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369部分

“办得好——如此无头命案，量他们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管家告辞退出，陈廷轩又看了一眼刘锡鸿的那份没有能够发出去的电报，冷笑了一声，将电报放进了抽屉当中。

差不多同一时刻，伦敦警察厅的一间停尸房里，一名英国法医摇了摇头，耸了耸鼻子，将白布蒙在了尸体上。他的一名助手在整理尸体的遗物——一个破碎的纸扇、一个小小的鼻烟壶、一顶暖帽，一副手套，一串钥匙，一枚残破的灰色的石头印章。

助手仔细地看了看那枚印章上已经残缺不全的古怪文字，摇了摇头，将印章放在了一边。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接着停尸房的门开了，伦敦警察厅的探长陪着郭嵩焘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法医用询问的目光望向探长，探长点了点头，并伸了伸手，请郭嵩焘上前，法医伸手小心地将盖着尸体的白布揭开一角，一股恶臭登出传了出来，郭嵩焘皱了皱眉，轻轻用手在鼻子前摆了摆，然后上前看了看尸体的面容，悲伤地点了点头。

法医的助手将那枚印章拿给郭嵩焘看，尽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郭嵩焘还是认出来了上面刻的“儒侠”两个篆字，不由得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料理完刘锡鸿的后事，郭嵩焘回到使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已经猜出来了，刘锡鸿的死，是谁造成的。

郭嵩焘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步，好容易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他想了想，拉了拉铃，叫来了仆人。

“备车，去陈府。”

当郭嵩焘再次赶到陈府庄园时，陈廷轩听说郭嵩焘来访，立刻亲自迎出门来。看到郭嵩焘面带愠色，陈廷轩便大致猜到了郭嵩焘的来意。

二人进了客厅，陈廷轩象是知道郭嵩焘要说什么，先屏退了左右。

大厅当中只剩下陈廷轩和郭嵩焘二人时，郭嵩焘将当天的《泰晤士报》拿给陈廷轩看。

“陈公为何要如此？”郭嵩焘直截了当地问道。

“为的是郭公您。”陈廷轩迎着郭嵩焘的目光，坦言道，“此人是朝中顽固守旧大臣安排在郭公身边之耳目，想必郭公心里清楚。朝中正有人欲对郭公不利，此人一日不去，郭公在英便一日不得施展，我等华商便永无出头之日。”

听了陈廷轩毫无辩解之意的回答，郭嵩焘一时语塞。

自己刚出使时所发生的那些事，此时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郭嵩焘倾心西学，在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中国向英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还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郭嵩焘的辞职之意才彻底打消。郭嵩焘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郭嵩焘到达伦敦后，立即将自己几十天的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甚至要求将书毁版禁传！

自己只不过写了一本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书，就招来万夫所指，而刘锡鸿那天甚至扬言要上折子参劾自己，郭嵩焘很难想象，刘锡鸿的折子真要到了京里，又会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从这一点来说，陈廷轩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

“郭公可知，我等华商在英国受尽歧视，多年忍辱创业，历尽艰辛，才有今日微薄之地位。”陈廷轩恳切地说道，“我们天天盼着故国能来一位爱护我们的好公使，为我等海外华民做主。老夫自见郭公那一刻就认定，郭公您就是一位能为我等华商做主之人。”

“郭公是忠厚长者，总以诚恕待人，但他人却未必肯以此对待郭公。”陈廷轩说着，来到桌前，打开抽屉，将刘锡鸿的那封电报取出，交给了郭嵩焘。

郭嵩焘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脸色立时大变。他将电报放进了袖子里，拱手和陈廷轩告辞，便急匆匆的离开了。

陈廷轩目送郭嵩焘离开，刚一转过身，赫然发现陈鸿和萨拉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郭大人这是来兴师问罪了。”陈鸿有些担忧的说道，“他会不会对咱们……”

“放心吧，郭大人是明白人。”萨拉微笑着说着，牵住了陈鸿的手。

当郭嵩焘赶回使馆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郭嵩焘衣服都没有换，径直的走向刘锡鸿的房间。

刘锡鸿的房间门一直锁着，郭嵩焘取过从刘锡鸿尸体上找到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走了进去。

郭嵩焘径直走向刘锡鸿的书案，此时书案上和文房用具摆放得都很整齐，似乎并没有用过，郭嵩焘看着书案，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精美小木匣，他取出刘锡鸿的那串钥匙，找到几枚小的钥匙试了试，打开了木匣。

木匣里放着刘锡鸿未写完的奏折底稿，郭嵩焘拿起底稿看了起来。

“……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畀以一定分禄，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而郭嵩焘竟欲使海外佞贾为官，操纵商柄，全不以国事为念，又妄言西国政制优于中国，欲以夷变夏，使中国臣事英夷……”

“郭嵩焘游甲敦炮台，竟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郭嵩焘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郭嵩焘崇效洋人行止，用伞不用扇，效洋人尚右，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违悖程朱，欲令妇女学洋语、听戏。……种种悖行，令人发指……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郭嵩焘看完刘锡鸿这份还没有写完的奏折，一时间急怒攻心，眼前一黑，他用力扶住了桌子，稳住了身子，好容易才没有让自己摔倒。

此时他的耳边，满是“以夷变夏”“汉奸”之类的回响。

郭嵩焘摸索着让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足足歇了一盏茶的功夫，他才感觉好受了一些。

郭嵩焘俯下身子，捡起掉落在脚边的刘锡鸿的“遗折”，放进袖子里，起身离开了刘锡鸿的房间，来到了走廊里。

第四百五十二章副使&翻译

“大人，您……”

一位使馆工作人员看到郭嵩焘的脸色发青，步履沉重，关切的问了一句。郭嵩焘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没有说话，而是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进了房间，郭嵩焘将房门锁好，来到了自己的书桌旁，取出写好的奏折，又看了看，当他的目光落到“副使刘锡鸿……亢直无私，但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这行字时，怒气不由得再次上涌，他几下将这份奏折撕得粉碎，扔到了纸篓当中。

可能是刚才用力过猛，郭嵩焘又感到心脏一阵难受，他坐了下来，努力调匀了呼吸，待到心情平复之后，便立刻铺纸磨墨，开始重新写起奏折来。

因刘锡鸿已死，本着中国“死者为大”、“人死万事休”的传统精神，在新的奏折中，郭嵩焘并没有参劾刘锡鸿，只是详细的汇报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和伦敦警察厅给出的刘锡鸿的死因，并隐约的在奏折当中指出刘锡鸿的死因可能是因其“性情暴戾”、“语言陵蔑”引起了外人的仇视，以致被害身亡。郭嵩焘在折子中称正和英国外交部交涉，并请求朝廷“速简能员前来接替”刘锡鸿的位置。

而此时郭嵩焘并不知道，现在北京城里，参劾他的奏章，正如雪片一般漫天飞舞。

郭嵩焘从奉旨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到现在刘锡鸿被害身亡，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词垣台谏弹章迭上，享受如此“礼遇”，在大清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是左都御史景廉参劾郭嵩焘：

“……窃查自外洋各国公使驻京以来，无厌之请，无理之求，不一而足。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或正论以折，或婉言以导，不知几费经营，唇焦舌敝，必核其实在无碍大局者，方允其请，所以抚外夷而存国体也。奴才虽不尽知，而前在西路军营屡接总理衙门公函，已略悉梗概。近闻兵部侍郎郭嵩焘在总理衙门，一以顺悦夷心为事，……且其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启戎心而失政体，莫此为甚！”

“查郭嵩焘曾奉出使外国之命，居心偏执，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此次副使遇害，郭嵩焘无动于衷，即是明证……”

景廉是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三年进士。曾长期在西北任职，同治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因左宗棠所参而落职。不久即被召回京城，迁左都御史。当郭嵩焘“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消息传出后，他便酝酿参劾郭嵩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这次刘锡鸿的死在朝野上下引发了轩然大波，景廉立刻抓紧了机会，出折奏参郭嵩焘。

从参折内容来看，景廉的目的是反对派郭嵩焘出使，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理由是郭嵩焘“顺悦夷心，恐误大局”，景廉的弹劾，拿捏得很有分寸，并不是反对派人出使外洋，也没有采纳出使外国是“事鬼”的说法，而是认为郭嵩焘那一套办理洋务的思想主张是“媚外”，且“居心偏执，……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景廉之参是清流派射向郭嵩焘的第一枚毒箭，辱骂郭嵩焘的舆论也因而铺天盖地，“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虽然未能改变朝廷对郭嵩焘的信任，但却让郭嵩焘感受到了举国上下严重的虚骄之气所带来的不寒而栗！

紧接着参劾郭嵩焘的，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

“……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国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嵩焘敢为此语，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嵩焘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何金寿上的折子也很策略，他没有提刘锡鸿被杀一事，而是对郭嵩焘《使西纪程》一书开始了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有人说他“已中洋毒”，有人指责他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加上景廉率先参劾郭嵩焘，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金寿不失时机的对郭嵩焘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