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司马渊在奏折中破例的引用了林义哲《西国圣道考》里的话，认为既然“中西圣道同源”，则“西国之富强”，除了“机器之机巧”，亦有“圣教忠义之道”，他认为二者不可偏废，既然中国在“机巧”方面有所不足，那就应该学习西方，“取彼之长，补中国之不足”。因而他在奏折中表示了对海防建设的支持，但他仍然强调，“海军之设，当以忠孝节义为本”。
另一位御史周元宏则上书说，“圣人以天地万物为师”，学习西方是应该的。西方无论海陆军皆强于中国，中国无论海防还是塞防，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也引用林义哲《西国圣道考》当中的话说，既然西方国家学习了中国的圣贤之道，“政教大兴，文物阜盛”，圣贤之道是中国所长，西国都愿意学习，那么对于“机器奇巧”等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也应该学习，并且还要有所发展，争取超过西方。他在自己的奏折中还引经据典的考证说，宋明时“机巧之学，中国犹在西国之上”，西方从中国学习了不少科学知识，并发扬光大，至有今日西方科学之兴盛，而现在西方既然在这方面超过了中国，那么中国就更有理由和责任将这些再学回来。是以学习洋学，也不至于让中国的人心解体。
类似象司马渊周元宏这样的清流士子还有不少，这些人几乎都是林义哲《西国圣道考》等文章的追捧者，他们在各自的奏疏中纷纷表示了对中国周边局势的忧虑，虽然他们仍然顽固的坚持****的政教优于西方，但也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这些人的声音无形当中成了洋务派的极大助力，也成了士林分化的一个征兆。
林义哲的那篇《西国圣道考》，对于此等局面的形成，可以说功不可没。
“常苦有倡无和，以致冒险负谤。台谏之中，现如今也不全是反对之声了。”李鸿章叹道，“林鲲宇那一篇《西国圣道考》绝妙文章，真是居功至伟。”
“上次他这篇文章，可谓是破局之作，洋务自此得徐徐渐兴。”薛福成叹息着，又喝了一口酒，“只是这一次，不知他能否再做一篇如此妙文。”
“我明儿个就把这折子递上去，先做探路之行！”李鸿章也喝了一口酒，一双眼睛又放出光来，“咱们这篇文章已然做到了极致，若是他能再来一篇在此文之上者，纵左季高哓舌，也不必怕了！”
“林鲲宇此人，常出惊人之语，敢为人不敢言之论，若是他真能做出在此文之上的文章，大事可定！”薛福成的眼中也满是兴奋的光芒。
此时的薛福成，并没有想到，林义哲此时此刻，正在福州做着那篇足以在朝野之中掀起滔天巨浪的惊世文章！
福州，马尾，林义哲宅第。
林义哲拟就了奏稿，放下了笔，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手指，抬起头向窗外看了看，赫然发觉，天色已近傍晚了。
想到这篇名为“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的文章足足花费了自己整整一天的功夫，林义哲不由得暗自感叹。
这八股文，实在是不好玩……
虽然花费了一天的时间，但林义哲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仍然只是明晰地表达了他心中所想和想要传达给两宫皇太后以及朝廷重臣们的意思，文字方面的功夫还是差了许多。
林义哲又看了一遍奏稿，确定意思无误后，便拿着稿纸，径直前去徐润的房间，请徐润为他这篇奏稿润色。
事实上，之前许多林义哲上的奏折，都是他先把意思写明白，然后请徐润帮助修改润色，甚至直接代笔的。
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好的师爷，在官场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林义哲来到徐润的书房门前，见到里面的灯光，便轻轻叩了叩门扉。
徐润在里面似乎没有听到，林义哲透过门窗向里面望去，看到徐润坐在桌前，正专心致志的不知在忙着什么。林义哲没有喊他，而是轻轻的用手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灯烛光下，徐润正伏在那里，似乎是在做一件很是细致的活儿，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之中，竟然丝毫没有发觉林义哲的到来。
林义哲轻轻的走到徐润的身边，看到老人正伏在那里，戴着一副水晶石镜片眼镜，将一张张的碎纸片拼接到了一起。
林义哲看到这些碎纸片，立刻明白徐润在做什么了。
他是在把那封丁宝桢写来的被自己一怒之下撕得粉碎的信重新粘好！
看着烛光下徐润佝偻苍老的身影，林义哲的心头，一时间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先生……”
徐润惊觉过来，正要起身，林义哲却按住了老人的肩膀。
“让先生受累了，歇一会儿吧。”林义哲关切地说道。
“呵呵，不妨事的。”徐润小心地取过一张宣纸，将已经拼粘完成部分的信盖好，又在上面小心的压上了一本书，方才转过身来。
“这么晚了，怎么大人还不歇着？”徐润注意到了林义哲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声音里透着浓浓的关怀。
“呵呵，书到用时方恨少，是以才如此吃力。”林义哲笑着说道，“关于朝廷筹议海防的复奏，我写了个底稿在这里，还请先生帮我润色一下。”
徐润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接过稿纸看了起来。他只看了一几行，面色便变得凝重起来。
“改‘海防’为‘开拓万里波涛’，大人的气魄当真非凡！”徐润看完了开头的一段，便倒吸了一口冷气。
“先生是觉着我这个题目做得有些大了？”林义哲笑着问道。
“题目是大了些，然不如此，不足以国富民强！”徐润读到这里，已然明白了林义哲这篇文章的主旨，不由得赞叹起来。
“这个折子，便是冲着那些个反对海防之人来的。”林义哲道，“我怕有词不达意之处，是以请先生为我润色修改一遍。”
“大人放心，此是老朽分内之事，定当给大人做出一篇锦绣文章出来！”徐润朗声道。
“那便烦劳先生了。”林义哲道，“先生也知道，此文是需得两宫皇太后能看明白透彻的，所以还望先生改得浅白易懂一些。”
“老朽明了，大人尽管放心。”徐润说道，“老朽尽快帮大人把折子写好，大人可以船递将折子火速递上，两宫皇太后早一日看到这个折子，大计便能早定一日。”
“先生所言，正合我心。”林义哲点头道。
徐润将林义哲打的底稿仔细的看完，便取过纸笔，当场写了起来，林义哲看着徐润笔走龙蛇，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徐润的文思之敏捷。
天色渐晚，陈婉注意到林义哲没有过来吃饭，有些奇怪，便要侍女前去查看，不一会儿，侍女便来回报了详情，见林义哲和徐润忙活得竟然连饭都忘了吃，陈婉心知他们定是在忙要事，便吩咐厨房做好了饭菜之后，送到徐润房中。
对她来说，这一老一少这个样子，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也在灯下急急忙忙地拟着折子。就在几天前，他收到了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来信，得知了林义哲欲借洋债以办海防的消息。为了不让林义哲的计划干扰了他的“西征大业”，此时的左宗棠，也在绞尽脑汁的措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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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后，北京，紫禁城，乾清宫。
已是入夜时分，但慈禧太后仍然没有休息的意思。她反复的看着一份奏折，时时的陷入到了深思之中。
“妹妹还在看林义哲上的那个折子？”慈安太后问道。
“嗯。”慈禧太后点了点头，她表面上虽然表现得仍然很是平静，但心里的波澜却并没有平息。
“这林义哲果真不愧为林文忠公之后，文章竟然写得绝妙如斯。”慈安太后说道。
“他这文章是好，上面讲的理儿，也透彻。”慈禧太后感叹道，“只是我想不明白，他年纪轻轻，是怎么想到这些的？这等见识，只怕是林文忠公在世，也断断没有的啊！”
“是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能有这样的见识。”慈安太后点头道，“若能真的按他在折子里说的办，咱们大清，当真有中兴之望！”
第四百三十八章桌腿之论
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林义哲进一步指出，哪怕是在古代，当人们认识到海洋可以成为用兵之地的时候，海上争夺就开始了。在西方，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坦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15世纪末航海大发现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17世纪，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日本的振兴是因为明治天皇从美国海军准将柏利仅带四条军舰就叩开国门的屈辱中领悟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必须“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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