤民，以种德行”。他认为“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知者矣。”因此还特别嘱咐儿子丁体常：“尔欲做官，须先从此立脚，万不可效今时丧心昧良者流，只顾目前之热闹，不思子孙之败坏，是所至嘱！”

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不正之风，如过节祝寿的礼金及每季下级向上司孝敬的钱财等陋规，丁宝桢均认为是腐败现象，必须予以抵制。“凡一切节寿季规，万不可受。……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则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如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瞿然惧天。”“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去节寿而收季规，是犹不作劫盗而作穿窬（穿壁墙的小偷），其为盗一也。人须有耐苦之心，方能成一好人。……即穷于一时，而清名难求，所值不啻千百万，何惮而不为？……贫原非病，穷乃见君子，圣人尝言之，当以此为身体力行……”

谈到做官的修养，丁宝桢认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必须“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认为要防腐拒腐，首先得远离腐败，洁身自好，“须少交接少游宴。除上衙门外，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他训诫儿子丁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百姓”；要“受辱不惊，受宠若惊”；要“居安思危”，勿“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他有如是说：“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丁宝桢到山东巡抚任上之后，身体力行，一番雷厉风行之下，山东官场的风气的确“清正”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财政收入的困窘。

丁宝桢一直认为，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规，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于官员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谬，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儒家理学所造就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套，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而丁宝桢却仍然对此坚持不懈，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除了兴修水利，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宝桢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头做表率，并严禁捐勒需索讹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蔽，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没有讹索得脏者，立即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但他的表率虽然做得好，除了他个人的官声继续高涨之外，别的却是一无所有。

但吊诡的是，在官场上被视为另类奇葩的同时，在民间，丁宝桢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难的青天大老爷，是扬善惩恶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