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401部分

“您好，林义哲先生。”威妥玛看着林义哲，笑了一笑，“您今天是来给我送行的么？”

“是的。”林义哲点了点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希望您能够允许我以中国人的方式，向您告别，并且表达我心中的敬意。”

“敬意？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看一个失败者离开的样子呢。”威妥玛紧盯着林义哲，冷笑道，“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不以成败论英雄。您这一次是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您是一个失败者。”林义哲迎着威妥玛的目光，语气诚挚的说道。

“这样的话，出自于您的嘴里，我不能不表示惊奇。”威妥玛对林义哲的回答似乎仍然不愿意相信，语气中充满了敌意，“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您一直是我的敌人，要知道，我曾经激烈的反对过您参与到这次的事件当中来，但并没有能成功。而您也一直在暗中促使我离开中国，现在，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您把我当作敌人，可我并没有把您当作敌人。”林义哲笑了笑，说道，“而我也并没有暗中促使您离开中国。您的离开，完全是由于您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不是您过于贪心，对中国的勒索实在过份的话。”

听了林义哲的回答，威妥玛发出了一声粗重的叹息。

的确，正如面前的年轻人所言，自己在马嘉理事件中所表现的一系列粗暴的行为，才导致了今天黯然去职的后果！

“不过，这一次的失败，并不能否定您为您的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林义哲注意到了威妥玛黯然神伤的样子，微微一笑，说道，“事实上，在我看来，您的贡献，要远大于这一次的失败所造成的后果。”

第四百八十三章别了，威妥玛

听到林义哲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威妥玛的心里一惊，但他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平静。

“您为什么这么说？”威妥玛笑了笑，问道。

“您对英国最大的贡献，是开辟了英国了解中国的渠道。”林义哲说道，“您创立的拼音法对两国文化交流所起的贡献，和日后所能为英国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您这一次向中国索取的权益。”

“噢？您竟然这么认为？”威妥玛惊奇的说道。

“您要知道，许多国家和民族之间，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很多时候，是因为相互之间的不够了解，又缺乏沟通的渠道。”林义哲说道，“英国和中国也是这样，如果双方有足够的了解，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现在，您创立的拼音法，是英国和中国增进了解的有力工具，尽管它现在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成为英国和中国伟大友谊的象征。而您的名字，将因为它，而永远的铭刻于史书当中。”

林义哲对于“威妥玛拼音”的高度评价，并不是空穴来风。

威妥玛在上海海关工作时，就曾负责对来自英国本土的海关人员进行汉语培训。他先后在1859年著《寻津录》，1867年撰写了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成功发展了用拉丁字母写汉字地名的方法，称作“威妥玛拼音”，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及事物名称外译之译音标准。威妥玛用了8年的时间制定正字法，几经反复，几易其稿，最后才完成。他写的《语言自迩集》是一部容量巨大，内容包括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北京话口语实录描写及汉语语法研究之集大成的著作。它的重要价值除了在北京话和普通话历史乃至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开拓意义外，还在于这是一部注重现代汉语口语教学并用拉丁字母注音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开先河之作，为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义哲知道，事实上，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研制出“汉语拼音方案”之前，这么多年里，几乎不再有人“发明”新的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创立的这一套音标，能够历时100多年而不衰，除为风气之先外，确有其自身独到的长处和优势。

威妥玛听了林义哲对自己创立的“威妥玛拼音”的高度评价，心中感动不已，原本对林义哲的敌意也消散了大半。

毕竟，不是每个英国人和中国人，都会了解“威妥玛拼音”的价值的！

而刚才林义哲说的话中关于两国之间应当增进了解的见解，也让他敬佩不已！

“在我看来，在您任职期间，您对中国的贡献，远大于您对英国的贡献。”没等威妥玛发出感叹，林义哲又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之语。

“我对中国的贡献？”威妥玛愣住了，他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林义哲，“您指什么？”

“您竟然忘记了您为中国做了什么，可我，一天都没有忘记。”林义哲笑着回答道，“您不记得您当年向中国政府提出什么建议了吗？”

威妥玛听了林义哲的话，立时猛醒过来。

林义哲说的，是自己于1866年写给清朝政府的那份名为“新议论略”的建议书！

林义哲看到威妥玛想了起来，不由得又是微微一笑。

“您写的那份建议，可能很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但我却没有忘记它，并且一直在按照这份建议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原来您一直记得它。”威妥玛回想着那段历史，叹息起来，“我明白您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了。”

那一次，是西方在华人士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当中最为有名和影响最大的，便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

这两份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甚至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的“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身为穿越者，林义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很多史家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腐败。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是中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中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极度的腐败带来的恶果极多。“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中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中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中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而中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中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道：“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同时，他指出中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中国主动改革，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中国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中国士林的坚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出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赫德威妥玛等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中国遭受西方的入侵。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导致西方入侵的重要原因。威妥玛等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他的“新议论略”在当时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而对于“照约办理”，中国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错误的，只会助长西方列强的气焰。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

中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威妥玛还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策划的建议，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法****制度下的狭隘心理，让中国士大夫们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中国士大夫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其实有不少利益重合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

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现代人，林义哲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威妥玛当时便不讳言，他在《新议论略》里提的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后世史家把威妥玛的建议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亦无疑失之偏颇。惜乎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由于当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