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285部分

狱卒的话好似晴天响了一个霹雳，刘洪满脸都是惊愕之色，手中的银饼掉到了地上，都恍惚未觉，而刘璈更是全身剧震，摇摇欲倒。

“不可能！这不可能！廷寄往返最快也要月余，哪里有这么快！这定是那林义哲想要害我，弄的伪诏乱命！”刘璈面色惨白，突然大叫起来，“左公还未得到消息！左公知道了，定会救我！”

“瞧瞧，刘大人还不相信，呵呵。”狱卒冷笑了一声，“刘大人大概不知道，抚台林大人和制台李大人、福州将军文大人还有船政大臣沈大人一道上的折子，要治您的罪！而且廷寄走的不是驿递，而是船递！”

“船递？”刘璈愣住了。

“呵呵，刘大人只关心风水之学，这西洋的船学炮说就不明白了。”狱卒的口气里充满了鄙夷之意，“船政局造了专门用于传送消息的侦报火轮船，可以日行千里，用于通报紧急军情。这船递要比驿递快上数倍，从福州到京师，走驿递往返要月余，走船递的话，可是几天工夫就到了啊！”

听了狱卒的话，刘璈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一下子瘫倒在了牢房的草地上，两眼一翻，晕厥了过去。

看到刘璈瘫倒，刘洪大惊失色，刚想要上去扶他，却被狱卒阻住了。

“这儿有我们呢！你啊！赶紧回去告诉家里一声，准备后事吧！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狱卒叹道。

刘洪连声称谢，将掉落在地上的银饼拾起，又递到了狱卒手中，这一次狱卒还是拒绝了。他有些不耐烦的摆了摆手，示意刘洪快去给刘璈办理后事。

正如狱卒所言，当刘洪出了府衙大牢，来到街上的时候，历数刘璈罪状和明日于街市正法的官檄，已经贴在了城门上。

当天晚上，刘璈正式得知了自己的死刑判决，此时刘璈尽管已然知道乞命无门，罪无可逃，然而却不肯瞑目待死，整宿都在算自己能否活命。第二天早上，算了一夜的刘璈已然白头，却仍然没有算出个所以然来。

清晨6时许，刘璈上身****，下边穿着灰色布裤，光着脚被卫兵押往刑场，刘璈一路上精神恍惚，口中喃喃有词，不时有什么“生门”、“死门”、“拨水入零堂”、“飞星”之类的怪言怪语。本来在清晨，围观行刑的人不会很多，选择在此时行刑，是为了给他保留一点最后的颜面，但由于他的在日军入侵屠杀百姓时的见死不救行为让台南百姓恨之入骨，天未亮之时，便有无数百姓围在前往刑场的路上，“见囚车至，以鸡子、菜叶等杂物掷之泄愤”。

刘璈并不知道，于清晨时行刑，其实是李鹤年对他的照顾而特意下的命令。

李鹤年的原意，是想要在清晨围观的人不多时行刑，给他保留一份颜面，林义哲知道后，表示可以“以西法枪决，留其全尸，以示朝廷恩典”，李鹤年和文煜及沈葆桢都表示了同意，但消息传出后，台南府的具体执刑人员却提出了抗议（估计是有家属在日军侵台中遇害），坚持要照“大清律”执行斩决，并指出刘璈是大清国的犯官，不是洋人，不可以使用枪决。为了安抚下情，李鹤年和林义哲只好同意了。

执刑开始，刽子手挥起了砍刀，但十分奇怪的是，一连砍下三刀之后，刘璈的头颅方才落地，命归黄泉。“兵丁掣取重刀从事，比刃经三落，身首始分离。”

刘璈被斩决之后，其万贯家产也全都被抄没，家属后来也被尽数流放到了黑龙江。

刘璈被斩首的消息很快便随着邸报传到了各省，接着各地的文人士子和退职退休的官员们也纷纷得了消息。

湖南，长沙，思贤讲舍。

一个发须已然花白约五六十岁的老人，此时正在书舍内看着邸抄，他的书桌上，还有一张张画着西洋军舰的外国报纸。

“想不到他竟然真的奏请朝廷斩了刘璈！此子行事，果然非同常人！老夫的眼力，毕竟不差！”老人看完了邸抄，禁不住大声感叹起来。

这位老人，便是郭嵩焘。

“不但通洋务，识外国之情，竟然还能治军领兵，楼船于海外，战倭船于海中！真个是不世出的奇才！”郭嵩焘又看了一遍抄报上林义哲关于琅峤和东海两次海战的详情，竟然有不忍释手之意。

想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郭嵩焘竟然生出了一丝怅然之意。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仍是“盛世”。也就是在两年前，英国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却被嘉庆皇帝坚拒，因为中国是无所不有的“****上国”，荒蛮之地的“夷狄”只能向“****”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互通有无”。那时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迷梦中，对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谁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凭借船坚炮利打败了堂堂****上国呢！

两次鸦片战争虽然对中国刺激巨大，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

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的儒学教育，走科举功名的道路。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作为“湖湘子弟”，郭嵩焘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当然，他当时不会想到，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也更想不到，他们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和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郭嵩焘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像。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但是命运似乎一定要安排郭焘嵩登上历史舞台。就在回家居丧的这几年，正赶上了太平天国运动。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他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城，郭嵩焘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皇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皇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直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皇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不久，咸丰皇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上自己是皇帝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报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指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曾国藩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使用重典严惩，打击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嵩焘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朋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数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虽然洋务运动正在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但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因为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敢在今年找个借口侵略台湾了！

在刚一听说日本入侵台湾的消息后，郭嵩焘便忧虑万分，因为他在此前在任为官时，便已经见识到了中国沿海各地海防的空虚。而后战事的发展，则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

澎湖水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出后，沿海各地一片震恐，而日舰窜犯东南沿海，大肆捕掠商船，截断海道的传闻，更是让沿海各地一夕数惊，小儿闻倭寇之名而不敢夜啼！

而直到琅峤海战大捷的消息传来，这种惊慌的气氛才得以消失，继而转变成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正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东洋之声时，凤山岛海战的失利和厦门遭日舰炮轰的