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好多了，已无大碍，只是身子有些懒，不爱起来，所以在这儿躺着，要不然，这会儿你要找我，便得去船厂了。”丁日昌笑道。
“你这本书写的很不错，我看了深受启发，今日方知海军之重要，之前所见，实是井底之蛙了！”丁日昌指着手中的那本《拓海方略》，高兴地说道，“再加上你写的这篇前言，难怪那些海军官学生们这么喜欢你，来人！给林大人倒茶！”
听了丁日昌的溢美之词，林义哲微笑不答——丁日昌手里的那本《拓海方略》，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他教的是海军官学生，而马汉的《海权论》则把海军捧成了决定一国之前途的关键力量！至于其中那篇他撰写的前言——当年林义哲自己读到此文时都感觉热血沸腾，就更不用说水师学堂里这些接受过全面的近代化教育，几乎是同时代中国青年中最有视野与责任感的官学生了。
年轻人嘛，总是比较好忽悠的，而象丁日昌这样的有头脑有见识的洋务干才，见了自然也不免击节赞叹……
“你不是说要多写几本书出来么？”丁日昌的手指轻轻的摩挲着《拓海方略》的封面，“你多写几本这样的书，让这天下更多的人知道你，赏识你，支持你，这样，这洋务便好办了！”
“呵呵，不似郭公之《使西纪程》险遭毁版禁传便好。”林义哲的目光悄然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噢？”丁日昌有些诧异的扬了扬眉。
林义哲给自己倒了杯滚烫的热茶，他把手指贴在氤氲着热气的杯子上——有点疼！疼不可怕，可怕的是挨了打而不知道记得疼，更可怕的是疼了以后甚至都不去了解自己为什么要挨打，怎么会疼？！
“在郭公赴英前，朝廷要郭公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而他也如此做了。”林义哲的心中猛地感觉一阵绞痛——如果郭嵩焘和丁日昌不是这般实心任事，又怎会背上那万人诟骂的“鬼奴”之名！
“那书我看过，写的极好，郭公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嵩焘欲令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丁日昌说道，“都是实在之言。”
林义哲点了点头，能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之为“实学”，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完全合乎中国实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甚至主张大办学校，广派留学生以引入西学，这些主张和自己一般无二。
“郭公日记中还言：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丁日昌又道，“郭公能看到西洋之富强首在重商，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以使国家富强。此与鲲宇所上奏之‘四民柱石论’如出一辙。”
“正是如此。”林义哲道，“这些还都好说，郭公之言，最为士林所忌者，乃是何言，雨生兄想必是知道的吧？”
“呵呵，当然记得！”丁日昌一笑，朗声说道，“‘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无道……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丁日昌一边复诵着郭嵩焘《使西纪程》里的话，一边看着林义哲脸上的表情。
“西洋有道而中华无道，西洋之政教文明已超越我祖宗旧制，我中华欲图自强，当比法西洋而变法……”丁日昌大笑道，“发此等大逆不道之言，他郭筠仙不是汉奸？那谁还是汉奸？”
“雨生兄以为此言如何？”林义哲含笑问道。
“郭筠仙是‘汉奸’，我又何尝不是‘鬼奴’？”丁日昌的笑声里透着深深的悲凉。
“著书立说的事不是不能做，只是要看写给谁看。”林义哲叹息着回应道。
自己写的这些书，比如赠给鸿章的《外国师船图表》，会让李鸿章这等倾心洋务的人如获至宝，但如果说是写给天下所有的读书人的话……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那些满脑子“****上国”的清流士子，仅凭着一个“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的番天印，就不知掀翻了几多洋务干才！
“真要怪的话，也只能怪咱们泱泱华夏的老祖宗，实在是给咱们留下的太多好东西了！”林义哲的嘴角浮上一丝苦笑。
“是以鲲宇才炮制了篇《西国孝道考》出来，让那起子清流食不下咽？”丁日昌哈哈大笑起来。
林义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若辈可恶，非得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不足以挫其锋锐。”
第四百七十一章新造舰计划
“这便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遍观大清国，能想出如此主意者，除你林鲲宇，还真没有第二个人。”丁日昌叹道，“我也曾苦思冥想，如何破得了此‘夷夏之变’之局，总是不得要领，直到读了鲲宇之文，方才顿悟。鲲宇之才，吾不及也！”
林义哲注意到了丁日昌眼中的抑郁之色，知道他是为清流骂他为“丁鬼奴”生迁横受议阻而生气。想起丁日昌的遭遇，他禁不住暗自叹息，对于那些清流顽固派愈发的痛恨。
丁日昌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干上来的，但在他事业的巅峰，却因为热心洋务，和林义哲一样遭到清流们的口诛笔伐，结果与巡抚之位擦肩而过。
丁日昌出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六月初一，少负异才，8岁时便学得满腹经纶，落笔成文，超群拔众。9月9日重阳节，陈秀才带学生到明末进士罗万杰隐居地“逸老庵”郊游，回来后叫学生作文，丁日昌作《七律》：“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海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陈秀才大为赞赏，问能否再作一首，丁日昌复吟道：“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手，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出壤声。”陈秀才道：“真神童也！”由是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为当地文人所颂扬。道光十年冬，丁日昌因父亲病重辍学。不久父亲去世。此后丁日昌得出洋谋生的大兄日蒸资助，回太平寺再读了两年书，然后回到家里精研医术，采集草药，开了一间医药店。由于他勤恳好学，努力攻读医药书籍，积极挖掘民间医学秘籍，并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不久即成了小有名气郎中，治愈了不少病人。在行医的同时，丁日昌仍抽暇攻读诗书，学问日进。道光二十二年，丁日昌到县城应考，得中秀才；其后，曾三次赴广州乡试，却均未中式。但他壮志未消，凡历史地理诗文经济战策兵书无不涉猎精研，俨然成了饱学宿儒。道光二十七年，他感于埔河文庙破败，学子就学无所，倡建汤坑蓝田书院，不几年而功成，为兴学育才作出了不小贡献。他曾作诗“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诩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谁知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和心境。
清咸丰四年（1854年），海阳三合会会首吴忠恕率众围攻潮州府城，其时丰顺隶属潮州，丁日昌为邑绅所推，率乡勇千人往援，与吴忠恕军激战于潮州城下，擒获吴军百余人，余众败退，城围顿解。丁日昌由此而名声大噪，奠定了其以后出仕的基础。
咸丰八年春，丁日昌以解围潮州有功，由惠潮嘉兵备道李璋煜荐举，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十月擢拔为江西万安县令，踏上了仕宦生涯。丁日昌到任万安后，见“流民比人众，关吏校官尊”，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即锐意兴革。首先，他改革衙门办事制度，差役办差，一律由官给盘川，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接着，他行文取缔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其三，他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十纸而已。”时载丁日昌“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辄欷欷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幕僚共赏。”丁日昌还捐俸兴建云兴书院，致力培育当地人才。书院建成后，丁日昌题楹联云：“何尝饱听滩声，帐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安得便瞻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荫。”如此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以苏，读书之风渐长。丁日昌亦由此深受万安民众推重，当其调离万安时，“奉香拥送者万人。”
咸丰十一年三月，丁日昌调吉安府邑庐陵，到任不到10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往吉安而来，兵锋所指，锐不可挡。丁日昌与吉安府知府曾咏弃城而逃。三月十一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吉安、庐陵。三月十四日，太平军主力进攻峡江，吉安、庐陵兵力空虚，曾咏、丁日昌纠兵乘虚而入，收回吉安、庐陵。不久，清廷免去丁日昌庐陵县令，削职为民。
丁日昌革职以后，为摆脱生活困境，浪迹九江、上海、扬州，甚至溯运河北上安徽、山东，四处寻找职业，尽皆碰壁，最后决心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考察了解，着意制订了一份进军安庆的方略，然后到总督衙门投呈。时曾国藩正思进取安庆，见丁日昌呈文计划周详，别有见解，不禁心喜，即召丁日昌晋见。丁日昌侃侃而谈，对太平军军力和长江沿线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曾国藩见丁日昌诸事留心，思维周密，不知他文才如何，便又邀入公馆花园散步。询问惠嘉潮各地风土民情后，两人来到一株灿放的梅花树边。曾国藩指着梅花道：“丁县令能否以此为题，作诗一首？”丁日昌道：“勉力为之。”略作思考后，落笔写道：“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汛到，半山春汛到江南。”曾国藩看后赞道：“诗绝妙，书法亦上佳。”当日，曾国藩即委丁日昌为九江关卡卡员，并奏请朝廷，于清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开复了丁日昌原来的官职。嗣后不久，丁日昌到广东会办厘务，曾国藩赞为“廉正明干”、“才识宏远”。同治二年三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委派丁日昌到广东高州县督办火器。丁日昌请同乡黄达权翻译《火器略说》和绘制制作图案，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制炮局，很快即制出火炮36尊，炮弹2000多发。这些军火运到安徽为淮军使用，帮了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大忙。
同治三年五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上海筹办洋务。丁日昌甫到上海，便协助李鸿章解决了“常胜军”裁撤问题，“常胜军”按期裁遣后，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能力备加赞赏，并上奏朝廷，委丁日昌为苏、淞、太道，并要他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上海、苏州两个制炮局，顺利创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枪炮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再次显示了过人的能力。
同治六年夏秋之交，江苏境内风雨大作，清水河洪水滔滔滚滚，冲决了堤坝，淹没了大量田庄。时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前往治理。沿途只见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丁日昌心急如焚，行装甫卸即率各级官吏督修堤坝，并亲自担石填堤。然而，在湍急的洪流中，投下的石块泥沙多被冲走，收效甚微。丁日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想到一法，叫人砍来大批青竹，编成一个个肚大口小的箩筐，然后将沙石装入其中，再加投掷。此举果然奏效，不旬日间，堵住了决口。而后，丁日昌督率民役，昼夜奋战，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后来，当地群众称这道堤为“丁公堤”，纪念丁日昌的功绩。
同治六年十二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当时官场多为贪婪庸碌者充斥，吏治一片黑暗。丁日昌为自勉及训诫各级官吏，作一楹联贴于抚衙朱红大柱上。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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