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358部分

关陇新平，左宗棠便又开始为进军新疆做准备。

早在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武装叛乱之机，依靠英国的支持入侵新疆，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企图把新疆从中华版图上彻底分裂出去。而俄国也趁机以“代中国收复”为借口，强占伊犁等地。而10年之后的1875年，在陕甘平定之后，左宗棠却突然主张针锋相对，率兵进疆，彻底平定叛乱，收复新疆。

左宗棠言辞激切地上奏朝廷：“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左宗棠之所以如此积极的要求收复新疆，所为无它，就是为了成就一生功业名声，彻底压过曾国藩！

薛福成认为，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对左宗棠来说，事功重于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反向证明其他人本领都不如自己，是他心中第一驱动力。以“今亮”自期的他，对诸葛亮的理解，似乎止于其“三分天下”之事功，而不及其心术。

咸丰三年二月，左宗棠部占领杭州，他因功加太子少保衔。在此前后，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奏称自己的军队“扫清歙南”。歙南属浙江，左宗棠一读之下，第一反应认为是曾国藩与他争功，移咨曾氏大加讨伐。而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歙南是指歙县南乡，乃是安徽境内，并非与左争功。曾国藩于是“乃复咨调侃之”。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幼天王之争，实际上，也是左宗棠和曾国藩争功。而这种争功方式，在之后的“平捻”之役之后又一次重演。

“平捻”之役由李鸿章主导，左宗棠统帅楚军配合。战事结束后，论功自然推淮军居首。但左宗棠却不服，“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想要抓李鸿章的把柄。捻军平定之标志是其统帅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然而问题是虽然有人见到张宗禹投河，张宗禹的尸体却始终没有捞到。左宗棠因此怀疑张宗禹可能已经逃走，于是故技重演，命令自己的属下悄悄四出搜捕，必以得到张宗禹下落为快。左宗棠的做法触怒了李鸿章，李鸿章致函曾国藩，骂左宗棠是曹操，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而这一次，正当左宗棠下决心挥师入疆作战，准备倾情出演这幕他人生的最后一场大戏之时，东南海疆却战事突起，发生了日本入侵台湾的事。

让左宗棠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林义哲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帮助下，于这场海陆大战当中脱颖而出，不但成了大清朝少有的“文武全才”的“能员”，而台湾之役所加在林义哲身上的光环，竟然有盖过自己的趋势！

左宗棠对海防虽一向关注，但现在他想要进军新疆，成就新的“伟业”，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做出“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战略选择！

第四百三十六章逆流

李鸿章的担心果非多余。清廷早在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海防的条陈交各位督抚详议的同时，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务”，咨请他参加讨论。于是，围绕着“海防”还是“塞防”的问题，清廷中出现了两大阵营，各个政治势力重新组合。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中坚，除了沈葆桢、林义哲、丁日昌、李瀚章等支持者外，还有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内廷中醇亲王奕擐及刑部尚书崇实、刑部左侍郎黄珏、御史余上华等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一时声势颇壮。

而以左宗棠为中坚的“塞防派”，则有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主张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优先解决西北塞防问题，以收“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之功。

左宗棠针对李鸿章关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虑，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阿古柏占据新疆已经七八年了，现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但关陇地区并未受到骚扰，而且以阿古柏的那点军力，能占据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无力进犯关陇，是以李鸿章这么说其实没什么错，但在后世的愤青们看来，这妥妥的是卖国贼的言行），海疆不防，则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者。”主张停塞防之饷，“均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运饷，有不穷困颠蹶者？”

话虽如此，李鸿章事实上也无意放弃新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二，经营。李鸿章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李鸿章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的观点，放置在1875年的中国，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后世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

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日观念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

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宗棠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为了强调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师为题目，恫吓起朝廷来：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非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左宗棠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学士文祥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宗棠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新疆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更应该受到重视呢？

左宗棠——一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却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

“此次海防筹议，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折子反对，反倒是奇怪了。”李鸿章苦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收复新疆，在他左季高来讲，并非极为难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却偏偏说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殊不可解。”

“新疆回逆，不过匪类而已，远不似昔年张格尔叛乱之势大难制，陆路虽遥远，大军出征，不数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粮饷，又借洋债，要行‘缓进急战’之方略，如此旷日持久，需得多少银钱，方能填了这无底之洞？”李鸿章叹道，“如此一来，海防需银便无从着落，真是愁煞人也！”

“大人，除了左季高，那起子台谏，也不得不防。”薛福成提醒李鸿章道。

“昨儿个，不是见了邸抄了么？”李鸿章哼了一声，说道。

正如薛福成所言，另一股逆流经过多日的酝酿和等待，已经耐不住性子的涌流而来。

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

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关于他的昏聩，时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

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

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能做到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便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在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是很大很重的吧？买了它停在哪里呢？再说每艘铁甲船要花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林义哲、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吧。”

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它等于是告诉那些多日恨恨不语的嘴巴：该说的我可带头说了，就看你们的了。

急不可耐的黄体芳涨红着一张卫道的面孔跳了出来，高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需要的绝不是花银子建什么劳什子海军，而是应该像老祖宗定的那样，“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

接着，御史古咏贤的奏折更是充满着谩骂：“造兵轮撤艇船（指旧式水师舰船），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骂丁日昌为卖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对派的奏折内容仅止于此，李鸿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对。他自出道儿以来，就从没有怕过让人背后骂娘。可是很快，他发现他的对手并不简单，他们的言论绕过了建不建海军、怎么建海军的具体问题，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林义哲李鸿章之流建海军，是“以夷变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别看你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忠臣相儿，说不定你还要“挟洋务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拥兵自重，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儿曹操吧？

“制机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争哉？”

第四百三十七章经略大洋

第四百三十七章经略大洋

“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

“敌之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中国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于社稷……”

如此这般的奏折，如同雪片一般飞来，大有将“海防派”一举淹没之势。

尽管清议汹汹，但令李鸿章等人感到欣慰的是，士林这一次难得的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监察御史司马渊在奏折中破例的引用了林义哲《西国圣道考》里的话，认为既然“中西圣道同源”，则“西国之富强”，除了“机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