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357部分

《清宫档案：二月二十日上谕》（第一次海防大筹议）：

“……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都兴阿、沈葆桢、李鹤年、李瀚章、英瀚、林义哲、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睿、刘坤一、丁日昌、王文韶、陈湜，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不许空言塞责！”

《翁同龢日记》：

“……是日至内阁奏事堂会看复奏稿。……海防一事，余亦曾拟一稿，李兰荪尚书以为不妥，又易新稿。……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行，林义哲此议一出，颇有附和者，真是儿戏。……购置铁甲舰一项，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礼邸复奏添设轮船，辅以陆兵，裁撤旧式木船以专养轮船，铁甲船应俟林义哲购到后观其实效，再行续买。筹饷一项，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断不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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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年初的中国政坛可以说相当热闹，在关于海防筹议的上谕下达之后，大臣们上奏的奏折便如同雪片般纷纷而至，而议论的内容也是风生水起，五花八门。

两江总督钦差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沈葆桢，亢声强调“海防为当今第一要务”，力主优先整治海防，兴办海军。

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担心的是朝廷犯“因循姑息”、“凡事扯皮”的老毛病，他特别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与维持，毋望往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终，坚苦贞定，历之永久，而无或稍渝，斯公忠同尽，自强之效，有操券可卜者。”

闽浙总督李鹤年则提醒说：“闻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此弊诚所不免。”

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乃至奉命检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则认为：与其加强海防，还不如“整饬长江防务”，以为“东南久远之计”。

盛京将军都兴阿虽认为筹防应“以水陆兼练为主”，但“尤宜急练陆兵之法”。至于造船，可“先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试造，然后再酌量增添。”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东南沿海的“海防”与西北边疆的“塞防”之间，难置可否，似有更重“塞防”之心。

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却分析说：俄国乃最大的威胁，明确倾向“塞防”，鼓吹用兵新疆。同时，还提出东北地近俄国，应对大清“龙兴之地”的安危加以关注。

千疮百孔的大清国，举目一望，危机四伏，哪儿不是危在旦夕，哪儿不需要好好地整顿，哪儿不要花大把大把的府库银子？

在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和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紧闭书房门窗，为了海防筹议，已经熬了几个通宵。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虽然早年饱读诗书，可连个正式的举人都没弄到手。但他志不在此，而是关心世界、国家的大局，把自己锤炼成了一个明悉时局、洞彻形势、胸中装满治国强国方略的新型知识分子。同治四年，28岁的他给曾国藩上了一道“万言书”，力主“策富强，定经制，消反侧，防外侮，正风俗”，文章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急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而对当时功成名就、声势煊赫的曾国藩，除了匡正规劝，通篇竟没有一个字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薛福成独特的见识和品格，立即受到曾国藩的激赏，马上请他入幕，参赞军机政务，薛福成也被当时人称为“曾门四贤”之一。

其实海防大筹议这一年，39岁的薛福成，刚刚转投李鸿章的幕府。但他的才具见识，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和器重。他那对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在于因循守旧的分析，那中国要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必须“变而后能胜”的主张，那“安知千百年后，中华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机”的设想，以致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考察和对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理想，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纷纷朝议之中，只有李鸿章委托薛福成拟成的奏折最切中要害，它的产生，起到了力排众议的效果。

薛福成作为李鸿章的代言人，他笔下的文字足以让观者的后背渗出细密汗珠：

“……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屈将就。至今年日本兴兵台湾一事，经水陆将士拼力血战，始驱除之……臣于台事初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焉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

接着，他又把议论锋芒指向强调陆上边疆防务的“塞防论”，进一步强调“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为和好之名，阴图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有见效也。”

此后，他的议论便转向了对时政的批评：

“庚申以来，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奋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糜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呈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

这份“重磅炸弹”似的奏折中提出的所谓“变法”，主要是指改革旧式军事制度，建立新式海陆军；所谓“用人”，主要是指培养新式军事、经济人才。他强调“亟练水师”，同意设立北、东、南洋三洋海军，且“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各洋海军均须拥有大型铁甲战舰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同时，他还主张“开源节流”、“效仿西法”，发展民用企业，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采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电报诸事，“榷其有余，养船练兵”。

第四百三十五章所虑者，左季高也

薛福成写好了奏稿，仔细看了两遍，感到确实再无可更易一字，才交给了李鸿章观看。

“叔耘妙笔，果然能尽我心中所想。”李鸿章看完了这篇名为“海防筹议折”的文章，抚掌赞叹起来。

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薛福成遵照李鸿章的设想，构画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既为建军自强制定了方略，又为今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

“来！来！叔耘，咱们两个，喝一杯庆贺一下！”李鸿章高兴地说着，喊过了仆人准备酒食。

李鸿章知道，京城的那些王公贵戚、军机大臣无论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周全的办法！

而薛福成遵从自己的意思，把这篇文章写得浅显明白，通俗易懂，只要是粗通文墨之人，看了都能够明白。

之所以如此，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能让那两位居于深宫当中的女人，能够完全清楚地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为此，并不好饮的他，如何能不得意地“浮一大白”呢？

“呵呵，不知那林鲲宇，会不会写得如此文字。”薛福成笑道。

此时的薛福成，心里很想知道，如果是林义哲来写这样的文章，会不会也是用如此通俗易懂的办法。

“林鲲宇定是也会如此写的，只是他的文笔虽妙，却比不上叔耘这般大巧若拙。”李鸿章笑道。

不多时，仆人送来了一壶暖酒，数碟小茶，一盘点心，李鸿章便招呼薛福成对饮起来。

北京的二锅头香醇味辣，几樽酒入喉，李鸿章便又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他深知，朝内对此当然必有异议。为此，他还给总理衙门中除恭亲王外的另一位实权人物——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私信，称自己“身任其事，未便自匿”，以显示一派忠君报国之心。

他也在猜测，朝中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自己。这“反诘之声”究竟会出自谁的嘴巴呢？

“大人可是在担心，朝中定会有人群相反对？”薛福成放下了酒杯，笑着问道。

“朝中讥议，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心所忧者，在疆而不在枢也。”李鸿章叹了口气，“若是我猜得不错，他是定要反对的。”

“大人所虑者，左季高也。”薛福成听了李鸿章的话，立刻便明白李鸿章所说的这个“他”，是哪一位了。

李鸿章所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奉钦命统带大军于西北边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在薛福成的印象中，自曾国藩、胡林翼故去世后，大清国的干练疆臣中，惟剩左宗棠、李鸿章二人而已。而左宗棠比之于李鸿章，无论是才具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左、李三人，曾并称于世。曾国藩年龄、功业上都是前辈人物，左、李的显达也无不有赖于曾国藩的提携。可是，左宗棠这个人，秉性耿直，性如烈火，而且恃才傲物，心高气大，平日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犯起狠来，儿女亲家、救命恩人郭嵩焘都被他上折子弹劾过，更何谈李鸿章？！

左宗棠狂妄、傲慢、霸道，好以诸葛亮自诩，号称“今亮”或“老亮”，而这一切，也是以他的实绩为基础的。薛福成在心里也承认，不要说“剿发平捻”之功，就以整肃海防而论，左宗棠也称得上是咸丰、同治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物之一。

“轮船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竟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岂稍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来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者，我亦有以应之矣。……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以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当年左宗棠说过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也是相当响亮的。

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进行轮船的制造和近代军事、外交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这个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祥地，在左宗棠“日夜区划，心力交瘁”的筹办下，渐渐发展起来。然而就在福建船政事业正隆的时候，西北的军情中断了左宗棠的事业。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离开东南沿海入陕主持军事。接到谕旨后，他望着正在建设中的马尾船厂，还曾焦虑地对属下说：此次“西行万里，别无系恋，惟此未成，又恐此时不能终局，至为焦急耳！”当他查访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丁忧在家不问政事时，左宗棠立即向朝廷举存沈葆桢，左宗棠当时在举荐沈葆桢的折子里说：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请求朝廷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接替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位“今世诸葛”甚至效仿后汉刘皇叔，不惜“三顾茅庐”，说动了心灰意冷、意兴阑珊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大局。

但谁又能想到，仅仅在几年之后，左宗棠对待船政和沈葆桢的态度，会急转直下呢？

事实上，不光是对船政局，连带中国的海防事业，也同样被左宗棠视为寇仇！

李鸿章已然预料到，在这一次的“海防大筹议”中，左宗棠定是会坚决主张“塞防”，而对“海防”横加议阻！

左宗棠自入陕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目前已任两年。时人评价他的功绩，是“剿捻平回，图军实，筹善后，清吏治，恤民生”。而他本人亦称自己“披旧裘，居毡帐，睡胡床，饮冰卧雪，神劳形瘁”。

关陇新平，左宗棠便又开始为进军新疆做准备。

早在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武装叛乱之机，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